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生成视角看诗的“现代性”

——在“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徐州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唐晓渡

最初让我讲的题目是“诗歌场域中现代性和乡土的博弈”，应下时也没太在意；但稍稍凝神一想，就发现有问题。一是相对的两项似乎有点不对称；二是虽以“博弈”规约了二者的动态关系，但前提显然还是某种僵硬的二元对立（若求对称，将“乡土”置换为“本土”，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前后两项都被事先设置了特定的内涵、身份和角色，再怎么博弈也像是某种木偶表演。如此设定初时或可方便讨论，却也隐藏着把诗越论越小，以致走向反面的危险。当代诗歌四十年来历经其复苏期、拓展期，如今早已进入了丰产期；那么，我们是否也应换一种更相匹配的话语方式，以更贴切地讨论诗歌本身的问题呢？恰好主办方也给了我自由处置的权力，这样，我就截取原题目的前一半，集中说几句有关诗歌场域中现代性问题的想法。

有关“现代性”的研究和争论由来已久，相关的文章、专著已然汗牛充栋，本人也曾多次不揣浅陋，参与献芹。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和热情，固然表明了它的重要，它的无可回避以至某种强制性，但也表明它始终是个问题，再多的定义和结论也无济于事。

当然，这丝毫也不妨碍其中的一些洞见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前提是同样不要忘记把它们放进现象学意义上的括号。比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这句断语：

“现代性反叛传统的标准化机制。现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标准的东西的经验。”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判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被视为辨识和认知现代性的出发点。不过，相比之下，墨西哥诗人/思想家奥.帕斯的如下观点似乎更值得关注：

“现代性，以批判为基础，自然分泌出对自身的批判。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最生动的表现之一。”

     这里帕斯不仅从逻辑上揭示了两种现代性，即社会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分野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从根本点破了诗歌现代性的本质。据此可以认为，现代诗存在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执行现代性自我批判的使命。

作为长期关注现代性问题的诗歌工作者，我愿借此再次向伟大的帕斯致敬。我曾说过，在此一问题上我从他有限的论述那里获得的教益，比另一些大部头的著作加起来还要多。比如“现代性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字眼”的观点；比如“现代性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个族系，一个家族。它分散在几个大陆……作为一种传统而不是作为学说，它才得以存在和发生变化，并且具有了多样性”的观点；而说得更恳切，并随着一个人的阅历渐深而越益显示出其澄明的真理性的，是他的另一段“夫子自道”：

“在寻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

“真理性”自也意味着普适性；而普适性，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某种共通的隐痛。我相信来自“后发”国族的诗人们更能从中辨认出这种隐痛。对现代性的追寻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感受、认知事物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带来了众多革命性的变化和生长，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冲突、迷乱，和令人尴尬的困境。所谓“后发”国族的诗人们在这方面尤甚。美国学者史蒂芬.欧文曾在谈论“何谓世界诗歌”时洋洋自得于“美国诗人得天独厚”；瑞典汉学家约尼尔曾把中国现代诗比作“一辆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类似言论中不言而喻的文化优越感乃至某种殖民式的傲慢，恰恰对称于我们在现代性问题上敏感于“原生”和“次生”的集体无意识，并和诸如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落后/先进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互为投影，构成了长期影响我们相关认知的迷障。我们不得不反复应答这横亘在前进道途上的司芬克斯。困难不在于是将现代性视为一份“来自西方的礼物”（印度哲学家南迪语）抑或挑战，而在于如何将所有这些连皮带骨地消化掉，以成就我们一时贫血、营养失衡的诗歌主体，而不是那些围绕它临时搭建的理论“脚手架”（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语）。由此，同样是出自所谓“后发”的视角，在我看来只有像帕斯所说的那样，“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才算真正勘破了“现代性”的秘密。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社会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同构异质”的辩证关系，而且直接打破乃至取消了这一问题上包括“原生”和“次生”在内的诸多二元对立，使种种因“心智殖民”而导致的矮人一头，唯恐“落后”的疑惧和焦虑再无容身之地；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性“变之潮流”持续加速度的情势下，基于诗所独有的时空观，再次申明了诗之所以作为诗、成为诗的不变自性。

当然，“原地”在这里所指陈的，远不止是某一人文地理坐标。说“回到原地”，首先就是说回到诗寻求创造的本性，回到母语诗歌和每一个诗人所面临的特定“问题情境”，回到构成这一情境的种种矛盾冲突，并在内外博弈和自我生成中坚持发出诗无可替代的声音。那是回荡在变革和信守之间、意识形态喧嚣和大众媒介闹腾之上的“另一个声音”，是激情与幻觉的声音，是打通记忆和遗忘，使曾经、正在和即将到来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结为一体的声音，是既属于古代又属于当下即刻，无所谓日期的声音。就此而言，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而不只是局限于特定题材、思想或意绪的反现代的声音，因为“它们不仅比历史变化更古老而且后者无法渗透”。同样就此而言，“反现代”不仅从来就是诗之“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正是它的本义。

过去三年中我们一直在纪念新诗一百周年。这与其说是一种因界定日期的标尺不同而导致的混乱，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一场不得不超出常规，一再延宕的内心仪式。回顾新诗百年的历程，反思中国“问题情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会有一种乘过山车式的晕眩感。这种晕眩感既来自急速切换的历史变化，也来自过于复杂且落差巨大，最终悲/喜剧混合不分的心情转换。五四以来的几代诗人都置身其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试图做出各自的应对，其中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后来者作为遗产简单地继承或抛弃。时至今日我们应能看得足够清楚：新诗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更多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新诗如何接受和消化西方种种现代思潮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诗歌写作如何据其创造的本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博弈及其造成的常变常新的历史语境中，包括其致命的悖谬中，不断“成为现代”并发现自身的问题。在此上下文中不妨说它既是诗人们头顶的星空，也是他内心的道德律，它不倦地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方式启示我们紧紧抓住并全力拓展那些鲜活的原发经验和动机，那些瞬间呈现的真实和正义。它的教导和规训始终如一，那就是：专注于生命个体的自由创造，专注于母语诗歌敞向可能性的自我生成，而永恒的现代性自在其中。

现代性作为当代诗歌复兴的问题情境，其自我生成的意涵较之此前远为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对称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前现代/反现代（现在还要加上后现代）混合共生的结构性矛盾冲突及其加速度的演变，又对称于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语境中外来影响的时空错位，包括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对称于我们基于新的多元格局对新诗历程，包括其与古典传统关系的反思。所有这些作为当代诗歌的图像和声音之源，其在彼此投射、牴牾或呼应中形成的叠映和交响，本身就具有“异质混成”的性质。由此，我们更应该着力探讨的，或许是更能反映当代汉语诗歌特质的某种“复合的现代性”。自世纪初读到中译版《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以后，这一概念就不时地在我脑海中翻滚。当然，卡林内斯库在考察这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后现代主义）时，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历时性的原则，而明眼人却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在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共时呈现，更不必说这五副面孔又与更多的面孔纠缠在一起。这一特征不仅适切于某种总体判断，同样适切于对个别诗人及其文本的分析，尤其是那些写作更具综合性，作品容纳了多重声音的诗人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