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述评

何  轩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系，湖南 岳阳 414006）

摘要：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打工诗歌研究的资料积累；打工诗歌的社会价值认同；打工诗歌评论的认可等。既有成果改变了人们对打工诗歌的看法，展示了打工诗歌的多元化面貌，凸显了打工诗歌在当下文学中被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打工诗歌产生的民间性，打工诗歌文本的复杂性，打工诗人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得打工诗歌研究还存在着整体研究和深度研究的可能。

关键词：打工诗歌；成就；局限；走向

中国“打工诗歌”是随着“打工时代”而出现的一种“农民工”文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零星的“打工诗歌”创作，到90年代“显山露水”，进入新世纪“竖旗组团”，“打工诗人”队伍越来越壮大，“打工诗歌”越来越红火。据不完全统计，在“珠三角”，写诗的打工者已达千人，有诗作发表的则在几百人，长期坚持打工诗歌写作的已近百人。目前打工诗人已有数十人出版个人打工诗歌集几十本。从2001年至2009年底出版《打工诗人》报26期，从2007年至2009年底出版《中国打工诗歌报》4期，出版《中国打工文化报》8期，在2007年和2009年分别出版《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2部，从2002年起创办打工诗人网络论坛，成为全国“打工诗歌”写作者的网上家园，同时不少知名打工诗人创办个人网上博客。可见，从纸媒到网媒，“打工诗歌”在中国新世纪头10年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诗歌／文化现象。

一

新世纪中国“打工诗歌”的兴起是与民刊《打工诗人》报的创立分不开的，而伴随《打工诗人》报而开辟的打工诗歌评论则从诗歌创作定位、导向和理论等方面引导打工诗歌的健康发展。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打工诗人》报的办报定位与发展策划逐步引导了打工诗歌的兴起与发展。早在 2001年5月31日《打工诗人》试刊号（第1期）就明确定位办报宗旨：“我们的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人生作证﹗”《打工诗人》第2期头版刊发编委罗德远的卷首语《为漂泊的人生作证》介绍《打工诗人》报在广东惠州成立缘起及试刊号的反响：“一份原汁原味反映打工人生存和情感状态的诗报。”同时，《打工诗人》报还采用征稿和编辑年度选本等公共活动形式推动打工诗歌发展。2004年5月31日《打工诗人》第8期第1版刊发“梳理打工诗歌，提升打工精神——打工诗歌研讨会现紧急征稿”启事，进一步明确了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定位，以及向主流文坛发展的方向。2007年9月《打工诗人》第10期第4版推出首个《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简介，刊发主编许强、罗德远、陈忠村《写在前面的话：关于打工诗歌》及“打工者写打工者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封面”，以及打工诗人李明亮的报道《来自底层的真诚吟唱》。同版还刊发主流诗刊部分主编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题词，如《天涯》主编李少君的题词：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平衡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态！《诗选刊》副主编张洪波题词：饱含劳动汗水和辛酸泪水且充满智慧的诗歌作品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而2009年出版的《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则将打工诗歌征选视野由南方珠三角扩大到全国打工第一线，使打工诗歌现象成为涉及全国范围的文化现象。

第二，《打工诗人》刊发社会各界评论，引导和扩大打工诗歌的创作与影响。《打工诗人》报从第2期起开辟诗评专栏选发对打工诗歌的评论文字。如，路曲的文章“为‘打工诗人’鼓掌——读《打工诗人》试刊号 （《打工诗人》第2期），孙文涛的评论《中国打工20年风雨“青春祭”》（认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年》是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部集体精神诗集，她的青春性、当代性、史诗性、独特性无可替代，她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缺少的“良心之书”，《打工诗人》第11期）。《打工诗人》第4期和第7期刊发民间诗人发星的《致“打工诗人”群体的一封信》和《“打工诗歌”，中国后现代天空下田园情结的延伸》文章，发星从移民文化背景来看打工诗歌，认为，打工诗歌是“对所谓先锋诗歌的一种情感背离”，是“把乡土移植在工业文明的苍白烟尘中”，是“地域文化形态的转移与重新树立”，“打工诗歌拉开了一种底层新移民的序幕”。《打工诗人》报同时推出对重要打工诗人诗集的个案研究文章，如黄行的诗评《在路上的工卡——读张守刚诗集〈工卡上的日历〉》（《打工诗人》第3期），朱先树的《精神理想的追寻者——徐非和他的诗 》（《打工诗人》第7期），张洪波的《蚯蚓兄弟：在别人的城市里打洞——罗德远诗集〈在岁月的风中行走〉序》（《打工诗人》第8期），孙文涛的《“汗血珠三角”：徐非、罗德远、许岚、张守刚…… 》（《打工诗人》第9期）和《京华遇诗人：许强——广东“打工诗潮”肇始人之一、中国当代打工文化重要推动者》（《打工诗人》第23期）等文章，分别对重要的打工诗人及其诗作进行评论。《打工诗人》报还刊发来自学院派学者对打工诗歌的评论文章及信息。如，张未民的《生存性转化为精神性——关于打工诗歌的思考》，张清华的《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龚奎林的《伤痕与反思：现代性话语裂隙的底层叙述——打工诗歌片论》，何轩的《“打工诗歌”与底层和谐 》，张一文的《也说“不要再强调打工诗人”》，杨清发的《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 》和《独异的风景——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批评》，这些文章引起了“打工诗歌”在学术界的反响和传播。 

第三，打工诗人自己动手评论打工诗歌。“打工诗歌”在兴起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打工诗人出身的评论家，推进了打工诗歌的创作发展与理论阐述。柳冬妩就是从打工诗歌写作中走出来的打工诗歌评论家。《打工诗人》报从第3期起就刊发柳冬妩一系列打工诗歌的评论文章，如，《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打工诗人》第3期）、《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打工诗人》第5期）、《在城市里跳跃：“打工诗人”笔下的动物形象阐释》（《打工诗人》第8期）、《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打工诗人》第9期）、《〈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自序》（《打工诗人》第10期）、《身体事件的烙印——打工诗歌的身体叙事》（《打工诗人》第16期）、《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打工诗人》第22期）。2006年柳冬妩出版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花城出版社2006年12月版），《文艺报》（2007.6.21）特地刊发消息评论说：近年来柳冬妩致力于打工诗歌这一文化现象的梳理和评论，成为打工诗歌的主要理论阐述人。无论从社会学的意义还是诗歌评论的角度，柳冬妩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简括而强烈的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打工诗人的庞大群体，并严正地指出了其背后令人忧虑的社会异化背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打工诗歌的价值及其延伸意义。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也发表了对打工诗歌的评论文章，如，郑小琼2003年8月写了《疼痛的生活——评张守刚的诗》（见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接着又写了《坚守在苦难边缘的打工诗人》（《打工诗人》第8期）对许强、罗德远、徐非、曾文广等四位打工诗人的诗歌特色和风格进行感悟式的评论，以及诗论《深入人的内心隐秘处》（《文艺争鸣》2008.6）。《打工诗人》第19期和第20期分别整版推出打工诗人丘河长篇诗论《当代诗坛的一面镜子——打工诗歌片论》和打工诗人李长空的《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对“打工诗歌”的发展历史、内容特征和现实特性、精神特征、未来走向进行宏阔描述和评论。

二

“打工诗歌”，是作为“底层写作”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中国学界视野的。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工诗歌与底层经验”的表述问题和“打工诗歌的社会承担”功用问题等两个方面。前者属于文学书写的技术问题，后者属于文学的社会功用问题。

关于“打工诗歌与底层经验”的表述问题，2005年第3期的《文艺争鸣》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中写作”的评论专辑，发表了蒋述卓、柳冬妩、张清华三位的一组文章及主编张未民的《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蒋述卓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一文中，以作家的人文关怀作为论述的起点，认为“当前文学的底层意识已经具备了新人文精神的因素，有了超越一般人道主义同情和平等意识呼吁的新质”。他着重从“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对道德缺失的拷问与法律关系的思索”、“对城市认同的追问以及对融入城市的思考”三个方面阐发了当前文学中这种“新人文精神质素”的表现。文章认为必须为“改造底层、提升底层作出切实的精神关怀”，而文学表现领域里的底层意识恰恰具备了这样一种宝贵的品格，因而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柳冬妩的长文《从乡村到都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以丰沛的感情和翔实的文本为基础，肯定了“打工诗人”的创作在“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上的重要价值。并且就诗歌本身而言，柳冬妩指责“有一部分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他的精神指向，而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的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由此他指出“打工诗歌的出现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形成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反拨和颠覆。打工诗歌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的抒发上，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 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中指出，“打工诗歌”的意义在于表现了一种写作伦理，延续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总的倾向来看，上述三篇文章主要是从打工诗歌与底层现实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论述“打工诗歌”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尽管“打工诗歌”在创作水准和现实效用上还存在诸多可疑问题，但实际上却凸显了诗歌创作直击社会现实情境的锋芒和力量，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当前精英诗歌写作中过分倚重技术、偏安于中产阶级内心世界的创作倾向的纠偏。这些意见具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因此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和赞许。此后《文艺争鸣》2006年第1和4期，又登载了多篇有关“打工诗歌”、“底层经验”诗歌等问题的文章和讨论稿，论述口径、立场观点大体上保持了一致。2006年《南方文坛》第5期发表学者吴思敬的文章《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指出要正视“从打工阶层中涌现了一大批像谢湘南这样有影响的打工诗人”。

“打工诗歌”的社会承担问题是新世纪学院派关于打工诗歌研究的第二个焦点问题。2006年《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在该刊第1期卷首发表了《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梁平认为，中国新诗的历史是“对艺术的探索和对社会的关注”齐头并进的历史，而目前不少诗人却陷入“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致使诗歌“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过分地强调了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应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因此他强调“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对于打工诗歌体现的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写作功能，梁平是持肯定和欢迎态度的。与此承担意识相反，《星星》2006年第6期上又发表张桃洲《诗歌的至高律令》一文指出：“中国诗歌当下的困境，依旧是‘怎样写’的问题，而并非‘写什么’的问题”。针对上述关于诗歌“承担”功用的不同观念，2006年第10期的《山花》上刊登了王光明等研究者题为《底层经验与诗歌想象》的讨论稿。王光明认为，把“写什么”和“怎么写”对立起来“又重蹈了把内容与形式、题材与表现对立起来的覆辙，同时忽略了文学的社会道德必须以美学道德为前提的‘承担’特点”。 2006年第5期的《南方文坛》上刊登了冯雷的《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的文章，认为，从诗歌自律性的角度来看，“底层经验”诗歌不妨看作是对1980年代以来“纯诗”立场的反拨或警醒，通过介入到公共空间的方式来重新开放诗歌趣味；另外从语言的方面来看，“底层经验”诗歌对于还原语言、词汇的表达能力和表达空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文章并不认可把“底层经验”写作看作是一种值得倡导的诗学主张，而倾向于将其视为是一种有益于诗歌发展的时代现象。综合来看，这些文章共同的特点是，对从“诗用”的角度展开的道德评判报以审慎的态度，同时更加注重诗歌写作内部的问题，比如美学风格、语言特色、意象体系等关涉“诗美”因素的问题。

三

学院派知识分子拿“打工诗歌”说事的两种表现、局限及“接着说”的可能性。中国“打工诗歌”在新世纪进入国内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视野，引起关注、研究乃至争论的现象，是他们拿“打工诗歌”说事的结果，其表现有两种走向。一是在“底层表述”和“社会承担”等论域中肯定“打工诗歌”显现的社会伦理责任。这方面的文章有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刘东的《贱民的歌唱》（《读书》2005年12期）、王光明的《近年来诗歌的民生关怀》（《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梁平的《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等；这些文章认为，“打工诗歌”是一种“生存中写作”，具有“现实精神”、“民间因素”，它建立在“我手写我口”基础上，是对“技术主义的反驳”，也“勇敢地表现出了道德上的勇气”，并“彰显了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二是在“诗歌伦理”和“美学伦理”等论域中对“打工诗歌”及其评论持保留、否定态度。钱文亮首先在《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7页）中对“打工诗歌”的“伦理优越感”发难，指出当下“诗人的写作只应该遵循诗歌伦理”。接着，张桃洲发表了《诗歌的至高律令》，指出，“诗歌有其自身的伦理，它自己的至高律令。那也许是语言或别的什么，但决不是强加给它的可疑的道德要求或外部现实”。随后，钱文亮又发表了《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对“打工诗歌”的道德批评倾向给予了两顶帽子：“道德归罪”和“阶级符咒”。面对上述关于打工诗歌“伦理问题”相对立的两种批评观点，《南方文坛》在2006第5期同时推出了罗梅花的《“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冯雷的《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和王永的《“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等一组文章，对当下“诗歌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罗梅花在文章中对评论界给予“打工诗歌”表现出的“写作伦理优势”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炒作”、“跟风”。王永站在中间立场，评述了当前对“打工诗歌”持肯定和否定的两种表现，指出，当前一派学者力挺“打工诗歌”，贬抑诗歌技术主义，批评文化精英主义，是一种“文学的祛魅”。王永认为，“打工诗歌”在“生存中写作”是“90年代诗歌”介入精神的延续，诗歌介入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是诗歌正当的职责，但不能矫枉过正，以为关注底层，具有现实精神就可以牺牲诗歌技巧和审美原则。相反，诗歌的价值应该体现在诗歌对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的“如何介入”上。

综上所述，学院派知识分子对“打工诗歌”的批评，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不是“打工诗歌”本身，而是拿“打工诗歌”来“说事”，要么借助“打工诗歌”的写作来发表他们对当下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呼唤以及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要么拿“打工诗歌”来伸张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学主张和诗歌语言技术的思考。他们对“打工诗歌”虽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但骨子里都显露出相当一部分学院知识精英对“打工诗歌”的文化傲慢与本体无视。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但学院派知识精英的思考，给我们对“打工诗歌”“接着说”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话题，比如，“打工诗歌”与底层叙事的关系问题，“打工诗歌”写作的社会伦理与诗学伦理问题，底层的自我表述问题，等等。

“打工诗人”自己对“打工诗歌”的评论、局限与“接着说”的生发点。“打工诗人”在“打工诗歌”写作与传播过程中也开始自觉地对“打工诗歌”进行理论思考，《打工诗人》报开辟了“打工诗歌”的理论研究专版，吸引了不少打工诗人对打工诗歌本体进行个案评说和整体总结。2006年12月“打工诗人”柳冬妩出版了长达272页的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著者以一个“农民工”的身份进入东莞打工，从写“打工诗歌”到写“打工诗歌”评论，将前者看做是自身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传记，将后者视为“心灵在诗歌里穿行和歌哭”。由于这些深入打工现场和诗歌现场的切身之痛，使该著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得以进入“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的内部进行言说。同时，不乏宏阔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如，著者认为，打工诗歌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它“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打工诗歌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圈地”中被一些人急于转化成“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对诗歌本身来说是不健康的和虚假的。对“打工诗歌”的评论不能局限在“狭隘的题材和伦理道德”层面，也不能局限在诗歌的肌理语言方面。即使对诗歌进行社会符号学的分析，也要严格坚守美学立场，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将“打工诗歌”的评论变成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强调打工诗歌的研究首先要面对文本，文本细读是美学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打工诗歌还在发展，需要在耐心阅读中去寻找和发现。【1】

柳著的这些观点显示该著是当前对“打工诗歌”内部与外部研究结合得较好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但是，由于该著是著者不同时期关于“打工诗歌”研究的论文合集，因而，从论著的体系来看，其整体逻辑视角和格局还不显豁。如“打工诗歌”兴起的历史发展问题，“打工诗歌”兴起和传播的方式问题，“打工诗歌”与底层表达权关系问题，与打工文化建设、与底层社会和谐关系问题，等等。这些与“打工诗歌”产生相关的文学史问题、文化史问题和社会史问题，都值得系统研究总结。

近年来包括“打工诗歌”在内的打工文学，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兴趣，不少学者认为对此进行研究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社会学的价值。如，著名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柯雷 (Maghiel Van Crevel) 博士认为：“migrant-laborers poetry is an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topic.”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黎明茵博士认为：“I am indeed interested in  migrant- workers’ issues and writings and will have little problem supervising a thesis o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 澳门大学中文系施议对教授说：“打工文学，很有意思。古典资源，开发利用，应有一定空间。”[2]

总之，“打工诗歌”在新世纪已经赢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就。这表现在，第一，在打工诗歌的资料收集上出现了2部关于“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和包括打工诗歌在内的《打工文学备忘录》（杨宏海主编，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二，“打工诗歌”所体现的社会学价值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打工诗歌”的文学价值也得到相当多的评论家的认可。第三，出现了第一本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和打工诗歌研究理论阐释专家柳冬妩。但是，由于“打工诗歌”产生的民间性、“打工诗歌”文本的复杂性，“打工诗人”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得对“打工诗歌”的整体研究和深度研究上还有待深入展开。在整体研究方面，“打工诗人”群体定位与分类研究问题，“打工诗歌”定性与分类研究问题，都还缺乏整体理论研究。在深度研究方面，“打工诗歌”兴起的原因与传播的方式问题研究；“打工诗歌”的诗学价值研究：如何处理诗歌写作的社会伦理与艺术伦理关系问题；“打工诗歌”的文化社会学价值研究：作为打工文化的“打工诗歌”，其创作过程与“打工诗人”的精神和谐问题，“打工诗歌”的传播接受与打工群体的精神和谐问题，“打工诗歌”的社会介入与社会阶层结构和谐的问题；“打工诗歌”的历史语境和未来走向问题。上述问题将成为未来打工诗歌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