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的歌者

                     ——张学梦论

                             苗雨时

当今的中国所处的变革和转型的伟大时代，是需要现代诗人，也呼唤现代精神的时代。在现代化迅猛进程的催动下，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确也产生了这样的诗人。张学梦就是这些的诗人中成就很高的一个现代精神的歌者。

作为一个诗人，张学梦出现的社会背景是独特的：一是在大地震中他所生活的—个工业城市的毁灭与重生；一是中国从十年动乱经历急剧转折而迈向现代化建设的正轨。他就是这样一个在地震与历史的断裂带从废墟上站起来的诗人。他的生命里储存了太多的忧患和悲痛，也孕育了对未来无限热切的向往。他的灵魂深处体验和契合了时代的强劲脉动与历史走向。由于特殊的宿命性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和他自身曾经的工人身份，使他诗歌创作的现代性品格，从一开始就十分显豁地凸现出来，并在以后的演进中逐渐强化、深化和充盈。如果从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诗歌的重要性，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价值，是其他诗人不可替代的。他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精神的一位卓越的歌者!

所谓现代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人文范畴，但两者的生成与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文学遭遇现代性，五四文学革命是一个重要时段。然而，那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远未进入到现代社会，它只是文学现代性的—次精神觉醒。在此后的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中，救亡又压倒了启蒙，文学的现代性征并不充分。建国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本来是文学现代性生长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十七年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一次又一次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日益强势的极左思潮掩盖和竭止了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加之传统农耕文化的滞重，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一种严重的委顿。只有经历了历史巨变之后，由于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文学的现代性意识才与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同步。这样的时代，需要现代诗人，也能产生现代诗人。张学梦，正是一个从历史反思中，较早地警醒并感应这种时代的召唤而致力于诗歌现代性的追求与创构的诗人。

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是他拒斤愚昧落后、渴望现代化的发自灵深处的第—声呐喊。这首诗的重大价值，在于他把自我生命与历史在现代性这一点上凝聚起来，提出迫切的时代命题，从而以其尖锐性和震撼性，高标了诗歌现代审美精神。在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面前，诗人沉痛地体察到了现实生活存在着巨大差距，以及这种差距给人的心灵造成的断裂感和迷惑。听一听这样悲慨的诗句：“我突然感到精神的苍白，肺腑的空虚。仿佛我是腰佩青铜剑的战士，瞅着春笋似的导弹发呆；仿佛我是刚脱掉尾巴的森林古猿，茫然无知地翻看着四化图集。”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的焦灼的情绪!

如果，纵览诗人的整个创作历程，回过头来再看这首诗，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是张学梦诗歌之路的良好开端，而且其历史的和美学的内涵几乎奠定了他此后诗歌的全部现代性的基本的原始基元。诗人诗歌创作的一系统现代性特征，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其主要表现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强烈的批判性的人文启蒙意识。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其先决条件是人的观念的现代化。而要使一代人的精神具有现代性质素，就必须祛除他们身上的一切传统和现实的束缚和压抑，彻底地张扬个性，确立起人的独立与尊严，恢复人的个人主体的地位。然而，这一切谈何容易，五四时期批判封建、解放个性的旧账尚未还清，而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群体主义的政治道德的简化和泛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抹煞和遮蔽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及至“文革”十年，造神运动和现代迷信，则更是践踏了人性，造成了人性的异化，使人成为神的附属品和工具。从五四到新时期，历史仿佛走了一个循环，又回到原点。张学梦的现代性的人文启蒙，就是在这种沉重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重新开始的，对他来说，似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过去的悲慨、现实的忧虑、未来的神往，促使他在“人的重新发现”的文化思潮中，寻找一代新人成长的土壤和契机。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人”的诗，从现实生存境况中，着力发现新的人性。而他的长诗《人之歌》，则从一个婴儿“颤动带血”的分娩中获得了令他激动的灵感，全面歌唱了一代新人的诞生。如果说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是五四一代青年火中更生的哀歌，那么，这里的分娩就是时代痛苦而欢欣的裂变，这个婴儿就预示了一种现代人新生的历史可能性。全诗以新生儿为主体和抒写对象，在想象与思考中，预约他的未来人生，批判了旧的传统与蒙昧，赞美了灵与肉的自由和解放，塑造了一种现代人的原型形象。在诗中，诗人如此急切地渴望着，呼求着：“走来吧!走来吧，用你光辉的人生来否定／禽兽们龌龊的道德，用你科学的目光来威慑嚣张的愚昧，用你的智慧来改变，这野蛮的劳作。让你的尊严奠定法制的基础，让你的个性突破保守的网络，让你的头颅高耸在古老宫廷之上，让你的沉思把狭隘认识的疆界开拓……”，这里，在对现代人格建构的设想中，潜含着历史反思性的批判。他如此激烈地批判传统和现实，而其所依据的则是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目标。这正是一种现代人文的启蒙精神。

张学梦诗歌的现代精神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科学话语入诗。把科学术语写进诗中，讴歌工业文明，不自今日始。五四时期《女神》作者郭沫若就曾以“火车的飞跑”和“轮船的鼓进”，象征当时“动”的时代精神，甚至把摩托车的前灯比喻成20世纪的太阳神——阿波罗。而现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有了更大的飞速发展。因此，写现代化，诗歌必然应该深入科学领域。大量的科学术语入诗，甚或以科学术语表现生活，就成了张学梦诗歌现代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亮点。因为科技也是生产力，崇高文明，鄙弃愚昧，正是现代精神的一个侧面。尽管诗中使用的一些科学术语使人感到有些生涩、奇异、斑驳，似乎破坏了传统诗境的和谐，但是，诗与科学的结合，它所带给我们的现代科学精神，却拓展了农耕文化的“小生产”的目光所无法企及的崭新的美学境界，为人们创造了一种现代性的新美。暂不说那些“超核能”、“暗物质”、“形而上学”、“经济结构”……在此且让我们看一看诗人对信息时代的前导性载体——电脑的赞美和歌颂吧：“初潮又来临，羊水又充盈。这次有别于光和苍穹的诞生／这次太阳、无花果和所有的自然造物／都成为分娩的见证。这次在精神的至高点上／人类脑系制作了／新话语的雷霆。如今／我们叛逆的崇尚自由思维的头颅／已上升到寰宇的中央。刚刚加冕的王冠光芒万丈。”在诗人心目中，电脑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翘动新时代的历史杠杆，它将整个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从20世纪孱弱的阿波罗到21世纪怒放的“天上的向日葵”，中国的历史几经曲折，才在真实的意义上，步入了科学与民主、建设与创造的时代。

第三，诗人的现代智慧还表现在他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生态学的哲学思考。张学梦的诗其开始就是理性主义的，从现实、社会、人、文化到大自然、宇宙，一路走来，逐渐趋于博大与深邃。而这一切又都是建基于他真切的生命体验之上的。他亲历了那场世界罕见的大地震，参与了震后唐山的重建，追踪了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放眼了世界的科技爆炸，甚至体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与精神的失衡。但他对历史演进抒写的内驱力，却从根本上导源于他被压在瓦砾下生命之光由晦暗而转为明亮之后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生命感悟：“原来存在，就是存在初始和终极的意义”  (《蓝色记实》)。他的创作历程，从自然灾变出发，又重返大自然，就象人类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又皈依自然一样，他思考的这种螺旋式轮回，赋予他的诗以极大的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穿透力。在他的诗中，他既看到大自然有时给人造成灾祸，但更多领略到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思泽。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已从郭沫若的泛神论演进到了现代人类生态学。他认为，人可以认识自然，甚或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但从根本意义上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平等、亲和的关系。任何破坏自然，无异于毁灭人类自身。诗人在《绿十字》中指出，人类的“苦酒”，必定由“罪错”来酿。而诗人对土地和太阳则表现了无限的依恋和深情。土地，是我们的生之根，命之源，是我们的生存和灵魂栖居的所在(《热爱国土》)；太阳，则每天照临我们，它为我们带来光，带来热，使我们体验生命的脉动和欢愉，而且源源不断地给人类以生存的启示。诗人在《日出》一诗中，这样唱出太阳的礼赞：“我们懂得热爱／我们满怀感激／……我们心中有数，并牢牢铭记／为什么小麦由绿变黄，又由黄变绿／为什么我们对明天总是着迷／为什么我们不向苦难屈服／为什么我们屡受挫折从不畏惧。”这些包举人类现代智慧的诗篇，对那些在物化与媚俗风习下既不抬头望天也不脚踏实地的处于悬浮状态的精神失重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强刺激的针砭和警示。

 对于张学梦的诗，人们常把他称为政治抒情诗，城市诗，或者公民诗，这种判定是极为表象的，肤浅的，甚至是无知的。其实，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观照和把握他的诗歌景观，就不难认知任何单一的政治视角、狭窄的题材界域、社会身份的角色定位，都无法准确地概括和反映他广博的精神世界和恢宏的艺术气象。他的思维空间是多维的，开放的，自由而不受任何拘囿的，他的意象系统是大地与天空的万物所共同孕育的。他的诗歌话语，是现代的，先锋的，虽然大量汲取了西方各种现代的艺术方式，但其仍是沐浴着中国现代化飙风的原创性的本土的汉语表述。他的诗中，充盈着生命的自然活力，悲沉而壮丽的情愫和理性地环视世界，前瞻远景的时代气度。他的诗，使我想到郭沫若：

《立在地球边放号》的海——

啊啊!我眼前涌来了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的确，张学梦的诗像大海，涛飞浪溅，奔涌不息，但不管怎样风云变幻、波峰叠起，然而回漩于其深处的潮脉，却始终是对人的创造和人类历史命运的思考。而对我们正在复兴的民族来说，人与社会现代性内涵的寻绎和叩问，永远是他诗歌之海的主潮。

也许，相对于严酷的现实，他的这些现代精神的咏唱，带有一定的超前的虚缈的乌托那的色彩，但他朝向太阳的身躯是立足中国大地之上的，他的使命感和道德感是真诚的。尽管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但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却永远只能是个侏儒。当然，理想与现实的对接，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历史工程，它需要诗人更深地楔入当代，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实：物质与精神，利欲与道德，感性与理性，结束与开始，上升与下沉等等因素所构成的现实有综合的把握和重新的认知，他既看到了现代性的进步维度，也觉察到现代性的隐忧，需要更深的思考。这正是诗人最近—个时期较为沉寞的原因。但是，他早有精神准备，深知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历史处境。他曾

在《处境》—诗中明确昭告——

既然宣告上帝死了，诗人就开始了他的苦役。

他必须在设定的空旷中寻找词语和逻辑

为一个汛期的始末起草法典

有了这样坚定执著的信念和时代责任感，有了在这种信念和责任感驱使下对社会文化现代性的不断反思、批判和建构，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诗人沉寞之后的爆发，就期盼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再一次看到张学梦现代性诗歌的潮汛的更大的喷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