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在《文学报》2019年6月20日

作为一部民谣史诗的“父亲”

——评龚学明《爸爸谣》

苗雨时   吴昊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父亲的形象像山峰一样高大。但在这看似贴切的比喻之下，遮蔽的却是更为丰满的父亲形象。实际上，在不同的人眼里，父亲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通过“买橘子”这样一个日常细节，体现了父子之间真诚的感情；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则塑造了一个历经沧桑、憨厚朴实的普通农民形象。而龚学明的《爸爸谣》则是一首有关“父亲”的“史诗”，他在诗中书写了“父亲”的形象、“父亲”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亲情与乡情融合在一起，写出了有“父亲”存在的“泾上村”的历史变迁。最后，他还借“父亲”的一生来观照自身的人生，思考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父亲”的形象

龚学明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在《爸爸谣》的卷二“还原”中，龚学明用诗句勾勒出了“父亲”的成长经历。1940年3月24日，“父亲”“在乱世出生/在江南的雨中学习啼哭”。他本姓金，是一个裁缝的儿子，有四个哥哥。因家庭贫困，“父亲”三岁时就被送给人家做养子，但养父母也分别在他16岁和8岁时去世。成为孤儿的“父亲”在村庄中顽强地生长着，并邂逅了“我”的母亲，于1959年结婚。他为刚出生的孩子们“洗屎布”，在“北风呼叫，江水怒吼”的时候送孩子们过桥上学，“当我长大，爸爸没有脾气/他像秋天一样慈爱/不再生动；/当我远行，他将哭泣交给妈妈/他送走我的青年/在欢乐和担忧的波浪上/缓行。” 由此可见，“父亲”深深地爱着孩子们，尽管他不擅于表达，但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爱。

在卷三“颂歌”中，龚学明又用“颂歌”的形式，凸显出一位“党员爸爸”的“村官”人生：“党员爸爸读党章50年/我见过他的细心，晚年的老花镜下/没有犹豫：早出晚归，是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最敬仰的词”。“父亲”来自乡村，扎根乡村，他不仅爱着他的孩子，还爱着他的村庄、他的乡亲。作为“村官”，他时刻想着为乡亲们排忧解难；作为农民，他碾米、灌溉、种树、养鱼，辛勤劳作，从不抱怨。但正是这样一位善良、宽厚的父亲，在2016年3月13日溘然长逝。在卷四“爸爸谣”中，龚学明怀念他的父亲，为他的父亲写下了一首首挽歌。他写到：“爸爸在天上等我”“爸爸创造了万物”，似乎“爸爸”是受“神”的派遣而来到人间，他给予了我一切，最后又回归天堂。

在龚学明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历经沧桑，为家庭撑起一片天。但“父亲”身上也不乏神性的光辉，他是圣洁的化身，平凡之中也包蕴了伟大，引发了作者深深的怀念之情。

 从“亲情”到“乡情”

如果龚学明仅是单纯地书写“亲情”的话，《爸爸谣》就称不上“史诗”。《爸爸谣》之所以具有了“史”的性质，是因为龚学明在写“父亲”的同时，也在写“泾上村”的历史与生活。“父亲”和“我”的亲情故事就是在这个村庄中发生的。这是个典型的江南村庄，有着“白墙黛瓦”“江水修篁”，“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一条名为“赵浦江”的河流从村庄中流过。“我”的父母与许多乡亲们一样，过着忙碌的农家生活：“这些泾上村的成年男女/都经历着从阳光照射/到暮色披身的/苦难/他们的欢喜在白天的汗水中耗尽/他们的劳累被沉默和夜晚/掩饰”“季节不等人，生活要延续/苦和乐全在土地的想像里/我爸爸的担子在田埂上急切如飞/我妈妈弯腰插秧的造型/劳累不已”。在这样的生活中，一代又一代的泾上村人走完了他们的一生。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泾上村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涌现而来的文化/在广场上席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像“我”一样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随着父亲的去世，“我”曾经熟悉的一切也在逐渐逝去，“我”成为了故乡的“异乡人”，“泾上村”的一切也成为“我”的回忆。龚学明在书写“父亲”，书写亲情的同时，也在怀念记忆中的“泾上村”，因为那是他的父母乡亲赖以生存的土地，是安放灵魂的故土。“我”对故土的怀念是对曾经的农耕文明的叹惋，也是在追寻自我的本真。

 借“父亲”观照自身

在《爸爸谣》的卷六“公开的，隐藏的”之中，龚学明的书写对象由“爸爸”转向了自身——“我”。这看似是对主题的背离，但实际上是如孙江所说，“公开的，隐藏的”是“后”爸爸时代——我的故事。爸爸虽然已经去世，但诗人仍然要“继续人世余下的生活”，并借“父亲”的去世观照自身的生命。比如《日常生活》组诗就写了一天生活中的几个片段：刷牙、跑步、洗澡、吃药、剃发、进餐、泡脚、睡觉，龚学明试图从这些日常小事中发现生活的诗意，因为正是这些事情证明“生”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部诗集的末尾，龚学明写了两首有关“墓志铭”的诗，他假设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并由此来回顾自己的一生：“太阳系，地球，中国/江苏，昆山，张浦，泾上村。/龚祥云和计雪宝之子。/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中/任何的界定都是可笑的。”或许正是因为父亲的去世，才让龚学明思考生与死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死亡虽然让人感到遗憾，但却是另一种意义的再生。龚学明甚至已经视死亡于度外：“我已不是我/人世间的名字‘龚学明’已不是我/不要在墓碑上写这个名字/墓中空空/没有这个人的肉体，声音，笑”。龚学明以超脱的态度看待自身的“死亡”，在“死亡”中发现生的意义。或许在龚学明看来，爸爸从未远去，他的微笑始终存在于诗人心中。

写作姿态与诗语调性

长期以来，龚学明坚持以人性为轴心的文化指代系统的“意义写作”。从源头上考察，是所谓“仁者，爱人”。而从现实观照，就是血缘之爱、亲情之爱、乡土之爱、万物之爱，直至大爱、博爱、神性之爱。这就是人生在世的本质，也是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而支撑此种价值和意义的意象系统，多为四季更迭的自然意象、村庄遗迹与古旧器具的乡土意象，以及日常生活细节和纹理的亲在意象，等等。但营造与合成意象的诗歌话语修辞，则纷繁而多样。诸如，通感、呈现、象征、隐喻、暗示、比衬等，大都能在外物与内心的碰撞和交感中，忻合无间地融会，以此构建起亲近而又陌生的诗性世界。作为这一切依托的话语样态和方式，一方面是雅训的富有形象穿透力现代书面语与日常鲜活的能激发此在语境的口语的有机混成；另一方面则是汲取传统民歌民谣的特点与韵律，加以变通和熔铸，从而，创造形成了现代性的诗歌谣曲。句式简洁，节奏明快，情调婉转自如，风格刚健清新。例如《爸爸谣》一诗：“爸爸在天上/在地上/在干净的地方”，全诗以此节诗领起，中间重复，最后又以此诗节收束，这样就一唱三叹地吟诵了父亲的人生运命，既传达了其生存境遇的波折转换，更凸显了他纯粹高贵的人格风骨！

总之，龚学明的《爸爸谣》是一部有关亲情的史诗，他以极具音乐感的现代谣曲的诗歌形式，用宏大的篇幅书写了“父亲”的形象，又借“父亲”的经历写了泾上村的历史。他不是单纯地歌颂“父亲”，而是把自己对父亲深沉的感恩置于“史”的书写之中。这种“诗史乐交织互渗”的写法与建构，为当代诗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写作范式，必将引起广大读者受众心灵的同情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