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诗探索》的结缘与我的诗学探索

                                 苗雨时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诗的年代。历史的转折，大地的复苏，时代的晴空充盈着一种葱俊进取的青春气象。在此种拨云见日的精神气候下，一个个诗的新潮，悄然而又急剧地风涛迭起。先是朦胧诗，后有新生代……。与此相应，诗歌的理论研究，也在反思、论辩与转型中，予以积极跟进。《诗探索》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它在1981年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明确地提出创刊宗旨：“自由争论、多样化、独创性”。自1981年至2020年，四十年间，《诗探索》秉持此种办刊理念，呼唤八面来风，兼容并包，奋然求索，根植实践，勇于创造，走过了艰卓而又辉煌的历程 。如今，回顾那难忘的岁月，不仅令人欣慰，也让人颇多感慨。

我与《诗探索》的情缘，从它一诞生就结下了。我的诗学生涯和它几乎同步开始，40年来，相伴相随，从未中断。此前，上大学期间，我曾学写诗。对于诗，我一直抱着敬畏的态度。因为古今中外那些伟大而纯正的诗篇都是关涉灵魂的。而在泛政治化的年代，诗却很少与灵魂关联。诗是什么？这是一个初学写诗的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也并没有先见之明。当年流行的以政治为核心的诗学观念，也曾左右着我头脑的思维方式，甚至我也主动追随它。曾发表了一些诗作，但大多不成功。然而，历史进入新时期，人的命题重新提出，新诗潮此起彼伏。当我把思维的触角转移到诗歌评论上来的时候，却感到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欣喜和兴奋，生命呈现了一种自由创造的状态。这就使我的诗歌论述，一开始就带上了个性的气质和探索的色彩。

我结缘《诗探索》是和与人的联系有关。当年《诗探索》的主编是谢冕，副主编杨匡汉。谢冕先生面对朦胧诗的出现，写过一篇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他以惊奇而关爱的态度，试图理解这种新的诗歌现象。我与谢冕先生相识，是因为我在廊坊现范学院任教，同事中有他的学生，曾多次请他来校讲学。对他那篇文章我们是赞同和感佩的。在我校又有了和他的直接的交流。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了数十年的联系与往来。杨匡汉先生是我1985-1986年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高级进修班进修时的导师，课上课下，关怀教诲，他曾指导过我多篇文章的写作。此后我们保持了长久的师生之谊。当时做《诗探索》编辑的吴思敬，我们认识得更早。1982年初，我被借调到《诗刊》编辑部帮忙，同去的就有吴思敬，还有江西的陈良运和陕西的刘斌。我们的任务是阅读1981年的全国诗歌，最终写成了一篇《四人谈：读一九八一年新诗》，发表于《诗刊》1982年第3期。意犹未尽，我们同时写了《近年来诗歌评论四人谈》，便发表在《诗探索》1982年第3辑上。我与前辈和同辈的结识与联系，并没有多少投稿方便的功利目的，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心灵与心灵的相磋相磨、相知相契。

我与《诗探索》的另一个机缘，是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与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在诗歌研讨活动中的合作。1994年，吴思敬先生作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升任为《诗探索》主编。在他的倡议和运作下，廊坊师范学院和首都师大共同举办了一系列诗歌研讨会。重要的有：2003年“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2007年“邵燕祥诗歌创作讨会“，2016年“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2018年“林莽诗歌创作研讨会”，2019年“寇宗鄂的诗歌创作研讨会”等。这些都是在廊坊举办的，我也曾受吴思敬先生的邀请，参加过一些北京的诗歌理论和诗人作品研讨活动。诸如，2001年在香山召开的“中国新诗理论国际研讨会”，2002年在首都师大召开的“李英诗歌创作研讨会”，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等。每次研讨会都要求提交论文。我的多篇论文，都曾在《诗探索》上发表。如《生命的诗与诗的生命——试论牛汉诗歌创作的现代性》《一个不断寻绎灵魂的诗人旅程——邵燕祥论》《航行在现代诗潮中的“红帆船”——论北岛作为一个纯粹诗人》《中国当代现代主义诗歌是怎样萌芽的点——评<林莽诗画1969-1975白洋淀时期作品集>》等。

追溯我的诗学求索，几乎是与《诗探索》一路同行的。我受益于《诗探索》的，既有它所倡导的探索精神对我的激励，又有它为我与同道们对话与交流搭建的平台。1980年4月，我参加了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会上，大家讨论了当时诗歌的形势和走向。虽然众说纷纭，但却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和启示。从此，开始了我的诗学探索的旅程。其间，难免坎坷和曲折，但有《诗探索》相伴，一路走来，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收获。回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步：先是对新诗潮的关注，既有全国诗歌新变的追踪，又有河北诗歌创新的倡导。我曾写过《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论朦胧诗潮》，也写过《乡土上的一棵草——评刘小放的诗》。前者发表在《河北大学学报》，后者发表在《诗探索》1985年第4辑。然后是生命诗学和符号诗学的创构。生命诗学是诗学源初的汲取和承继，符号诗学则是语言学转向之后，借鉴西方符号学原理、结合诗歌实践所做的自己的阐发。《符号诗学二题》发表在《诗探索》1999年第2辑。其构成的三个要点和三个层次是：“一首诗是一个整体的象征符号”，“意象是诗歌整体艺术符号的符号”，“语言是意象符号的符号”。接着是致力于诗歌现代性的思考和构建。我认为，所谓现代性，主要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个人主体性的确立，以及相应的诗歌话语编程与艺术新变。以此为观照，我写了《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学论集>》，发表在《诗探索》2005年第1辑。个人主体性，生命本体，语言意识，深谷体验，精神大势，传统与现代，个人历史想象力……，构成了他现代诗学全面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我认同他的观点，在我的评论中有所发挥。我也曾写过《广博而深邃的“诗学工程”——读杨匡汉新著<诗学心裁>》，这都是重大的现代诗论的构筑。再就是对新世纪十年诗歌的总结与观察。2010年北京举办了“两岸四地第三届诗学论坛”。我提交了论文《新世纪十年诗歌的总体趋势和反思》，既有肯定，又有忧思。针对日常写作的泛滥，我提出了“一个诗人在一个重要的时代应该创作出重要的作品”的命题。这篇文章发表在《诗探索》2010年第3辑。近年来，我又把目光转向生态诗学的关注，写了《生态学视阈下的诗与画——评寇宗鄂》，发表在《诗探索》2019年第3辑。当然，我的诗论文章不可能都发表在《诗探索》上，也在其他报刊发表过不少，并且出版过多部专著。但《诗探索》作为全国诗歌理论建设的中心，它与各地的诗论信息是相互交流与呼应的，因而具有百川归海的地位和份量。

谢冕先生曾说：“我们有幸站在两个重大时代的交点上”。我的诗学研究正是从这个交点上起步的。那时，我已人近中年。因此，我前行的脚步，步履蹒跚。正如陈超在我1990年出版的《诗的审美》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他的诗论，一方面对新诗潮夺目的实绩给予了毫不含糊的评析，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不断地粉碎自己那种传统思维中的惰性，那种精神内核中愚顽的、工具式的人格因素。所以，我读这十年来的诗论文章，看到的始终是一个不断给自己的精神进行放血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的确，我在《诗探索》的为数不少的文章中，既体现了这种蜕变的痛苦，也从磨砺中获得了新生的喜悦。时至今日，虽然我不能说多么新进与先锋，像新锐的青年诗论家那样，但至少也并不滞后于诗歌涌动的历史潮流。尤其是在物化与媚俗的当下，我自信：守护了诗歌的纯正与圣洁！

我和《诗探索》的结缘，获益良多。不仅有主编和编辑的观照与指导，而且有众多专家、学者文章的启迪与开悟，这一切，促使我与《诗探索》一起进行诗学探索。如果说，在爱惠与奉献的互动中，那构建起的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大厦，也能有我增添的只砖片瓦，那将是我一生的幸事。

感谢《诗探索》，祝愿它在新的时代，有更高的梦想，有更大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