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新荷花淀写作”论稿》序

苗雨时

2014年3月29日，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与河北省散文学会联合举办了一次“新荷花淀写作”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作家，对河北以“新荷花淀写作”命名的新的创作群体和他们所带来的新的文学现像，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对他们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上的“荷花淀派”的传承与新时代的延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辩析和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新荷花淀写作”，预示着乡土文学一种新的格局和面貌的出现。当时，文学院的王颖老师，也参加了会议，并从中西北较文学的视角做了发言，得了作者和参会者的赞同和好评。她原本是教外国文学的，没想到，却以此次研讨为契机，跨学科申报了河北省社科研究课题“河北新荷花淀写作”研究，并获得批准。经过几年的努力（作者访谈、实地考察、文本细读，学理辩证），现在，一部《河北省“新荷花淀写作”论稿》的打印稿，放在了我的面前。她请我为之作序。那次研讨会，我也是参会者，对她的发言印象深刻。加之，我是《荷花派派作品精读》书系的主编之一，对荷花淀派还算熟悉，也想看看她对“新荷花淀写作”是怎样定位、梳理和论评的。于是，我答应下来，决定为书作序，以此表达我对这项研究的认知、理解和评价。

这部著作，在乡土文学世界性发展的大背影下，既有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纵的历史流脉的探究，又有中西方乡土文学的横的相互鉴照的比较。这就形成了宏阔深远的时空座标。把对“新荷花淀写作”置放于这样的视域和交汇点上，加以考察和评判，就有了抵达某种美学高度和历史深度的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包括当代），五四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与世界乡土文学几乎取得了历史性同步。从鲁讯等人的对愚昧、落后的批判，到沈从文、废名等人的“田野牧歌”式的挽唱。此后，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农民大众的觉悟、抗争和对新生治的热切渴望，赐予乡土文学新的历史内涵。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源起于上世纪40年代，成型于50年代初期。作为新的乡土文学，不仅有其时代的规定性，而且也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以往的美学特征。概括起来，就是：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真、善、美”的高标，人道主义情怀的真挚融入，“儿女情，家务事”的历史印迹，以及把“艺术当艺术”，力求把语言锤炼成优美洗练的诗性话语。。

当然，任何文学流派都不可能长时间存在。孙犁主导的“荷花淀派”，也必然从萌芽、生长、成熟，最终走向淡远和消歇。然而，艺术即历史，历史就有传统。传统是源头活水，必将润泽着现在和未来。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作家贾大山、铁凝等都受过孙犁小说、散文的影响。而今“新荷花淀写作”的作家群，也是在原“荷花淀派”的艺术滋润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并正以崭新的艺术姿态，进行新乡土文学的创作，展现出了现代性的美学特质和艺术风采。

书稿集中论述了四位作家。两位散文家：焦喜俊、孟德明；两位小说家：蔡楠、王冬梅。他们还不是大作家，但也已成就斐然。从他们的创作潜质和艺术方向上考察，，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预见他们文学未来的繁茂与成熟！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论述了乡土文学的现代审美特征，择其重点，与之对应，“新荷花淀写作”，在承继“荷花淀派”的传统的过程中，至少表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美学特色。

其一，他们都描写了白洋淀的自然景色、民间习俗和人文风情，凸显了极为鲜明的“地方色彩”。“白洋淀”，并不限于白洋淀，而是指以它为中心辐射的冀中平原，乃至冀西山区。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河网纵横，湖泊遍布，庄稼丰饶，树木葱茏。千百年来，历史交替着烽烟瀚月与劳作安宁。农人生于斯、葬于斯。他们一如既往地靠水而居，择土而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老们一年四季，踩着农历时令，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繁衍生息，世代相传。也有苦难、挣扎和不幸。但那荷花、芦苇、渔歌唱晚，那玉米、高粱，村落、墓地，乃至蓝天的飞鸟，地上的牛羊，都缤纷着平原人千年不变的情感。这是白洋淀流淌着的农耕文明的优雅旷古的神韵。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十分强调文学的“地方色彩”。他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种独具的特点”。四位作家的乡土散文、乡土小说，不论是“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白洋淀的风景画”，还是“风景白洋淀”，“童年记忆与乡村经验”，都是以白洋淀的自然与人文意象为原型背景，书写新时代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碰撞交接，从而显现出了某种新的审美特征。

其二，乡土文学的现代性界定，并不止于乡土文学自身，而只有当社会向工业文明迈进时，乡土文学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凸显其本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乡土文学写作，就有了“城市与乡愁”的主题，“出去”与“回归”的情节，和流寓者角色的出现。2016年12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城市与乡愁”的文学高峰论坛，会上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孟德明的某些散文，就表现了这一主题。他作为一个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久居城市，但却怀念乡村。他享受着城市比乡村更富足便捷的生活，然而，城市的喧嚣与烦忙，却常使他心念乡土，魂归故里。他不忘村口的柳树，村南的水渠，儿时的灯笼，家乡的野菜，过年的年味，还有那沉稳的大山哥，厚道的瘸狗爷。“城市与乡愁”的文明张力，究竟应该有怎么的价值指向？海德格尔认为:“返乡就是返回到与本源近旁”。如果我们对此不做单纯物化的理解，而是指回归到生命本源的精神家园，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辨，即现代文明的建构，在确立现代个人主体性的同时，也应该纳入传统伦理的美好基因，从而凝铸成民族核心价值的精神共同体。

“出去”，“回归”的悖反。“出走”是说人们不满于农村的贫困、落后的生存状态，企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向往城市美好的人生，于是逃离农村。但是到了城市，那里也并非天堂和福地，仍有人世的不平与纷扰：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人们交往乃至相爱中的势利与欺编，物质主义对精神心灵的挤压等，都让他们很不适应，这样，他们又重回故乡，这就是“回归”，回到他们曾经熟悉的农村生活。蔡楠的很多小说都以这种题材为本事和情节。例如《芦苇花开》，写白洋淀采蒲台的一个女孩子，羡慕城里五光十色的生活，随一个工人嫁到城里，也找到工作，但后来企业改制，下了岗，丈夫一个人上班，又移情别恋，抛弃了她。这个女孩在白洋淀曾被人们称作“美人鱼”，现在却成了一条干涸的老鱼。老鱼开始恋水，便又回到白洋淀，他自己梦里的水乡。此处，“出走”与“回归”的往返冲折，其意不在于说农村现在变好了，它的深层意涵则是人对“如鱼得水”的心自由和自我人格独立的追寻。托斯.哈代的乡上小说《还乡》，也写了西方工业文明时期人们的这种轮回的命运。他说：“身居荒原而不研究荒原的意义就像嫁给外国人却不学外语。”当然，白洋淀并不是荒原，但对白洋淀人来说，却是他们得以安身立命的一块热土。

其三，流寓者角色的确立，可以是作品中的人物类型，更可以是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定位。例如，写《边城》的沈从文，就是一个流寓者。“新荷花淀写作”的作家们，小说家是如此，散文家更是如此。他们留连、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承受着双重文化背景，在当今现代性文化历史语境下，他们的创作，就具有鲜旺的独特性和巨大的兼容性。为了历史超越和文明的重建，他们必然致力于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人类生态学的思考，并在乡土大地上，追求一种“天人合一”高远境界。例如，焦喜俊的散文《大清河，大清河》，写母亲河四季风光与人的生命的感应：“这曾是条随性，个性飞杨的河流。初春，水清如碧、清流漫涌，少女般扭动曼妙腰肢。……两岸农人引水灌田，河水漫过，沉睡了一冬的土地，立时被激醒。柳絮飘飞，桃花盛开……，水也变得温润起来，流淌着饱满的情欲”。诗人海子曾说：“不仅要热爱河流两岸，还要热爱正在流逝的河流自身，热爱河水的生和死。”这篇散文诠释了海了的话。河流是有生命的，它与河上的人性格融为一体。又如王东梅的小说《听蝉》，写一对青年夫妻，夏日，在树下听蝉鸣叫的情景，男的烦躁，女的平静。但蝉为什么鸣叫？他们并不知晓，而是一个诗人的现身，道破了“天机”。诗人说：“它们是在唱情歌！”并进一步解释：“此物沐凤浴露，饮天地精华，吸万木精髓，蛰伏四年，换来的也不过短短一个月的生命，能用全部的生命为爱歌唱，此物最多情啊！”诗人的一悉话，一下子令他们安静下，男的不再烦躁，女人的陷入沉思。他们领悟到：这是大自然中万物对人间情爱的启示。而作家的另一篇小说《七棵树》，写院子里有七棵，每棵树的来历都记载着男女的生活细节，爱情点滴。忽然有一天，男人和女人发现原本的两棵树已经长在了一起，根与根缠绕，枝与枝相拥，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出彼此了。人间情爱寄寓于物，物我合一，表现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原型母题：“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天绝期”。不论是社会伦理，还是天地大道，爱，都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绵延的最根本的动力，由此辅射开去，照亮世界，也就确定了人生命的本质和最高存在价值。

“新荷花淀写作”的群体，不论是散文家，还是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个核心的共同意象。那就是：“大地，万物之母”。焦喜俊的散文《我生活过的地方》《洼地四季》，孟德明的散文《土地·人》《泥土无疆》，蔡楠的小说集《水家乡》，王东梅的小说集《山坡上有块地》等，尽管他们作品中有万物多姿，人世百态，日出月落，生死轮回，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大地之上。人与土地的关系，带有一种生存的宿命性。土地，不仅供养着人类，而且它的包容和宽厚，也培育着人性的质朴与善良。所谓原德载物。

在此，我记起印第安人的《大地母亲》的颂歌：

     一切活着的，是她的歌，

     一切逝去的，是她的歌，

     吹着的风，也是一首大地的颂歌，

     而大地，要唱所有这些歌。

所以，“新荷花绽淀写作 ”所有作品，也是冀中平原借他们的笔，唱出的平原自身的生命之歌。

对“新荷花淀写作”的整体观照，除重大的现代性的历史意涵变迁外，在艺术建构和话语生成上，他们既承继了“荷花绽派”的优秀传统，又进行了更多新的拓展和创造。他们持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正确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以极大的“理解当下”的热情，投身现实，拥抱时代；秉承人道主义情怀，以道义、良知，赞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经验感应和捕捉社会历史的脉动；而话语形态，则进究及物与心灵的和谐，使语言文字具有揭示生命存在的简洁、素朴、俊秀、澄澈的韵致。但在具体的表现手法、技巧和话语修辞上，也有很多新异的创造与发展。诸如，散文的文化性的加入，小说寓言化的处理，时空变奏的叙事策略的运用，语言陌生化、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的追求等等。这些都更具某种现代性先绎艺术的特点。他们的创作有整体风格的一致性，那就是燕赵风骨中的天地与立、刚柔相济，雄奇秀美。但由于每位作家的个性特质、学识素养的不同，以及人生阅历、思维方式、艺术探索的差异，也就形成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焦喜俊，为人朴实，一心朴在家乡的土地，他的散文，既有文安洼泥土的醇厚，又有大清河水的灵动。孟德明，大学毕业，作为记者，又是诗人，他的散文，视野开阔，既有感性的丰彩，又有理性的穿透，浅近而幽深，精微而广博。蔡楠，生命坎坷，多遇波折，但痴迷文学，涉猎甚广，善于学习，追求写作的独特和新异，他的小说，思维敏捷，诡谲多变，但幻中见实，实处生辉，犹如“行走在岸上的魚”。王东梅，女性，生在农村，天生的聪慧、细腻和温婉，她的小说，所写人、事、景物，大多单纯、质朴、明净。优雅的笔致下不乏隽永的机锋，仿佛白洋淀上“一枝挺拨的荷花”，刚健清新，摇曳多姿……。慗体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和谐统一，构成了“新荷花淀写作”的美学秩序和艺术图谱。

通过以上述评，对王颖老师这部《新荷花淀写作论稿》著作，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1、原创性。“新荷花绽写作”是一种崭新的文学现像。该书是第一部对这种现象的界定、梳理和论证，开此项研究的学术先河。

2、比较文学视野。该书，把“新荷花淀写作”置于世界乡土文学的参照中，予以辩析和评判，扩大了思辩的时空和审美的界域。

3、深入文本，知人论世。该书，以作品为生，详细解读，并把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考察，做到了人格与文格的相互发挥。

4、全身心的投入。学术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木乃伊。有生命的论著，大多是从论者的生存经验，生命感受出发，结合研究对象，做更高的理论概括。这有时也许不大合乎冷静、客观的学术规范，但却充盈着一种切近的锋芒和融融暖意。

一部书写完了，就是一种存在，至于效用如何，尽可以交由社会去评判。但我认为，这部著作必将会赢得广大读者对“新荷花淀写作”的认可，并助推这种文学现象的生长与繁茂。因此，在论定这部书的同时，我也热切地期待：“新荷花淀写作”日后取得更多的进步，创造更大的辉煌！

是为序。

                                                 201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