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构自己的诗学话语

                          ——读《生命诗学论稿》札记 

                                       ·苗雨时

《生命诗学论稿》，陈超著，1994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A 什么是诗？

诗是什么，为什么要写作诗？这不仅是传统诗人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先锋派诗人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当从人为什么活着入手，这就涉及到了艺术本体论。艺术本体有客观本体、浪漫（主体）本体、语言本体、生命本体……陈超持生命本体说：诗是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上帝存在时，人创造了上帝；上帝死了之后，人就是“上帝”。人的生命从其源初就开始了向上空的旅程。在从古至今的伟大诗歌的共时体中，就涌动着生命向上的、超拔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生命的自爱，生存的困境和此在的尴尬，不仅孕育和潜含着生命的精神向度，也奠定了生命对诗歌的信仰。然而“人是难于发现的，更难的是发现自己”（尼采语）。发现“自我”（不是观念的），深入个体生命的深处，展示生命体验与宇宙的天然呼应，这就构成了现代诗的本质性征：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陈超说：“在我看来，‘我的生命’是我诗歌观照的准客体，我与我的理智既联系又区别，它通过噪杂、混乱，达到生命与语言交锋的极点。诗歌就这样对人进行自我建构和还原，对生存不断地进行重组和超越。”这可以看作他对现代诗创作的独到的界定和指正。

B  深谷体验

体验是生命的感悟，是人一种生存状态和人生境界。审美体验是艺术与生命的本体达成。在审美体验中，人不是消极地品味和咀嚼人生历程和生存困境的苦果，而是在心灵深处拷问和与世界对话中，生发超越和提升的功能，以追寻人生诗化和诗性哲学化。因而，诗是人的解放，人的生活体验的扩大，和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给定。依据艺术体验的内涵和方式的不同，陈超把诗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的“祭司”和“歌手”，他们“歌赞生命和使生命成长的一切”，代表了人类歌哭的高度。另一类诗人，“他们坚持深入地狱，并为之唱出挽歌”，他们不为“空洞和黑暗”所困扰，而成为与地狱水火不容的“灵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犀利地澄明生命的真相”。他们这种“向下”的体验，我想可以称之为“深谷体验”。这种体验更多地属地现代诗人。当今的时代，商品经济的潮涌，催发着生产力的高扬，也异化着人的灵魂；物质的充裕和精社的萎顿正形成巨大反差，利欲漫行，人文沦落，生命钝化，使人们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下滑的渊薮。而此种人生的拯救，就要求诗人深入地狱，揭示出生存的荒诞和空虚，放出人类罪恶的污血，从而昭示出人类的另一种特性，即审判罪孽的能力和权利。在这样的诗中高蹈着诗人所代表着的智性、忏悔、孤傲和伟大的人类精神。而其诗性品格和艺术气象，也必然是悲壮和崇高。

C  生命与语言的遭逢

黑格尔说：诗创造了语言。诗先于语言，最初的语言是诗性语言。从构字方式来看，诗从言从寺，它是带着一种神圣性而和现实存在对称与对抗的高于生命的存在形式。生命和语言在诗中成为二元对峙的状态。在诗思的运行中，是生命存在与语言互相发现和互相选择的过程。陈超认为：“真正的诗性正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一方面生命的本真性追求着“诗意栖居”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又具有提升与沉沦、遮蔽与敞亮两种可能性。因此，诗人对诗歌语言的创化，首先应尊重它的本真性和锐利性，使言辞之剑直达生命本质，同时要防止其下滑，并以敞亮消弥遮蔽，以此来保持生命状况的升华与澄明。在这里，需要警惕的是那些远离生命本真的浮华迷幻的所谓“诗语”，那些美丽的词藻并不真正是现代诗的语言。现代诗话语，应该是在“现实生存——人——语言”的关联中，为达成某种“真实”，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根源性的诗性言说。“语言的痛苦”，永远是诗人不可擅离的精神宿命。因为“语言的痛苦”导源于智慧的痛苦，生存的困境以及寻找生命栖居之所和精神家园的艰砺的旅程，所以，它与人生是恒久相伴随的。

D  诗人乌托邦

诗人信仰是什么？诗歌。诗歌的信仰，就是诗人乌托邦。这一问题并不是陈超的新发现，然而，在当前那些惯常的、混杂的、实用性理论的淹没中，他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剔梳、辨析，做了精到深邃的论述，还原了这一问题的应有面目，却是他的贡献所在。诗人对诗歌的信仰是绝对无条件的，这不是什么逃避或者断隔了诗通向现实之门；而恰恰相反，在当今时代的物化和媚俗之中，只有坚持诗人个人精神的独立性，防止人文沦丧，把自我和读者提高到诗的高度，不是用诗去追踪生活，而是让生活摹仿一下诗歌，这不正是现实本身的应有之义吗？在这里，诗人乌托邦，应该具有“纯正”与“伟大”两种禀赋。诗歌远比人类高贵。诗人终其一生也很难说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信仰。他必须不断深入时代，在普遍的压抑和物化潮流里，坚持个人灵魂的独立与纯洁，以纯正伟大的诗歌大师为榜样，永远热爱一种斗争的生活。这怎么会是什么个人超离和逃避呢？怎么会是淡化时代和人生呢？如果不把诗歌作为实用性的工具，而把它看作是对人与现实的审美再造和超越，那么诗歌正是通过自身的精神力量和自身价值实现了对人民的尊重和对人民的热爱。这既是时代的吁求，也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奥义所在。我们的祖先这样做了，我们今天仍然要这样做。

E  深入当代与现代史诗

“深入当代”，乍一看，这一沉重的论题似乎不太可能出自青年理论家之手，或者，这一论题在他们看来，也许不屑一顾，然而这正见出陈超的不俗与深刻。任何诗人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时空而遗世独立，他只能置身于寻求生路的人群之中，通过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才能使他的歌吟真实而有价值。陈超针对诗坛上农耕式牧歌泛滥的现象，提出了楔入当代的严肃命题，他认为，诗歌应更纯洁、更奋不顾身地楔入当代之中，使其成为独立于有限性和权力话语之上的一种神圣行为。所谓“深入当代”，主要是指勇敢地刺入当代生存经验之圈，探索它的全部复杂性，把近在眼前的异已成分包容进诗歌，最终完成对它的命名、剥尽、批判和拆解。这样的诗，具有巨大的综合能力，它可以把时代的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的重要性不是单向的挑衅、叛离所达成，而是整体包容地去创造新的精神历史，并以对人类伟大精神共时体的衔接为标志”。

这就自然联系到史诗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是对绝对精神的加入。在现代的物质浸淫精神，视听传播快速化的情势下，传统史诗的创造是不可以的，但我们可以实现另一种意义的史诗。现实史诗，主要表现为现实生存现象学意义上的加入。诗人们置身于生存现象，去找出内在地嵌于其中的生命本质，在结构巨大隐喻系统时，对置身其间的生存现象进行把握和描述，从而构成新类型的现代史诗。它避免了对传统史诗统筹状态复本的进入，而是在与往世诗人完全不同的生存/文化模式下，以崭新的姿态，唤起现代读者的精神震动。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互相发挥，为诗人们昭示了审美理想追求上的高远的诗学视境。

F  整合建构中的独立创造

中国新诗学的探索，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历程。新历史时期来临以后，各种新诗潮的隆起与涌动，本来为新诗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各持一端的、沸沸扬扬的争论，往往掩盖了真正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解决。而当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风潮又浸淫了各个精神领域，中国诗歌在交叉路口上面临着重建的任务。在此种情势下，建立中国新诗学的责任，就历史限定地落在那些见识超拔而治学稳练的研究者肩上。

陈超就是这类研究者中的一个。在诗学建构中，他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从《生命诗学论稿》这部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学识积累得丰厚，文本涉猎得广博，以及实践体察得深入……除这些因素外，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建深邃而完整的诗学体系，还得力于他独立的治学精神和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他站在现代人文科学基点上，运用整体性思维方式，围绕着诗歌本体论和功能论地核心命题，展开延展纵深的论述。既注重古今贯通，又注意中西融汇，不仅把最古典和最现代的整合起来，也包容了各不相同的诗学系统。他善于用现代实践理性，对一切予以检验、审视、选择、剥离和重新发现，从诗歌艺术精神的共时体中提取某种本质因素，结合实践加以凝炼，使之成为今天活生生的现实血脉。这种研究的创造性表现为：立足实践，又不囿于实践；尊重前人，又不屈从于前人；既不盲目地守旧，又不浮躁地趋新；而是把自己独到精绝的见解建基于现代人文精神和历史真理之上。正因此，它才能登临学术的制高点，而显示其宏远的理论价值和切实的现实指引意义。

这是一种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