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隐秘花序和精神构造的探询

——读苗雨时《临风绽放的玫瑰——网络时代女诗人论》

霍俊明

苗雨时先生是我的前辈、师长，又是同乡，为其新著《临风绽放的玫瑰——网络时代女诗人论》作序实在愧不敢当。这篇短文，权当是我对其诗歌研究的零碎阅读观感与精神致敬。

平心而论，苗雨时先生是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批评群体中不多见的常青树。实际上从文学的产生之日起，文学批评就遭受到了反复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批评家就是寄生的一种动物，是一种毫无创造性的应和者。包括布罗茨基也对文学评论的角色提出了善意的批评。确实，当我们看看当下的批评家的作为，再看看布罗茨基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诗歌批评家所作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时候，对批评家类于“罗盘”角色的疑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还有一句更残酷的话令那些批评家们有无形的挫败感——乔治·斯坦纳说过“文学批评是短命的行业”。如果批评家没有发现能力、命名能力、自省能力和挑战能力，批评家的“批评”就会无效而“短命”。而更重要的是批评家的“细读”能力和“还原”能力。思想性和精神性的缺失最终关乎的正是“文学性”“人性”和写作者的本心。而就苗雨时而言，这棵罕见的蓊郁、苍劲的诗坛常青树，不只是与其自然年轮有关，更关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几十年间他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诗的波澜进程，而且以其理性、感情、敏锐和精准对几十年的诗歌状貌和纷纭复杂的现象进行了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历史梳理。他能够始终坚持批评家的本分和本心，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在研究方法和独立判断上均做出了难得的贡献。质言之，苗雨时先生的诗歌研究不仅体现了当代性（强烈的现场意识和批评家的介入能力与及物精神）、历史性，而且体现了持续性和创造性。当代性使得诗歌现场和诗歌现场充满了变动、龃龉和未完成性，这要求研究者在具备现场追踪热情（热望）的同时还必须持有理性、思辨、冷静和审慎的态度，反之则容易被现场的即时性黑洞吸附进去。而对于诗歌批评家来说持续性和创造性的难度更大，苗雨时则一直在追踪、考察和辨析当代诗歌的外在巨变与文本的内在结构和文体边界，且能够持续四十年的时间则实属罕见。很多诗歌研究者往往只是专注于个人喜好的一块天地，时间长了之后就容易捉襟见肘且难以为继。众所周知，诗歌研究需要批评者不仅要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学理知识，还要具备特殊的诗学才能，所谓“诗有别才”是也。也就是说诗评家（诗论家）一定要具有对诗歌超常而又细微的感受触角，具有极强的语言感受能力，具有会心的内在经验的积淀，具有对不同风格文本纹理的擦拭能力。显然，这都是苗雨时先生所具备的，他的诗歌研究和批评体现了才、胆、识、力的综合才能，更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人文立场、精神追求与思想旨归。诗与酒相生相伴，而诗论家与酒的关系则微妙而生动地体现了其性格和为人体征。我想到当年陈超老师对苗雨时“酒风”的生动描述，这实际上是苗雨时的人格魅力、为人之道、性情品质和生命意志的绝好象征，“记得1985年，我在一个诗会上第一次见到苗雨时，他的洒脱酒风就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来者不拒，襟怀坦荡，主动出击，开怀豪饮，且尽欢而不散——因为，每场大酒的最后他都要再拉住几位心意相投的青年诗人继续喝，每次最末一个离开酒桌的总是他。这种做派，历20年而不辍，令我们几个晚生啧啧称奇。每观酒风，想其性情，生活中的苗先生也是一个融激情与诚朴、敏锐和执着于一身的人。”（陈超《创构现代性的诗学话语》）

每一个时代的性别抒写、审美体验、存在境遇与身份想象都与动态的文学场域有关。具体到这本新著《临风绽放的玫瑰——网络时代女诗人论》——这只是苗雨时创构“现代性的诗学话语”（陈超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苗雨时先生将女诗人的研究放置在了网络时代的背景之下来予以综合考量的。这体现了他与时俱进的精敏和思辨意识，近年来他对网络空间多变的诗歌形态一直都在深切关注，比如他立足于自己的博客对网络诗歌研究的专著《雨时博客》。陈超先生曾经指认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已经进入了空前低回的“疲惫期”，而在此批评境遇下像苗雨时这样的老而弥坚的批评家还能够及时跟进且有所新见实属难得。需要强调的是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在看似极大的提供了写作自由和开放的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无形中设置了天鹅绒一般的监狱。漂亮的、华丽的、温暖的、可人的包裹之下的个体和“发声者”实则限囿其中，个人的乌托邦想象和修辞、言说方式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形甚至变质。当政治乌托邦解体，个人乌托邦的想象、性别冲动和话语方式似乎在网络上找到了土壤和环境，似乎个人的一己世界成了最大的自由和现实，但是这种个人化的乌托邦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一定程度上与网络和链接尤其是与大众阅读、娱乐消费紧密联系甚至胶着在一起的女性诗歌成了消费时代、娱乐时代取悦读者的“共谋者”。苗雨时就意识到网络时代与女性诗歌的互动关系还不只是媒介革命和传播渠道，而是与女性诗歌的内在生成、外部文化环境、整体生态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二者利弊同在、交互共生。而女性诗歌的新变，比如女性主体意识、精神能力、语言新变、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等，都需要研究者对此做出回答和回应。苗雨时先生正是从此出发，对女性诗歌的现象、历史谱系的变化、文化语境、个案文本都做出了深入应答。女性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历史化和寓言化的文本成为灵魂档案，也是一份关于社会、历史与个体的白皮书。具而言之，由这本新著——诗人论、现象论、文本论，苗雨时所建立的“现代解诗学”“符号诗学”“现代性诗学”既是对当下女性诗歌的个案辨析和整体研究，又融合了他以往独特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比如修辞学和历史学融合的批评视角，现象学和本体论的彼此支撑，超强的文本解读能力等等。苗雨时除了将女性诗歌置放在网络语境之下进行美学特征的辨析、厘清之外，还将其放在历史装置之中进行共时性的衡估，体现了诗歌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深层结构。这种批评话语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实有的又是想象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女性写诗有着巨大难度，甚至在特殊的时期女性写诗不亚于一场残酷的战争，“你将要进行一场战斗，以便证明在你丰满健康的身体内存在着一种呼喊着要求被人们听到的才智……对你来说，要把这种情况大声讲出来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你会经常吃亏，几乎总是吃亏。但你却不敢失去勇气。”（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对于女性写作而言，她们更需要的与其说是一个“阁楼”，还不如说她们更需要一个洞穴或暗道。尽管当今女性的生存和想象空间已经足够宽广，但是她们更为精细、幽深的观察、自忖和叹息也更需要一个并不一定为人所知的一个空间。苗雨时对从伊蕾开始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到当下网络平台的年轻女性写作群体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敏锐地注意到了不同时期、时空区隔、文化情势中女性诗歌的新变和衍生，比如早期的过于对抗性和封闭性的女性欲望和身体叙事在此后得到的拨正。他指认女性诗歌经历了创作觉醒期（倾诉期）、自觉期和成熟期的几个阶段，注意到从人文主义（女性自我的启蒙）、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日常主义的历史衍化，强调了对美学文本、文化文本、性别文本、历史文本的综合考量。他对女性诗人个体的研究并不是碎片化和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呼应，从而具有了内在的研究结构和历史谱系的特征。比如对伊蕾不同时期的诗歌评价，实则准确地揭示了女性写作整体性的变化、分蘖和发展，“如果说她前期诗歌是呼应着新时期诗歌界整体的‘人本主义’思潮的话，那么后期则是感应着20世纪以降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浪潮的写作。诗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书写女性的命运，自觉体验着女性经验的特殊性，高扬了女性主体意识”（《永不熄灭的女性的爱的火焰》）。女性诗歌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狂躁的性别风暴和权力话语景观之后，近年来的女性诗歌写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视阈和姿态更为宽广、更为繁复、更为多元的发展趋向。苗雨时正是从女性自我人格、情爱观、性别关系、主体意识、身份建构、生存处境、社会文化的多元融合的视角对女性诗歌的复杂性新变做出了有力揭示。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晚近时期女性诗歌与日常经验、生存境遇的对话能力的提升值得引起关注。确实，近年来女性诗歌的日常诗学倾向愈益普遍。晚近时期女性诗歌的写作背景大体是具体化的、日常化的、个人化的、即时性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是诗人耽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而恰恰应该是女性诗人努力在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惯性、眩晕与茫然。这些诗作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属于日常叙事的一类，但是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和浓重的生存况味。苗雨时就注意到其中一部分诗歌描摹了生活场景的细节和隐秘细微的心理图景，并且这种言说方式和场景设置恰恰在于通过生活的描摹又偏离和超越了日常的轨迹，从而带有想象和提升的高度，也带来了阅读的深度。而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情调、小思想的心灵鸡汤式的角色，而应该是有意识地在文本中尽可能地拓展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时代寓言。

由于地缘文化的关系——多年来苗雨时一直对河北诗歌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比如《燕赵诗人论稿》《河北当代诗歌史》），苗雨时尤其是对河北的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女性诗人进行了整体扫描与个案调查，比如伊蕾、杨如雪、李南、赵丽华、胡茗茗、王秀云、唐小米、胡玥、薛梅、施施然、青小衣、红莲、白兰、秋子、幽燕、张秀玲、梧桐雨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诗歌的复杂性，带有两面甚至多面性。这体现为冰的铁与热的火重叠、平静的绵思和火辣的自白交替、安静的自语和热烈的追问相融，朴质的捕捉和肆意狂放的想象榫合。有的是坚执甚至某种偏激程度上的“杜拉斯”，有的则又有着温柔的母性情怀。这种尖锐和宽怀的交织使得女性诗歌看似波澜不惊实则蕴含了火山和冰川的心灵地理。苗雨时既能够探幽烛微又能够大而化之地进行历史定位和综合分析。苗雨时既知人论世又尊重文本的独立性，不仅体现了强烈的时间意识而且从乡村文化、城市（都市）文化、异域文化的动态空间结构出发，在时空的交叉地带凸显了女性诗歌特殊的本相。比如苗雨时对薛梅诗歌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描述就具有代表性，“薛梅出生在河北木兰围场的一个小镇上。那里是燕山山脉和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带。她从小耽于冥想和倾听的天赋，使她生命感受的空间极为高远和深阔，这些后来都被她纳入了诗歌。”（《薛梅——一个学院派女诗人》）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苗雨时先生的诗歌研究并不是“老套的”“过时的”“传统的”“固化的”，而是能够与时俱进地运用多种学科的批评方法，尤其是对女性诗歌的先锋精神和实验意识予以了深入考察和揭示。在批评主体自身建构的自觉意识上苗雨时也是一个代表，这对经历了新旧时代交替的批评家的个人才能才说至关重要。只有如此方能不断取长补短，对此陈超先生有过极其精准的评价，“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不断粉碎自己那种传统思维中的惰性，那种精神内核中愚顽的、工具式的人格因素。所以，我读着他这10年来的诗论文章，看到的始终是一个不断给自己的精神进行放血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批评体现了“唯新论”的强大倾向，即认为凡是新的东西就是好的，凡是新的尝试都有意义，凡是新的理论都有建设性，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新”有很大一部分是遮人耳目、虚张声势而毫无有效性可言的，苗雨时就精敏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有力批评，“在流行艺术中，时尚是支配诗人操作的主要动因。我们很容易为某种诗潮归类，这也许表明了理论的幼稚和哗众取宠；但另一个原因是，这些流行诗自身缺乏个性，诗人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艺术信念，难免左右从风低昂随流。”苗雨时的女性诗歌研究是立体和历史化的——比如注意到人性、女性、神性和社会性的互动关系，从诗歌与历史、哲学、社会、文化、音乐、宗教、绘画的关系互动上，从自然时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民族文化的精神坐标的角度，从女性主体建构、艺术建构和文化建构的角度，从灵魂独白和底层关怀的立场，从青春期写作、中年写作和日常写作的精神状态出发，蔚为壮观地将女性诗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级。与此同时，他对诗歌文本内在的秘密以及诗歌本体的结构进行了颇为精准的剖析，无论是对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无论是对口语诗还是意象诗，无论是小诗短章还是长诗、史诗，无论是主情的诗还是主智的诗，无论是传统的诗还是先锋的诗，苗雨时都得心应手地予以把脉和勘察。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苗雨时先生几十年来的诗歌研究已经逐渐累积起了属于他自己的特异的精神肖像与批评风貌。他治学的持续性、批评性、精敏性、独特性、发现性和独立性的品格在时时共振。对于女性诗歌研究来说，他对隐秘花序和精神谱系的探询自成一格、别开生面。我希望这棵诗歌批评的常青树继续生长，向下一个诗歌地带的隐秘花序和精神世界继续开掘、拓殖。

                                                     2018年，夏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诗集、理论著作等十余部，曾获《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后天”双年奖批评奖、《星星》年度批评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