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习得方式

              ——在寇宗鄂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向东

    诗有不同的读法。最基本的一种，可以名之为欣赏式读法。这种阅读法的目的是感受美，体会诗人对人生的感触，并获取共鸣。它让阅读者俯仰于、沦陷于或痴迷于诗自身携带的情绪。另一种可以被视作启示性读法。启示性读法的目的不在感受美，甚至不在获取共鸣，而是要从某些诗作中，获取诗学方面的启示。读宗鄂先生，当然哪种读法都有效。按欣赏式读法，我从他的六十多首自选诗中读出大量我喜欢的诗，它们是《又见克隆》《蜘蛛岛》《母性的泥土》《悼念一片桑树》《虎坊路甲15号》《根》《祖母》《车祸》《哭墙》《听你叫我的名字》《遗弃的钉子》《心塚》《心语》《骨头的硬度》《马的忠诚》《郎当驿》《晋柏》《故乡的油菜花》《皮影》，我可以充分感受它们的诗意，也可以稍加解读。比如这首《蜘蛛岛》：

    在明媚的阳光之下

    在浓密的枝叶和

    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

    悄悄地张开了

    一张张不大不小的网

    再明亮的眼睛

    也难以辨认这敏感的神经

    毒蜘蛛就守候在

    它们精心编织的网上

    身穿漂亮的迷彩服

    貌似盛开的花朵

    采花的蝴蝶和麻痹的蜻蜓

    触网是必然的

    即使有一双飞翔的翅膀

    亦无法躲避这

    柔软的武器

    透明的埋伏

    这样的诗篇有独到的发现和表达。往远了说，与瑞典诗人哈利·马丁松的《尺蠖》有一拼，首先这是一首以小见大的诗，它貌似来自诗人对动物世界的一次细察，而其中的刻画却成为人生的生动隐喻。从另一个视角看，在看似平凡的事物当中，其实蕴含了神秘命运。诗人就是能够说出这种神秘命运的人。往近了说，这样的诗颇得牛汉先生真传，有如《华南虎》描写深陷囹圄之中的猛虎在无奈与默然之中潜伏在心底的生命力，集中表现生命在受到禁锢与残害之时的挣扎。宗鄂先生的生命体验生成于毒蜘蛛精心编织的网以及那一双双飞翔的翅膀，也生成于诗人的想象之中，成为诗人的心灵幻化出来的生命意识。

    但是今天，我更乐于用第二种读法也就是启示性读法来表达我对宗鄂先生诗歌的体味与敬仰。

   宗鄂先生是我的父辈。 我常常听家父说，谁谁的人品是从自己的诗文里养出来的。我常常想起这句话，也注意体察。我发现包括宗鄂先生在内的老一辈的诗文，总是伴着自己的经历，培养自己，他们的人格和气质，都是从自己的诗文中脱颖而出的。

    我曾经与宗鄂先生一道在他的故乡四川梓潼行走，亲眼见他为他的生身之地写下深情的诗篇，有些诗他没有选到自选诗中来，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宗鄂先生的故乡梓潼，西枕潼水，东倚梓林，峰列锦奇，地罗紫姹，蜀道载千年之韵，古柏铺万象之廊，乃文帝祖庭，文昌圣地。今年我又去一趟，参加文昌祭祖大典，诵读祭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北孔子，南文昌。文昌乃神话之孔子，孔子乃人化之文昌。曲阜庄严，梓潼安详。庄严则圣人多难，安详则吉人天相。洪秀全造反，先捣孔庙，张献忠剿川，不犯文昌……熠熠桂香殿，森森翠云廊。将军秉持铁如意，诗人吟诵白玉堂……一祭兮，典章灿烂，二祭兮，阴鸷辉煌，三祭兮，是非明白，善恶昭彰。恶魔以斗为乐，文昌以善为纲。善行为目，纲举目张！”

    我之所以读了这么一段，我是想说，宗鄂先生的诗画，深受他文帝祖庭的影响，正如他在诗中确认的那样，梓潼，是他的根，是其心灵慰藉之福地，精神寄托之家园。

   在这儿我想借助“文昌以善为纲。善行为目，纲举目张！”，集中说说宗鄂先生的诗根——善，以及诗人心性与其诗保持的一致性。

   我的老师陈超先生早就注意到宗鄂先生诗歌的善。他在读宗鄂诗集后说：“它悄悄地纯净地弥散在我周围的空气里，慢慢使我觉得，生命尽管是轻描淡写的，无助的，但它又是那么坚卓，高蹈，充满着自如的透明。在这里，灵魂的至善，不再需要外在的对象。不再需要相对意义上的可验证性。不！它们在白纸上渐渐显形，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你，诗人，是这至善的发动者，它们远离你又一再返回，在今天，它们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种与属，而是自我把持的、自我确立的永恒时刻！这种对个体生命的描述，这种充分自明的反省层次，使我，一颗年轻的苍老的心，再一次追问自己，难道善、正义、尊严，这些被人类精神历史永恒不替的简单概念，在今天，就真的逃到不力的诗篇里而不再在事物的核心闪耀了吗？如果人不背叛自己晦暗的天性，而采取一种以暗抚暗的方式，那么，我们生存的世界，在最后的一幕开始时，还有什么能纯粹得高高在上，并审判这些罪恶的骚扰呢？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无神论的世界，除了虚假的因果律之外，难道就没有比自爱更高贵，比艺术操作更重要的美德和“宗教”来拯救和对称、洞察和论证那些压在人们良心上的忧虑了吗？亲爱的宗鄂，是你那些笨拙的，诚实的诗篇，像一把老式的锈钝的刀子，划破我的心，它不锋利，但它留下的伤口更大，更疼。在这些诗里，你并没有回答我，但你强烈、连贯、又一次提出新的问题！因此，这些诗，良心比形式有意义，忏悔比语言效果更显豁。”

    陈老师早年的感受和判断，拿到今天来看依然恰如其分。

这又让我想到公木先生曾经说过的话：“只有真的才能是善的。倾向性源于真实性。只有真的，又是善的，才能够是美的。美是真与善的形象显现。只有真的，又是善的，又是美的，才能够是诗。堪称为艺术的诗是真善美的完整融合，从内容论，是美的真与善；从形式论，是真与善的美。恶是假的妻，丑是他们的儿子，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也可以摘取作诗的素材，但必须照耀以真善美的灵魂之光，让人从中更能观照到真善美，受到感染，得以提高。虚伪的歌颂是阿谀，恶意的揭发是诽谤，都不是诗。诗的本质是实践，具有改造现实的性能。作诗如此，做人亦然。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作诗。”

这也令我想到更多，并从宗鄂先生的诗作得到更大启示。

    纠缠现当代中国诗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诗人的心性是否必须与诗本身保持某种一致性（或称同一性）。宗鄂先生的创作实践让我破译诗人寄存于作品之中的自我形象，让我再次见证，所谓写作，不过是对善的习得方式之一种，也就是，“修辞立其诚”，善由写作而荣膺心性的主要部件。

    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观察，唯有心性上的“倒错”而非中正，“才是现代文学的缪斯。” 这等惨境的来由无非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健康、却又只相信疾病包含真实性的时代。”  现代人更愿意相信：病态才是真相，健康不过是幻觉，或者假想和假相。于是，新诗人们普遍处于心性分裂的状态之中，或许他们也希望自己所创的诗篇，能与自己的心性相一致。但此事之难，实在与“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行路难》之三）相等同。也有相反的情况发生：新诗人们干脆破罐破摔，在诗中把心性的反面（或侧面）呈现给读者。这样做的好处或合理性，在韦恩·布思一连串的虚拟式反问中，得到了完好呈现：

假如我们不加修饰，不假思索地倾倒出真诚的情感和想法，生活难道不会变得难以忍受吗？假如餐馆老板让服务生在真的想微笑的时候才微笑，你会想去这样的餐馆吗？假如你的行政领导不允许你以更为愉快、更有知识的面貌在课堂上出现，而要求你以走向教室的那种平常状态来教课，你还想继续教下去吗？假如叶芝的诗仅仅是对他充满烦忧的生活的原始记录，你还会想读他的诗吗？假如每一个人都发誓要每时每刻都“诚心诚意”，我们的生活就整个会变得非常糟糕 。

似乎，诗作中的面具出于迫不得已，它是被逼而成的产物，并趁机把自己哄抬到了新诗现代性的制高点。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真诚意味着直接的死路一条吗？宗鄂先生用诗给出了答案。在他的作品中，面具被移开了，或者面具干脆就没有存在过，政治行为也被规避了，不是朦胧诗那样的在反意识形态中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诗歌写作。他诗中的“我”态度诚恳，心性质朴，先乎情，始乎言，切乎声，深乎义，心性与诗完全合二为一，哺育和反哺相辅相成。或许正如陈超老师暗示过的，还有可能强化表达之难，弥补在现代性方面的缺失，但宗鄂先生这种古典性维度上心性与诗篇的一致性本身已经够难了，反倒应该成为现代主义效法的榜样，是一剂疗治现代诗病的良药。

 050021

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河北省作家协会刘向东

1383234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