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悼念突然离世的著名诗人李瑛先生……

赤诚情愫绽放的艺术技条

——李瑛诗歌论

苗雨时

   创作历程与诗人定位

李瑛的诗歌创作是和共和国成长的历史同步的。五十多年后，回顾他的创作历程，诗人不免感慨万千。诚如他在1983年的一本诗选集的《序》中所说： “如今，四十个春秋已经过去。四十年，我们经历了许多磨难，许多欢乐，许多天真的向往，勇敢的追求，压抑和悲愤，愚昧和觉醒……”。^[1]

的确，新中国当代的历史是历经坎坷曲折和剧烈变革的。其根本的转变，是以“文革”结束为分界，从社会主义开创探索期进到社会主义转型发展期。李瑛作为跨越时代的诗人，他的创作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嬗变。五十年来，他出版的46部诗集，就记录了他诗歌演化的轨迹。

 　 很显然，诗人前后期的创作，在时代特点、历史内涵、审美方式、艺术表现、美学风格等方面，是有很大变化和差异的，然而尽管如此，他似乎却是当代文学五十年中唯一的坚持写作不断的诗人。其诗歌的演变不是断裂、轰毁，而是延展和深化。这里的奥秘在于：他忠诚于人民，忠实于生活，在诗歌观念上，不断地以“人的文学，对“政治文学”进行校正，以及他对诗美的不懈追求。五、六十年代，他的大部分诗歌是歌唱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部队战士的生活和战斗的。他深入战士中间，并以普通战士一员的姿态，去观察、感受和理解世界，把笔墨倾注到战士身上，发掘他们青春美好的情感和理想，从而抒写出自己认真体验过、思考过、激动过的种种诗情画意。也许战士的。胸和责任，主要是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受具体政治运动的直接冲击不大。这时他的诗作虽有政治色彩，但由于植根战士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并在艺术上力求做到心灵美与自然美的和谐统一，因此，避免了“今日翠绿，明日枯黄”的命运，而葆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即使在“文革”动乱期间，他写的《红花满山》、《北疆红似火》等诗集，也因其多着眼于边疆风物和边防战士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抒写，且艺术上的日臻完美，很少切近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而显示了他诗歌现实主义的某种胜利。这些诗现在看来，仍有其存在重要价值。当然，无庸讳言，诗人前期诗作与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相比，还显得天真、浅淡，历史深度不足，有些象美丽飘浮的云朵。但1976年总理逝世前后，历史掀动的人民与“四人帮”斗争的漩涡，撞击着诗人的良知，使他猛然从噩梦中醒来，把已有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转化为对总理的歌颂。《一月的哀恩》标志着他创作的重大的根本性的转变。在这部长诗中，诗人把革命者的人生价值放在中心位置，以此来赞颂周总理的丰功伟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而且，全诗以深沉的情感为机杼，时空交错，情景相生，纵横开合，汪洋恣肆，并于具象与抽象、细微与宏阔中，构筑了一座高耸的悼念总理的艺术心碑。不难看出，这首诗把诗学的人学观念推向了一种极致。此后，诗人新时期的创作，不论是大海的吟哦中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对古迹造访中民族精神的探源，抑或在宇宙万物的观照中对生命价值重新确认，都坚持了这种艺术走向，并达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深度和美学高度。

    从诗歌的人的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和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询中，我们透视出诗人自我主体抒情形象。战士，或公民，都是一个爱国者的姿影。诗中所展现的一切，是诗人生命本质的表现世界。在这里，脚下广阔的大地，头上无垠的天空，身边浩瀚的大海，眼前壮丽的山河，以至花草树木，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都负载着他的爱国之情，而人间正道、历史沧桑、建设事业、生活理想、真理、自由、正义……都凝结为他的爱国之心。朱自清曾说闻一多是“一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爱国诗人”。^[2]我们也可以套用过来说，李瑛是当代诗歌中一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诗的内驱力的深拓

    任何诗人的创作都存在一个原动力，而诗人之所以要歌唱，正是由于原动力的驱策。诗歌内驱力的探求，是一个深层次的诗学命题。李瑛创作的内驱力，导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祖国之爱，一是艺术之爱。这两种爱相辅相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诗歌的动力系统，而这一系统又处于不断地深化和拓展之中。

    对祖国的爱，不是无缘无故，是有条件的，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生感受。诗人在五十年代一部诗集《早晨》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发现，在我的祖国，阳光、大海、深谷、山峦，无一不跃动着蓬勃的生命；特别是劳动在她胸怀中的质朴的人民和保卫着她的忠实兵士，他们的新生活、新感情，给了我极大的激动和美好的感受，于是，我想和我的朋友们高声谈话。这些诗就是我当时感情的简单记录；如今把它整理出来，作为我对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和军队的一点积极的爱的表示。”^[3]这时期，他的诗对生机蓬勃的祖国的赞美，呈现一种浪漫主义气质，虽然单纯，但却美好。

    1958年春，诗人深入到福建前线部队，和战士共同生活了八个月。他说：  “那是充满新鲜激情的八个月，在那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我真正结识了最亲密的朋友，……在那里，过去曾经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变得具体起来，特别我和战友们一起担负着祖国的信任，经历着共同的欢乐和悲伤……”^[4]。诗人在向战士的学习中，不仅战士的情感强化他的情感，而且两种情感的交融，升华出一种对祖国的信念和责任。越是了解我们的战士，越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越能体验到对祖国的爱。他在《夜过珍珠河》中，这样唱道：

    如果你没有为祖国横枪跃马，/你怎能认识她壮美的山河，/………

    然而，社会主义祖国的航船，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文化大革命”的急流、暗礁，把它推向危险的境地。“文革”十年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革”结束造就了一代人的成熟和觉醒。而诗人早在“一月的哀思”的熬煎中，就已领略了历史的风浪、险阻和曲折，“四人帮”覆灭之后，他更进一步重新审视历史，并直面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这时，迎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他把对祖国的深爱与社会生活提出的迫切问题结合起来，努力把握推进现实的精神动力，这就是关于一代青年生活道路、人生价值、目的和意义的思考，力求以实践理性精神，重建理想和信念。为此，他立足中国大地，从革命的传统中去寻索，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里去发掘，以便获得火种、希望和力量。他在《我的中国》长诗中这样说：“谁不认识中国/就不知道世界的深度／就不知道历史的重量／就不知道人类文明的美丽。”而他对生命的诠释则是：

    生命不应只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自然距离/而应是一条从古至今/由父母子孙结成的长链/生命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它的本质在精神/…………

它的价值是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命/为了生存而奋斗终生/ 这样的生命才是有重量的/才是真实的。

诗人对祖国的爱情，从真诚到深挚，从感性到理智，从历史到现实，从外在到刻骨铭心。他把自己的人生完全融入祖国悲壮的命运。而他对艺术的忠贞，也是始终不渝的。他说：“我爱诗，我把我全部生命都交给它”^[5]。他称诗是他的“第二祖国”。自写诗以来，他把对诗的本质、功能的认识，题材的选取，思想的提炼，情感的凝聚，想象的展开，表现手法的运用，语言、韵律的锤炼，乃至建行、构形，都集中到诗美的创造。他认为，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应该是诗歌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扑捉诗美、表现诗美，创造诗美，是诗歌艺术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读李瑛的诗，人们常受到美的感染，获致美的享受和陶冶。当然，诗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有一个从低到高、由粗至精的演进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不断地创化和更新。李瑛诗的创作，前后期的诗美是有很大变异的，既有承继，又有发展，其主要趋势是从优美品性而延展为崇高气象(具体风格转化，下文论及)。

对诗美的追求，导因于诗人对诗歌神圣性的认知。他认为“诗是精神美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需要诗就是需要美” ^[6]。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诗歌，因为它标示着一个民族文明所能企及的高度。正因此，诗人对当下诗歌的理解，表现出了一种人文情怀。他在《李瑛近作选·自序》中说：我爱诗，也许在当前这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中，在这个物质时代里，商业社会极易把人变成物质，把精神变成商品，诗就会显得十分脆弱，甚至微不足道，尽管它的旗帜会被世俗撕扯得千疮百孔，但却仍会有成千上万的它的忠诚的信徒们顽强地扼守着它，守着这片圣土，这片精神家园，以他们的追求维护人的完整。”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诗人的艺术生命!

意象系统历史文化内蕴的增值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意象系统，都有他的主导意象。这决定着一个诗人诗歌的基本风貌。李瑛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以至一草一木，他的足迹几乎踏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但他不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行呤诗人，而是把山川草木融注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祖国在我心中”，从而构成了他诗歌高远、辽阔、娇娆、奇幻的自然意象系统。他远眺大海激浪，他歌唱红花满山，他呤哦滔滔江河，他描绘莽莽戈壁，他赞美绿色原野……这些作为中心意象，托举起他诗意的审美天宇。

然而，自然意象是负载着人文内涵的。其中有文化、有历史、有人生哲理。意象蕴含的多寡，则直接关乎到诗歌境界的远近、深浅，以及气象的浓淡，格局的大小。诗人前期诗作，多选取片断景色，寄托瞬间感受，常止于现实层面的领悟，因此意象明朗而单纯。新时期以后，他的诗歌，则做宏阔的观照，大开大合的抒写，进行深远的概括，即使写单个景物，也追求繁富和意蕴的纵深，于是，意象转为丰厚和蕴藉。这种变化，与诗人意识的开放、学养的增进和艺术逐渐走向成熟有关。因为意象是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的复合体，始终伴随着诗人内心精神的体验，所以内心世界的不断丰富，必然促进意象内涵的增值。

同样是写山，前后期的“山”的情境就有很大差异。例如，对比《你好，南方的山》和《进佤山》：前者多重外在的描摹，“满天阳光、满天云雾、满天雨水，碧绿，深紫，好不奇幻!”“而且还有满坑满谷的大树，而且还有亘古轰响的飞泉……”，的确扑捉到了南方山的特点，但是诗寄寓的情感则是“既然你微笑着站起来迎接我，我就要停下：‘你好，南方的山!…显然只是一种新鲜感受，而缺乏更深的命意。后者也写山，但不是静态的描写，而是展示进山行程中的峰回路转，步移景换，以及情绪的随之波动。他写山高，写路陡，写云海，写云海覆盖一切的感觉，“像回到洪荒远古／又像站在宇宙之外”，这是远望，而近前，则是湿雾扑面，浑身淋漓，正在寂静中，忽然闻到“柴烟味”，于是顺山路走向山寨，迎面而来的是“舂米声”，“狗叫”，孩子的“目光”，老妈妈的“微笑”，一下子使“孤寂”的心情骤然开朗，面对“塘火”的“燃烧”，他觉得仿佛是生活在燃烧，欢乐在燃烧，而燃烧中还升腾出一股“古朴的情，淳厚的爱”。这里就不只是一幅风景画，而是一个诗人深入其中，满含体验的少数民族的风情画了。

同样是写水，甚至是同一条河，前后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黄河。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这样一条河，该引起古今诗人们怎样的歌唱啊!然而不同的诗人却有不同的感情和思绪，即使同一个诗人，情随时迁，也会有很大变化。诗人五十年代的诗作《看黄河》，写的是日落时分，他看到的黄河上的情景：“羊皮船”，“水车”，滔滔风浪似乎唱着古老而又年轻的歌，突然，从远处驰来大船，传来抽水机的轰鸣。正是在这种景象转换中，诗人感到祖国的飞跃、明天的美好。应该说，这里的黄河是现实的，是祖国建设现实的象征。这种写法，在五十年代是表现了一定时代特色的。但现在看来，则显得有些肤浅，因为黄河从古至今蕴含着多少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啊。还是这条河，诗人在九十年写的《黄河落日》，由于襟怀的开张与深邃，它就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时空感，牵系出一条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诗一开始，诗人把“五千年”的等待，集中到“这庄严的一刻”，日落黄河，辉煌、凝重……，在浑圆的夕阳的余辉里，整个大地上的一切都在“沉默”“一沉思的树，严肃的鹰/倔强陡峭的土壁/蒿艾气息的枯黄的草色……”这里仿佛在举行一个肃穆悲壮的敬神仪式。这一刻是静，但这一刻永动的是黄河水：“只有降红的狂涛/长空下，站起又沉落/九万面旌旗翻卷/九万面鼙鼓云锣/一齐回响在重重沟壑，颤动的大地/竞如此惊动动魄”!动静反差，引发人们的思索：日出日落，是民族繁衍的脚步；日落日出，是民族生存的延续，但在太阳无言的回忆中，历史的“爝火”已息，然而“一个英雄民族的史诗和传说”所凝结的民族之精魂，则永驻亘古长流的浩浩黄河。你看，日落黄河后那天地浑茫的景象：

如血的残照里/只有雄浑沉郁的唐诗/一个字一个字/像余烬中闪亮的炭火/和浪尖上跳荡的星星一起/在蟋蟀呜叫的苍茫里/闪烁……

以瞬间显永恒，以一波映天地，黄河落日为人们构筑了巨大的历史文化空间，从中，我们这些黄河子孙可以领悟到生生不息的民族的一切：传统、史绩、情结、意志、生命力……

当然，例子还很多，比如海，比如树，比如风，比如云，比如贝壳，比飞鹰，等等，同一景物和事物，寄托却深浅有别。这都显示了诗人日益精进和成熟的艺术追求与创造。诗歌意象系统意蕴的丰富，昭示着诗人的创作进到了一个更高的美学品位。

叙事与抒情侧重点的挪移

歌德曾说，艺术发展在“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国五十年代的诗歌正是这样。那时，历史的变革，将新世界、新生活呈现于人们面前，诗人被跃动的现实所感染，他们对生活的钟情使他们的审美取向多在生活本身，“生活就是诗”。因此，从生活实感出发，着重客观事物及其演化的外在描摹，把自己的热情融于艺术实体之中，就成了当时诗歌艺术的主导方式。李季、闻捷的诗，即使是抒情诗也带有叙事的特点。而李瑛前期的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他和他们一样，往往从生活中提炼有特征的人物、事件和情景，通过客观的叙述和描绘，来表达生活的情趣和诗人美好的情思。例如，写战士的生活，一般把战士放在他们岗位所在的特定山水之间，展现他们的日常活动和故事，从而揭示他们高尚的品质和美丽的心灵，而诗人的情感倾向则是渗入其中的赞美。只要列举一下诗的题目就够了：《授枪》、《初到哨所》、《戈壁行军》、《夜过珍珠河》、《进山第一天》、《爬山赛》、《告别深山》、《巡逻晚归》、《雪线上的篝火》等等。这些诗的主人公是战士，事件是站岗、守卫、值勤、训练，场景是自然环境，但由于这一切都浸透着一种生机蓬勃的青春气韵，虽是客观描述，但也表现出某种生活的诗意。然而，诗的本质毕竞在于抒情。诗人的这种写法，虽也是抒情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受具体生活的局限较大，就不能不消弱了主观抒发的自由度，以至限制l心灵世界的开阔。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诗人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学反思，重新确认了诗歌的主体性扣抒情性，于是推动诗歌从单调、单一走向多样、多元。在这股艺术变革潮流中，李瑛审视、总结了自己以往的诗歌道路，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新的探索和尝试。但其一个总的艺术趋向是：从侧重客观叙事到偏向主观抒情。具体变化有两点：一是“自我”在诗中的突现，改变了为战士代言的形式；一是对情感与理智凝结的人生体验的开掘，使生活的表现深入到生命层面。这些变化，是时代情势的吁求使然，也是他自身艺术发展的必然途径。

试做比较说明。在他的诗中，写“树”的篇什很多。例如，前期的《小树》、《杨柳和士兵》、《白杨林》等，或者以小树表达战士的胸怀和意愿，他要它在戈壁上“挽住大风沙和雨雪迷雾”；或者以杨柳喻战士，他们栽下杨柳，把性格赋予杨柳，杨柳也就像战士那样坚韧；或者以白杨林的今昔变化，传诵一个当年红军战斗的传说……显而易见，这些诗中，诗人的情感是附着在物象和故事之上的，虽然主题明确，但也嫌拘谨和单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诗人1980年发表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就会发现他前后期诗作在艺术表现上的巨大差异， “我是一棵树”，这是象征手法，但这种手法在诗中的运用，不是物象与意念简单的一对一的对应，而是以树的某些特性为触发，充分展示诗人的内心思绪，树在这里完全被人格化、情感化、心灵化了。诗中没有过多的客观展示和描述，而是诗人在自由联想和广泛想象中，倾诉自己的人生追求、社会理想和为祖国的献身精神。这里的“倾诉”热烈、温柔而沉郁，它娓娓道来，婉转迭宕，不似先前诗句那么单纯、明快。“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我这棵树为什么值骄傲呢?因为我“长在黄河岸边”，“长在长城脚下”，我受祖国“山”和“海”的教育，承接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我的“品格”、“意志、力量和理想”，都是“人民”给予的，“历史”给予的，我的身躯屹立在“祖国”大地，是属于祖国的一部分。因为我有远大的志向，肩负着人类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我要使“孩子”幸福、“老人”欢乐，青年男女相爱；我要使每一个人都有“宁静的梦”，我要守护大自然的生命；我要为人们酿造甜蜜的生活，并在酿造中“认识自己”；我要一刻也不离开人民，我要为改变普通人的不幸命运而尽力，并且：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再也看不见——/饿得发蓝的眼睛，/卖血之后的苍白的嘴唇，/抽泣时颤动的肩膀，以及/浮肿得变形的腿、脚和胳膊……

因为我对祖国爱得深沉，生为祖国，死为祖国，即使“有一天”，我这棵树“倒下”了，我生命的悲欢苦乐，连同我的成功与失误，也都刻入我“记忆”的“年轮”，作为我对“泥土的礼赞”和对“大地的感谢”。而且，我还要让自己“尽快地变成煤炭”，以便“将来献给人间：纯洁的光，炽烈的热!”

诗人这首诗，“感物吟志”，“托物咏怀”，以物为人格的写照和象征。其艺术构成是主客观的交融，并在交融中把物性转化为人性。这里转换的幅度是很大的，它于不粘不滞中，使物虚幻化、普泛化，加大了主观情致的抒写，拓展了诗人的精神境界。李瑛诗歌艺术这种表达方式的重大发展，不仅强化了他个人抒情主体形象的建构，而且为以新的审美思维方式广泛深刻地表现现实提供了极大的创造潜能。

以崇高为主导的多样化风格

李瑛在六十年代前期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把自己的那种写法已推到一个极致。一般是：触物生情，有感而发，善于以精细的观察扑捉人事景物的特点，特别擅长把握自然美的声、色、形态；构思往往是小中见大，发掘平凡事物中的不平凡意义，以主导意象为核心，在想象和联想中配置伴生意象，并且辗转生发，层递推进，最后实现诗意的升华；在艺术表现上，多用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而语言运作，则讲究精致、优美，富有韵律感。因此，他的诗形成了独特的色调：清梧，细腻，委婉，明丽。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射箭》。这首诗，写一家蒙古人为了更热情地招待客人，男主人要在骤雨中表演射箭，先展现他跃马的英姿，“不踏马蹬，不备马鞍，他轻轻的一跃而上，草原便突然矗起一架山”；紧接着就写他射箭的情景，但只见马奔跑中他搭箭拉弓，刹那问“一箭已把整个草原射成两半”；然后一个镜头，主人带着豪兴归来，正和客人谈笑风声，而头上已“雨歇云散”，此情此景，令诗人激动不已，他仰望蓝天，突然感悟到一个民族的伟大：

此刻我分明看见一个英武的民族，/正策马驰骋在历史的高原——/    飞掠的云朵是骏马，/一弯彩虹是弓箭。

    不难看出，此诗不仅写得有声、有色、意气飞扬，体现了蒙古人的习俗和性格特点，而且诗意展开承转自如，层递有序，尤其是最后奇特而又贴切的想象，把个人与民族联系起来，既境界开阔，又意趣盎然，读来使人感奋。

    但是，任何一种艺术风格都不会是固定不变的，特别当历史前进了，社会变革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情绪已超越了前一个时代，相应的诗的风格也必然发生变异。否则，就不能适应人们的审美需要。一个诗人要想永远保持艺术青春，就应该不断有新的创造。李瑛的诗，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艺术变构的挑战，于是，他在一片诗歌革新的声浪中，开始了多种形式的求索：一方面原有的风格，作为一个流脉，使其有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一月的哀思”的震动，历史反思和重大社会问题推到他的面前，使他致力于一系列政治社会抒情诗的写作；此外，日常生活的观感、童年故乡的回忆，也唤起他的灵感。这一切都要求诗人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思维结构，而敞开胸怀，拥抱多姿多彩的世界，创造多种多样的新美。这样，他的诗就有雄浑、缱蜷、平实、雄奇等多种风格。

    我们看他《南海》诗集中的一首长诗《海》。这首诗是诗人继《一月的哀思》、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之后的又一篇力作。此诗视点高远而宏阔，先从太空望大海，那不过是一点“幽蓝”，因而相对“茫茫天宇”，地球就是“一滴水”，然而正是地球、地球上的海，却献给宇宙以“伟大的生命”。然后，置身地球，投身大海，探寻生命的奥秘。诗人写道，大海，既“广阔”又“渺小”，既“寂静得可怕”而寂静中又充满“抗争和呼号”；有时是“和谐的，自然而完整”，但和谐中又“满舍矛盾和冲突”；这里有“情意缠绵的追逐”，也有“凶残的厮杀和咆哮”，这里有“比城池更坚的盾”，还有“比雪刃更利矛”；这里“到处是火线”，  “到处都有攻占和溃逃”……矛盾，冲突，单调与繁杂，寂灭与诞生，不停的运动，不断的更新，这就是大海庄严而雄浑的生命力的所在。其实，大海的奥秘就是社会历史的奥秘，就是人生的奥秘，在这里“自然史”成了“社会史”的象征，波飞浪涌成了复杂现实的写照，因此，诗人才最终从大海的飞涛中领悟了人生的“哲学原则和力量”。这首诗，情感柔婉而澎湃，气势恢宏而沉郁。它使我们想起了郭小川《望星空》的思绪、《致大海》的情韵。它们都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意向和博大的灵魂。只不过由于时代变迁的原因，李瑛的诗不同于郭小川的乐观、豪迈，而显得凝重而悲慨。

    除了思考社会历史问题之外，诗人还把诗的触角伸向故乡童年生活的回忆和身边日常生活的体味。他以平静的心态，回忆自己的童年、童年的故乡，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童年的故乡是“贫困与饥饿”的，故乡的童年是“凄苦与悲凉”的。那苦涩的“野菜”，那暗淡的“油灯”，那寂寞的“月光”，那不开花的“石头”……连乳名都是带“苦味”的。但是贫困和凄苦压不倒母亲的爱，风雨中的一把“油纸伞”，支撑起童年的温暖；但是悲凉和饥饿，也泯灭不了童年的天真，池塘中小小的蝌蚪，牵来一片梦的“春天”……，这些诗，表现艰苦中的生命，笔调委婉，情深，且带几分挺拔。怜如诗人在《回忆：我的童年》一诗中所吟唱的：

    至今，几十年匆匆过去，/我总想起那蓬倔强的野草/凄苦，贫瘠又桀骜，它的形状/如一把野火在愤怒地燃烧。

    人的生命像一条河，它从童年流来，经历青春的潮汛，中年的风浪，到了晚年就有了一份秋水的平静和沉凝。然而诗人的生命却不能以时间计，他的灵魂可以同时包容各种题材，除历史、自然之外，日常感悟也是他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的一部分。李瑛近期的创作，把过去无暇顾及的这些生活内容，引入诗中，就生长出另一种风采。他倾听“爬山虎”伸进窗来，“亲妮地深情地絮语”；他观望“花枝肩头”既不美丽也不丑陋“我就是我自己”的一片“枯叶”；他和“门”对话，认识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从一把“钥匙”的忠实，理解到“它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墙上的“羊角壁饰”，“粗砺坚劲”中，显示着当年“魂魄的矫健和美丽”；桌上的“静物”，凝固的“风景”，却宣告了“生命的沉落”；他坐在“雨”天的窗前，回忆过去，思考人生；他走在“雪”天的路上，看见城市“披着羽绒服站起来／温暖里跃动着轻捷的身影”；他去展览会，从展出的根雕上，获得的是“赭色的生命之源”的启示：他到图书馆，结识屈原和马克思，从他们那里领略了中国历史的演进；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在苦涩中长大的幸福/和痛苦一样近，一样寂静／会流泪却永远不会哀老”……这些诗，关注日常生活，和心灵切近，随意，自然，平朴中闪着人生哲理之光，犹如经霜枫树枝头飒飒摇曳的殷红的叶片!

    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在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和开放之后，已形成了诗歌观念、审美特点、艺术趋向多元化，多样化，并存共荣的局面。这是诗歌发展的一种常态。它标示了诗歌的生机和繁盛。在这种格局中，一个诗人风格的演变与多样，也是他创作的一种丰富和成熟。经过不断努力的创造和开拓，李瑛新时期的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使他诗的风格从单一、单纯走向既有主色调又有各种配色的繁丽多姿。这说明他是一个奋进不已的诗人，具有永不衰竭的创作活力，因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进步。这对一个诗人五十多年的创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我们敬佩和赞赏的。

愿诗人不老的艺术在赤诚的根干上绽放出更多美丽的枝条!

注释：

[1]《李瑛书情诗选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3]李瑛：《早晨·后记》，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4]李瑛：《在生活的激流中锻炼成长》，《解放军文艺》，1962年第5期。

[5]《李瑛近作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6]《李瑛诗选·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