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现代的文艺美学

—— 评刑建昌、姜文振的《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

苗雨时

美学，属于哲学与艺术学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它是艺术哲学，或哲学艺术学。文艺美学，就是文艺哲学，主要研究文艺创作中的一系列基本观念和根本规律。探讨建设中国今天的文艺美学，如果从艺术的人类价值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论的视点来切入，那么“现代性”就是一个不容回避而且具有本体意义的命题。

中国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其前提是关于美学学科本性的审思，即把美学定位为人文学科，强调美学的人文本体性。而它本身，不仅是中国文艺发展所推动的文艺理论研究哲学思考的深化，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人文理想和人文精神建设的现实需要和时代吁求。然而，当今哲学文化的历史语境却有着矛盾、多样而又纷纭的深刻的复杂性。因此，建构中国的现代文艺美学，就面临着诸多的难题和困惑。而邢建昌、姜文振二先生的专著《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的出版，正是迎接了这种巨大的挑战而取得的学术成果。这也正可见出他们的理论锐气、胆识和较为深厚的学识功底。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文艺的发展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生态葱郁而繁杂。特别是在东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汇中，由于“神性”的消隐和他者的进入，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各种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在我国十几年的文艺发展中，几乎此起彼伏如轮转地上演了一遍。然而中国文艺毕竟是本土的、东方的，它在汲取、借鉴异域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消弥自己民族的根基和特质，也不可脱离中国现实的历史土壤。但是在对接与融汇中所形成的文化晕眩，却一时间笼罩了学术界。理论喧嚣与理论失语，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这种情势下，邢建昌、姜文振二先生，作为文艺美学年轻的学者，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一道，带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在跨文化格局的美学比较中，开始走向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他们筑居于中国的大地，在与现实对话性的关联中寻找理论的生长点，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出发，去探求文艺美学本体论的依据和话语生成的内在机制。文艺美学的理论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介入当代人生存的文化语境，在省察与叩向中，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以现代性的建构作为自身理论整体性发展的一种精神维度。这种开创性的学理研究，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其实，中国文艺美学的现代化趋向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几乎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步。其实现了两次现代性转型：第一次转型，由清末学者王国维开启，中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由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转移，文艺美学的现代性研究流于萎顿；第二次转型，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是继第一次转型之后的又一次更为切近本质的转型。主要表现为随着文艺创作潮流的不断涌动，文艺主体性观念的确立和文艺研究方法论的空前变革，这就为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一种历史必然的哲学文化语境。邢、姜二先生的这部著作不仅有对中国文艺美学的百年考察和理论透视，更结合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美学建设的特殊背景，在确立美学的人文性的前提下，对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建构中的本土特征，进行了开拓性的学理探讨和思考。而这正是这部著作的重心和关键所在。

什么是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品格？从文艺的社会本质论的角度来观照，它是社会现代性的折射和反映。而社会现代性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的社会，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等原则”（钟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但是，文艺美学的现代性并不是社会现代性的简单翻版。而是如该书所揭示和界定的：它“应该理解为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以合乎美学本性的方式在文艺美学理论形态上的呈现。文艺美学人文品格的确立、精神向度的开启、从他律向自律的位移、科学性和自主性的追求、对话意识的自觉以及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品格等，都是转型中的中国文艺美学现代性应有的内涵。”

然而，文艺美学现代性活语的创建，在当今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却显得十分的复杂与繁难。因为这种文化历史语境是由各种哲学文化思潮、文艺流派冲腾、激荡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漩涡，面对它们的矛盾、交融、重叠、错位……，文艺美学理论工作者就有着一个重新选择、剔除、调节和定位的问题。这一历史课题的解决，需要在跨文化的格局中进行美学比较，需要坚持在现实历史要求的“绝对命令”制约下的本土意识，需要以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对一切文艺观念、创作原则，加以逐一地检验和审视。中国大地是一块无法用任何单一的话语所宰割的土地。中国文艺美学，必须“走向拥有精神的多元并建立了本体间话语的沟通和对话机制的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现代文艺美学”。“它是个体化的，却又表达了对这个社会的道义和责任；它是多元的，但多元之间并不是独白独语，各行其是，而是多元互动，在对话之中走向整合与创造；……它是本土的，但又迎会吐纳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

这里特别需要解决一个历史悖论：我们还俳徊在现代性追求的门槛之外，而西方已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却席卷而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激情冲荡地解构现代性的逻辑和规范。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份过早的礼物，我们在吸纳它的同时，也不免多了一些由于语境错位所带来的尴尬。因此，我们应以解决中国问题的焦虑来看待后现代主义。既注重它的批判精神，颠覆、解构一切的勇气，用来对付我们传统文化和虚假意识形态中那些过时的和虚假的东西，又不能在中国话语失禁、学术失范、价值迷乱的情况下，一味标榜“怎么都行”的后现代式的言说方式，消解一切人文精神。我们必须把它置了中国特定的历史、现实与文化语境之中，找到对它进行理论透视的历史依托，从而超越后现代文化逻辑，把它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因素，纳入我们呼吸着中国大地气息的现代性文艺美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