文 学 的 回 翔

                                    ——当今文学断想

                                         杨匡汉

上世纪末，当代文学界曾有过如此豪言：“我们只用了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路程”。但真能走向世界的作品却寥若晨星。最近以来，又涌动着中国文学迅速“走出去”、和世界文学“接轨”的激情呼告。我想，在失去了平静之余是否要恢复平静？过去一年里长篇小说三千多部、网络小说铺天盖地的“世界奇迹”，是否就意味着“繁荣”、证实了足可“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所谓的“接轨”，是否存在对西方文学思潮亦步亦趋而被裹挟而行的隐患？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

对于“辉煌”，对于“走向世界”，还是以慎言为好。刚刚出版的2011年3月号《香港文学》上公布了一个统计报告，其中的显示是：2008年到2010年的三年间，美国出版英译汉语文学作品分别为十二、八和九种，共计29种，其中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篇小说仅19种，品种少，销量低，几乎难以进入大众视野。最近三年，在美国出书最多的毕飞宇，各出英译小说两种。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1月11日的排名显示，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二十八万八千五百零二位；《玉米》排在第三十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二位；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位均在六十万名之外。以小说类的三年内新书计，十万位之后的排名，表明其销量是非常低的。余华的《兄弟》也排在第二十万六千五百九十六位，姜戎的《狼图腾》则排到了第八万四千一百八十七位。当然，相对于同行们的其他作品而言，已属非常可观。相反，文学作品版权贸易依然存在着巨大逆差。一些并非一流乃至三四流的英语作家作品，还有转口贸易、曲线进入中国大陆的非英语作家作品，竟然可以轻松跻身中国书业市场上畅销行榜！我们只能“一声叹息”。

我是赞成中国文学要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这种“接轨”，是以民族的自主性、文本的独立性和审美的独特性，发出自己的、也可以引起海内外共鸣的声音；是向全人类的智慧开放，将民族的目光置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大视野中，解读并艺术地呈示人类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和人生话题上；是对当今世界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于“拿来”、“透析”、“审理”以至辩证整合的过程中，真正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建树。多年来对西方文学的追逐，既吸取了相当多的、得之以启迪的资源，却也同时在一定程度、一定层次上，把自己变成了机械的回音壁和搬运工，说不清楚、解决不了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何况，近些年来西方文学的内部机制也出现了枯竭现象。有些过去主张绝对化、片面性、二元对立的批评家，都有所反思，从而呼唤文学的整合、辩正和回归，甚至表示要向东方吸取营养。中国文学艺术最精粹的元素，更需要得到理论的阐释和细致的开掘，有唐山在，有珍珠在，理应显露自己原有的光芒。这样，我们面向世界，同时自然要反思自身。

在我看来，“走出去”也好，“接轨”也罢，不能像搞经济那样运用“多快好省”的谋略。文学毕竟与经济不同。经济求物质财富之增幅，文学求精神财富之丰沛；经济求快速效益，故而往往急功近利，文学求润物无声，故而需要“十年面壁”；经济在“一体化”中以“接轨”为硬指标，文学在“多元化”中以“自立”显软实力；经济的发展多有表层文化的元素，文学的复兴则是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合二为一的价值认同。在这里我无意忽视经济学，而是说，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能否“走出去”与世界“接轨”，绝非粗糙地搞几个“工程”、搞几次“图博”、搞几场“文学大宴”可以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要看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否具备中国的文化独特性，是否具备作家应有的智性与学养，是否具有非凡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否以高尚的精神价值具有文学流通的国际性。

这样，与其热热闹闹地呼告迅速“走出去”与世界“接轨”，不如静心清阔地反求诸已，反思自己的内功修炼，反思哪些盲目性和偏狭性局限了“走出去”的可能，反思我们的审美目光和人类共同性、文化先进性存在何种距离。公正地说，尽管受商业的诱惑和权力的裹挟，中国当代文学目前整体上仍处于一定的高地延伸着而没有多少下滑，但从严格的意义和更高的要求上去看，“走出去”很难急于求成。回到原点，还是要寻求“变”中那些“不变”的东西，即对文学本体应有的尊重与回流。

在这里，我原意用“回翔”的词语，来叙说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深衷期待。

所谓“回翔”，是一种盘旋地飞的文学姿态。它不是线性式进化，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它不依量化为准，而以气象雄沛为绳墨；它不以世俗角色为荣，而以价值创造为见证。这将是缓慢的、却又持续地飞翔的过程。此一“回翔”，我以为须有以下四个“回”，作为必要的条件。

其一，对自然的回归。

自然是风雨博施、自在怡然的大存在，有不言、定法、成理的“天地大美”。大自然以遍列环宇的至爱为我们提供了创造的源泉，有时也以某种自然力化壮阔为可怖。没有人愿意以天灾的悲痛的方式进入历史与现实，但“汶川”、“玉树”、“舟曲”，乃至“福岛”，以天摇地动的方式让世人记住了它们。自然的暴戾难以抗拒。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和其它生命一样都是大自然的造物。恩格斯早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518页）人在自然中可以得到慰藉与栖居。对待自然的态度，人性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同样区分出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东西，也检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有人问宇航员杨利伟在天上的感觉，他的回答是：“我感到人是多么伟大，人又是多么渺小。”连地球也不过是苍穹间一个颗粒，我们每个人更是很小很小的生命。所以，在宇宙面前，“敬畏”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必须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这一点，中国古代贤哲似乎比我们还明白。《中庸》就明示要平等对待人与物的关系，甚至把“尽物之性”放在“尽人之性”之上。荀子说得更直接：“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所以，“道法自然”应成为我们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基础，美好的生活方式，该是基于生态良知的物我共生的境界，就像朱熹说的“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为人生的文学，也就天然地要对“天——地——人”间的一切，有一种大悲悯、大仁爱的情怀，我们没有理由不回归由山水作证的尊重，不回归生命价值的本真，不回归人类智慧的童年。

其二，对心灵的回声。

文学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但文学的深度，取决于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状态与精神状态。中国当下的作家作品，写了许多“乡村爱情”，许多“都市神话”，许多“人生传奇”，许多“英雄业绩”，许多“民族疾苦”，故事是曲折了，感叹是繁复了，但就是缺少那么一种灵魂的拷问，灵魂的论辩，以及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回声。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把浓郁深至的性情投进了灵魂的深渊，有对生命意义的大悲悯、大叩问，才有“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大彻大悟。陀斯妥也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一面礼赞上帝，一面又批判上帝，两两相对皆动人心扉的声音，传达的是灵魂的二律背反——灵魂的悖论与博弈，由此也更显出鲁迅所说的“灵魂的深”来。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是矢志“用心灵孕育一部死后当枕头的书”。文学史反复证明，优秀的作品是怜悯心和残忍心的代言人，是重新审理人类生存法则与拷打灵魂的法官。因此，只有切入内心、展示灵魂，而不是流于切入身体（乃至限于“下半身”），才真正符合生活的逻辑和心灵的逻辑。

其三，对古典的回响。

我们都是传统的子孙。我们也都是经典作品的受众和传人。不能动辄以“从零开始”、“填补空白”自诩——在人文领域是不可能的事情。且不说当年“批孔”的鲁迅，骨子里有着“为民请命”、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格；也不说主张以“欧化”根治“中国之病”的林语堂，特别崇拜天真淳朴的苏轼，崇尚“富有赤心为民的精神”，即以当代而论，白先勇在《台北人》扉页上引录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汪曾祺自认是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里长大的，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写出了“仁义”传统在灾难岁中延伸的顽强生命力，宗璞在《三生石》中疗救心灵创伤的良方是庄子的“坐忘”，刘心武坦承自己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是向曹雪芹“偷艺”的一个成果，灰娃的诗作《山鬼故家》也有屈原《山鬼》的身影、、、、、、对传统的回望，对古典的回响，对先祖大朴无华、宁静致远的足音的回旋，可以滋养当代文学，起码在物欲膨胀之时不至于吞噬我们质朴的灵魂，也只有木铎传薪，才能使我们站在前贤的肩膀上坚实地前行。

其四，对美感的回应。

对当代文学而言，艺术上其实无所谓新和旧，而只有好和坏、精致和粗劣的区别。从生活到艺术，“源于”和“高于”之间有个中介，就是美感。现实生活中，最丑恶的是社会与人心的异化。但越是沦丧的时刻，越要保持心中的美，保持美的感性直觉和悟性表达———这是文学最需要的元素。审美问题或许太抽象，但它在传达意识到的内容和构建读者群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杰出的诗文，并非凭假、大、空而“诗”而“文”，往往是文化诗学、灵性诗学、悟性诗学的呈现，那些思想与认知，都以意象、意念、意境以及“一以当十”的精言妙语、优雅笔调或“草蛇灰线”的手法，酿成杯杯美酒，亦如同盐化入水地无痕有味。可惜的是现在有一些作品，既把精神内涵窄化为时政内涵，也把审美话语用理念话语去取代，还用大量“注水猪肉”般的文字吞没了汉语固有的魅力与美感。由于审美形式的匮乏，思想难以化作生命血液，艺术上也显出均质化、类型化、粗卑化和无深度的扁平化。而名家之所以是名家，往往是他善于把自己的体验、感受转化为精妙绝伦的审美形式，以审美化对生活做出回应。

由“回归”、“回声”、“回响”、“回应”合成了文学回翔的四重奏。文学之法是“无法之法”，却也像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回翔将会使我们再次以负重的写作取代轻佻的写作，以中国经验与元素的复合取代非驴非马的自我丧失，再次坦然仰望文学时空中的星云，更鲜亮，更绚璨，永葆那种有中国文化色泽的高华之美。我们有焦虑，有忧患，有困惑，但只要艰毅地践行，文学总是有希望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