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之一)

 最近，唐朝寄来了他新出版的诗集《天高水长》。打开诗集翻阅，便见一个河南汉子风尘仆仆地迎面而来，他行色匆匆地行走在中原大地上。面对天高水长的寥阔时空，他哼着黄河民歌，仰望长天渺渺，俯视厚土沉沉，随岁月流逝而吟，伴心绪飘落而叹，穿越一层层迷雾，跨过一道道沟坎，探索着，追寻着，反思着，叩问着，一步一步厘清了精神方向，实现了现代人生存因境的突围，以个体生命的本真和担当，拥抱了人生美好的“绿色”和“阳光”……

这就是诗人自我主体的抒情形象。他置身天地之间，把心灵向世界万象敞开，让世界万象聚集内心，使外宇宙与内宇宙对应、旋转，在主观与客观的碰撞中，激发出无尽的创作灵感。正是这灵感的火花，点燃了他诗歌的薪火，照亮了他漫长的生命行踪和逶迤的路边风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最初的文明。“黄河谣”，吟唱的是我们民族的起源和不断演化的民族精神。它的音调，携带着历史的情韵，在“黄河纤夫”的绳索上，在“船上人家”的桨橹旁，悠悠传唱，萦绕在“黄河母亲”的心中，弥漫在“黄河少年”的头顶，从白天到夜晚，直唱到“黄河落日”，“渔火”点点。夕阳如“黄河之吻/生动了生活和梦想/执着和希望/染红两岸的苍凉”，成就一个永恒的意象。这意象宏阔、雄浑，昭示了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传统，史绩，情结，意志，生命的力和美……

                             ——《天高水长的生命之旅》

    陈亮被评为“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农民诗人”四个字，有其深湛的意涵。既然是“农民”，就有别于其它的身份。陈亮在42岁以前一直没离开过家乡和土地，春种秋收，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与泥土打交道的农耕生活。既然名为“诗人”，就应该有独特的原创性。正是这两点，决定了陈亮的诗不同于现今诗坛一般的“乡土诗”。它即不是外来者的休闲度假、流连光景，也不是出走者回望的迷茫的乡愁。陈亮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扎根于祖辈生息的土地，承载着农耕文明在脚下的现代演化，他长期置身农村的生活现场，亲身经历了乡村滞重而又不得不裂变的震动。在此种生存境下，由心灵感应而成的诗，就葆有三大构成要素：创作主体是农民，表现场域是乡村，意蕴根基是土地。诗人以自身农民的身份，立足于他生长的特定农村，写土地上的春秋轮替、风俗人情、生老病死。他把自己所在村庄作为一细胞，来揭示中国农耕文明的基因与脱变。

                          ——《 一个农民诗人的精神品格和艺术风神》  

《吉祥的村庄》是韩文戈一系列组诗的总题目，这个题目，如果不它当作一种浅俗的个别性的风景画，而是放在辽阔、悠远的时空坐标中，那么它所面对的将是我们民族黄土地上几千年存在的事实。所以。写起来就很难，单纯的灵感冲动，在如此广袤的背景里必然会被淹没，因而显得软弱无力。于是，诗人选择了穿透性极强的直觉与理性相结合的领悟，沿着这道桥梁，他走进了农耕文化的深处，去翻阅一部精神史册。在那里，农业以及和农业有关的场景和故事，成了诗的图腾，明朗而清晰。

因此，他对乡村的咏唱，就不是浅层次的，但是，如果把时间作为人类生活的空间来看，那么在这方农人的眼里，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千百岁月，它照耀着土地、植物和爱情。虽然曾有秦皇汉武，烽烟瀚月，但农人们一如既往，靠水而居，泽土而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他们恒常的节奏。早在农耕时代，人们就认识了土地对生存的重要性;“地能生养至极” “万物资地而生”(《周易·坤·正义》)。因而，产生了对土地的依赖性。可见人们对土地由依赖而崇拜，而神化，是来自他们体内流淌的血液的暗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意识。正如韩文戈《乡村的忧伤》中那只精灵的鸟，它啼叫在村庄的周围，啼叫于烟雨岁月、春种秋收，啼叫于待嫁姑娘的情梦里、乡间路上的歌谣中。它无形，却无时不在。对土地的依赖、依恋，不仅是农民，而是整个人类的不可擅离的永恒命运，也是诗人无法脱离的精神宿命。

                                                                ——《人与土地的深层默契》    

姚振函出生于冀南平原，一片千里沃野，禾稼遍地，然而历史的刀斧也曾给它带来坎坷和贫弱。但这一切哺育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与家乡的土地血肉相连。他走向平原，把诗献给平原，渴望《平原，上演正剧》。他思考《我和土地》的关联，这个平原之子，让自已的灵魂在广袤辽阔的历史上空漫游，他忏悔自已与土地的疏离，决心以自已的“真实和深刻”，填补土地的空虚：“土地！我是属于你的！/土地！你是属于我的！”诗人说：“当我写下这两个字：平原/我看到了那连天接地的绿色/我听见了雨中庄稼巨大的响声……”，对平原的虔诚、挚爱，使诗人洗却铅华，还原平原明净、坦荡的本色。他们乡土诗，几经转换与挪移，最终进入了自我生命的内部，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于是，步入了更为辉煌的阶段。其重要代表作，是系列组诗《感觉的平原》。诗歌所写多为平原的感觉：“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什么鸟在头顶上叫”，“为了那瓜香阵阵”，“蝈蝈把你变成孩子”，“就这样仰卧在地上” ……这些感觉不是日常自然感性的，而是个体生命体验在回忆的凝定中审美生成的感觉。它是非功利的、令诗人心驰神往的全身心的通感联觉。在这里，感觉不是思想，但比思想更为浑厚和具有不可捉摸的丰富性，因而，更内在于人的根本生存域。此种“新感觉”，使诗人“飞入灵性”，以自由超越的心态，在满足而平静的“美的瞬间”的把握中，获致人生的喜悦和人性的升华，让生命的本质从沉沦抵达澄明，从而形成一种舒放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因此，这些诗的艺术气象是空灵的、氤氲的，如同平原上荡动的一缕飘逸之气。如果说这类“感觉诗”在追求冲淡中依然有其“核心”，那么在此后进一步推进中，就进入了一个更为纯净的艺术境界。例如，《平原与孩子》：

一个孩子

在平原上

为什么这个孩子恰好

处在平原的中心

         这么大的平原

这么小的孩子

平原上什么也没有

平原上只有一个孩子

不难想见，这是人类诞生的初始原型，也是一个天地人和谐共在的哲学寓言。它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现代的。这样的乡土诗称为新乡土诗，新就新在它葆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不是乡土挽歌，而是大地的心声。可以看出，在当今的中国诗坛，姚振函的乡土诗创作，是孤愫独标的！

                                         ——《眺望，渐渐远逝的帆影》

刘小放的乡土诗，与姚振函的不同。他称自己“曾经是渤海滩上的庄稼汉”。渤海滩历来蛮荒、苍凉、地碱水咸，生长的多是红荆类耐碱的植物，但这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是雄性的、呼啸的，又是母性的，柔韧的。不仅滋养了粗犷血性的男子汉，也哺育了醇朴、善良、勤劳的女性。1982年发表在《诗刊》第9期上的组诗《我乡间的妻子》，一句“庄稼院里的女王”的概括，便写尽了对这位当家理户、美丽贤淑的女人的全部的爱。这组诗获《诗刊》优秀诗歌一等奖。他的乡土诗，大致走过了三步：现实——历史——人。他对自己乡土的书写，从最初的现实关怀，很快就转入到恒凝的埋葬先人骨殖的历史深潜：“我大骨架的祖先/率领着他一代又一代捏锄杠的子孙/安息在这葱茏的旷野”(《村之魂》)。故乡的人们生于斯、葬于斯，生死不离弃这块土地。所谓“村魂”，就是与苦难抗争的生命意志和永不屈服的精神。在诗人的体察里，土地是图腾，土地的崇拜也就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崇拜。在这样的醒悟下，诗人让一个《大地之子》的形象，站立在我们面前。他从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发现走向对人的自身的尊重。这样，就把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于是，他在诗中歌唱：

走出祖传的土房茅舍

走出那神秘的地平

挺立着，我是世界的中心

这是诗人发自生命底层的呼唤，这呼唤必将震撼辽远的大地。但是，在大地上真正建立起“人”的世界，也并非易事。几千年的积重，要想改变，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它需要整个中国历史的跃动，也要经历人的灵魂的冲突、震荡、裂变，是一个充满创造和极其痛苦的蜕变过程。但无论如何，现在，诗人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大写的人”的现代神话，正可以作为一种精神的引导。

刘小放对乡土诗的贡献，在于他摆脱了传统的乡土诗的拘禁，扩大了它的审美领地，不仅深入了农耕文明的底层，并以深邃的哲宇意识楔入人类生存的本质。这样的艺术空间，就不同于小农意识的天地，而为人们极大地拓展了心灵的界域，从而具备了现代人类学的价值。因此，著名诗人公刘曾赞誉为：“生命之绝唱，乡土之离骚。”这才真正是新乡土诗！

                                       ——《眺望，渐渐远逝的帆影》

    乡土诗是王耀东创作的主要部分。但他的乡土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而是新的时代以现代意识灌注和以现代手法表现的新的乡土诗。所以，读他的诗，既亲切又陌生，陌生中的亲切，亲切中的陌生。而这正是他乡土诗内容的独特性和艺术上的新进性所产生的必然效果。

当今的诗坛，乡土诗正峭然崛起，已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流趋。所谓“乡土诗”，我们认为不只是指乡土题材，更主要的是指一种文化（风俗人情）意蕴。新时期涌现的乡土诗人，如刘小放、姚振函、陈所巨等，都在这方面有各自不同的追求。而王耀东的乡土诗则是在“恋土情结”中，以现代审美观念来观照农耕文化的真髓和本源，他更着重原初状态人类生活的野性、根性和神秘性的发现。这种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质考察，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现代的。他从现实透视历史，以传统反观现代，对个体生命意识和集体乡土无意识作审美交融，于是，构筑了乡土的现代神话。

                                          ——《构筑乡土的现代神话》

 中国大地广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藕塘村”即使大比例地图上，也只不过是极微小的一个点。但“百里不同凤，千里不同俗”，这一方热土与其他地域相较，却也因其差异性和独立性，而成为诗歌书写的魅力的源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藕塘村”特有风景、风俗和风情所形成的“地方色彩，不仅呈现了这块土地的具体形相，而且也蕴育了独有的乡土文化的气质和品格。诗人徐后先，以家乡“藕塘村”为主要镜像，洞彻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在土地之母的血脉中，寻找自我生命的源头，唱响了甜蜜而苦涩的乡土恋歌！

诗人土生土长在藕塘村。藕塘村是安徽宿松县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因“遍地莲花盛开”而得名，村中百十户人家祖祖辈辈生息于此，以农忙时种粮棉、农闲时打鱼虾为生。藕塘村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它的自然与人文的风光也自成格局，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指掌纹。到处是绿树、鲜花、鸟鸣，家家守着两三间瓦房，养一群家禽一塘莲藕，人们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在土地上抛洒汗水，春天种棉花、芝麻，夏日割油菜、小麦，“秋收冬藏。碾出的米白，榨出的菜油澄亮”……这里的自然景色都不是自在的，它们与当地人的生存有一种命定性的关联。诗人置身其中，一草一木都生长着他生命的至爱与顽韧。

                                               ——《乡土深处的生命诉说》

 马东旭的《父亲的黄岗镇》，是父辈的，而不是子辈的;是记忆的，而不是现实的。现实之子与记忆之父，父与子，既有承接，又有反思。这是一种文明的衍化和纠结，也是一次人生现代性价值的探寻。

你看，父亲一辈子生存的“黄岗镇”，一切都那么和谐、安宁与美好：蓝天、白云、飞鸟，牛羊、绿树、清泉。古老的房舍，简朴的日子。在自然四季轮替中，“桃花”如霞，“蛙鼓”成阵，“麦芒”金黄，“鹅毛”大雪，都记写着生命的“春秋”。在此种生存环境的拥抱中，父亲坚毅、勤劳，母亲宽厚、仁慈。他们普通、平凡，不懈地料理着时光，也不断地被时光料理。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他们礼佛、敬神，不为别的，只为在人生的寂寞和凄苦中祈盼真诚和美善。父亲饮酒，“不言生死”，却悟透生死。人如尘埃，起源于土地，又归依于土地。人生在世，只要能守护生命的本真和精神家园，就是生存价值的永恒。

                                     ——《简评马东旭<父亲的黄岗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