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建构中的陈超

——兼谈当前诗歌批评的问题

张凯成

摘  要：陈超是一位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他的诗人身份则处于“遮蔽”的状态。这种“遮蔽”一方面由于其诗评的强大传播场产生了“影响的焦虑”，使得诗界在接受其诗歌时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疏离”意识。另一方面也与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持有的创作观念，以及具体的创作实践有关。此外，当前的诗评界在呈现其诗论与诗歌价值时存在明显的失衡感，这同样造成了其诗人身份的遮蔽。随着陈超诗歌价值的不断凸显，与其诗论之间的关系由相互“偏颇”逐步走向“互证”与“互辩”，其“诗人批评家”身份会最终得以确立。

关键词：陈超；身份建构；批评意识

在当前诗评界，陈超首先作为一位优秀的诗歌批评家而存在，但不可忽视的是，他有着另外的诗学身份——诗人。在陈超的意识中，他将自己的诗人身份看得要重于诗评家，这得到了当前诗评界的认同。[150]此外，西川、大解、霍俊明等诗人或诗评家还看到了陈超诗歌与诗评在诗学价值方面的同构性，逐步建构起了他成为“诗人批评家”的可能性。[151]如此驳杂的身份命名背后隐藏的是多元的批评话语理念。陈超的身份问题（诗人、诗评家抑或诗人批评家）不仅关系到当前诗界对其诗学贡献的认定，更重要的是和他参与诗歌史建构的程度与有效性相互关联。笔者看来，相对于明确的诗评家身份而言，陈超的诗人身份处于“遮蔽”的状态。这种“遮蔽”一方面得因于其诗评强大传播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自身的诗歌创作相关，同时还与当前诗歌批评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密不可分。

一

陈超的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正形成了不同的话语场。就诗歌批评而言，他与不断发展的诗学语境之间始终保持着相互的“对话”关系，藉此建构出了独具先锋特性与诗学价值的批评体系。这不仅使其诗歌批评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建构出了强大的诗学传播场。正是这种强大传播场，使得诗界在接受陈超诗歌时，产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疏离”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诗歌的传播效力。从传播层面来看，陈超的诗歌批评在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无法规避的“影响的焦虑”。

陈超在其诗歌批评中灌注了体察当代诗歌发展态势的责任意识与高昂激情，自觉参与了当代诗歌与诗学批评的建构过程。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的诗学批评就指向了“流行诗”的范畴，先后写出《新的阻塞——谈当前的流行诗》（《飞天》，1983年第10期）、《“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诗刊》，1986年第12期）等诗学论文，将批评的眼光对准其时诗坛发生的流行现象与诗学潮流。当第三代诗还在酝酿之际，陈超又以精敏的判断与辨识力将其发掘出来，随后开始了对第三代诗发生、发展过程的跟进式批评，如《中国诗歌的新生代》（《诗神》，1986年第5期）、《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态度》（《山花》，1987年第6期）、《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文艺报》，1988年9月3日）以及“论第三代诗人”系列文章[152]等，逐步建构起了他对第三代诗的批评系统。与此同时，陈超开始了“生命诗学”体系的建构，他在研究第三代诗时熔铸了自身对诗中表现出的个体生命、生存境遇、生命化语言等的存在式体验，这无疑引领了当时诗评界的“先锋”潮流，正如孙基林看到的：“他（陈超）是最早将第三代诗歌捧献在读者面前的为数仅有的几位先锋批评家之一，当整个诗坛还在耽迷于既往的辉煌或为过去的是非而是非不休的时候，当批评家们面对新的艺术迁延和变构而无言以对或者为一种风度而保持沉默时，他较早感受到‘诗歌审美特征的新变’和‘悄然而至的挑战’，并将一种新的‘生命的意味和声音’，传布给广大的受众，使之迅速地播撒和弥散，变为更广大的倾听。”[153]

1980年代末直至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中，陈超承继了先前注重批评时效与参与效力的批评意识，同时还增添了他对“发生中”诗坛的精敏辨识与深刻辩难。一方面，他始终坚持着批评方法的自觉探索。除前述的“生命诗学”外，陈超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细读式批评”[154]，并自觉进行了文本细读式的批评实践，先后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55]与《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正是他在细读方面的力作。唐晓渡曾惊叹于陈超的细读工作，并以“工程”来命名。[156]着眼于1990年代及之后的诗歌写作现状，陈超分别以“历史想象力”“用具体超越具体”[157]等概念，来命名与总结不断演变的诗学想象与诗歌创作。随着诗学体察的不断深入，陈超又提出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方法，强调诗学批评在处理历史生存、文化、生命等相互扭结问题时，要具备历史语境、诗歌语言、文体问题的综合性眼光，从而摆脱了一味关注社会历史批评的限制或抛置历史语境的文本细读的弊端。[158]可以说，陈超在诗论方法的探求中做到了先锋性与实用性的并举，他尤其注重批评方法在操作层面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陈超有着对当代诗人的系统观察，其目光触及了深度参与当代诗歌建构的几乎所有代表性诗人，如食指、北岛、海子、骆一禾、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翟永明、柏桦等。在个案研究中，陈超立足于诗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以诗人创作的阶段性作为有效线索，经由新批评、生命诗学等理论的综合性解读，努力抵达着个案研究的批评范式。

除自觉参与当代诗歌的发展与建构外，陈超的诗歌批评还与诗评界保持了相互的对话关系。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陈超重要的诗论专著出版后，均得到了诗评界的肯定式回应。谢冕曾高度评价陈超的文本细读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他不仅看到了该书在“开放的诗歌观念”“给读者以阅读品评方法的启示”等层面的贡献，而且也对作者“扎实的理论素养和文学史知识”予以赞扬。[159]孙基林以陈超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为中心，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他所建构的生命诗学，认为“陈超筑于语言与生命和生存临界点之上的生命诗学，既表现了一种深刻广延的生命个体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又表现了一种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这是我们时代‘新诗学’的两块基石。”[160]臧棣则以陈超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驳斥了“当代诗歌缺少优秀的诗歌批评”的论断，并指出：“陈超用他的批评敏感和批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当代诗歌恢复了它的基本面貌和诗的尊严。”[161]此外，西川、苗雨时、沈奇、霍俊明等诗人、诗评家均对其出版的诗学研究专著、评论集等做出过评价与赞赏。

由此来看，陈超的诗歌批评不仅有其重要的诗学占位，而且在传播过程中还形成了强大的话语结构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诗界对其诗歌创作的接受。在诗歌批评场的“影响焦虑”下，陈超的“诗人”身份始终没有获得相应的诗学位置，如霍俊明所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诗歌界普遍关注和倚重陈超作为杰出诗论家的一面，而这种‘高拔’也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长期的遮蔽与忽视。或者说，在诗歌界很多的从业者那里陈超所创设的“生命诗学”的诗歌批评比其诗歌更重要。批评家的身份甚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和消磁器一一对于陈超的诗人身份和诗歌写作来说。”[162]当然，传播场的影响属于陈超诗人身份被遮蔽的外部因素，他自身的诗歌创作则构成了“遮蔽”的内部原因。

二

陈超的诗歌写作起步很早，此后保持着持续创作的热情。但他的诗一直处于“遮蔽”的状态，这直接造成了其诗人身份的结构空位。究其原因，这首先与陈超所持有的创作姿态与观念不无关系。如他在谈到创作初期心态时，大体接受了“没有刻意要和所谓时代进行对话，也没有想着和某一种诗歌潮流相呼应，而是有自己的一个秘密资源和诗歌谱系”的论说。陈超还指出自己在1980年代后期创作的带有“元诗”色彩的诗歌[163]“就是想区别于第三代的口语诗和新古典主义。”[164]这种自觉的“疏离”姿态造成了他的诗歌创作有意无意地走向了“异端”。创作观念上，陈超认为诗歌本身是“神秘的事物”，不能把写诗当作“天道酬勤”的志业来看待，他曾说：“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歌，至今共有300余首。二十年才写出这样的数量，可见在诗歌创作上我实在不是个勤奋的诗人。但在泛指的‘写作’意义上，我又算是个勤奋者，二十年我写出了近200万字的诗学理论批评文字。”[165]与诗论相比，陈超创作出的诗歌数量相对悬殊，这不仅影响了其诗歌的结集与出版[166]，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在诗歌方面获取诗坛占位的有效性。

其次，更重要的是，陈超的诗歌创作实践与诗坛之间并未形成“对话”关系，这便直接制约了诗界对其诗歌的发现与挖掘。早在1970年代后期，陈超就开始了诗歌创作，由于处于写作的起步期，其时的创作呈现出“诗体杂糅”现象。据他回忆说最早的是自制诗集《柳叶刀集》，“里面既有律诗、五言诗、绝句、词，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诗歌。”[167]这种“诗体杂糅”现象与他在写作初期所接受的精神资源密不可分。1974年，陈超赴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农场务农，彼时接触的书包括《红楼梦》与普希金、海涅、拜伦、洛尔迦、聂鲁达等外国诗人的诗集，这样的阅读资源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柳叶刀集》中既有古体诗，也不乏浪漫主义的诗歌。联系到1970年代末期的诗学语境，朦胧诗的崛起成为诗坛的重要事件，而陈超此时的诗与朦胧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离隙”。值得强调的是，陈超1980年代初期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地”“落日”“历史”“祖国”“未来”等意象，同时，他还在“埋怨谁呢？我们的朋友/谁都埋葬过无数希望/一如这日升日落/日落——蕴蓄着日升的力量”（《黄昏——答朋友》、》）、“不再为昨日的伤口啜泣/把它深深刻进心底/昨天之后是无数个明天/未来的路/等着我们开辟”（《坚定地向着未来》）等诗句中[168]传达出期待黎明、渴望未来等情绪，这与朦胧诗的意象、情绪之间相互同构。但鉴于朦胧诗在1980年代初的渐趋“转型”，陈超的朦胧诗“写作实验”则表现出了相对的“滞后性”。

陈超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由此至1990年代初，在接连写出组诗《诗歌写作》、《交谈》，长诗《青铜墓地》，以及《一个新词》、《停电之夜》、《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此刻之诗》、《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等诗后，他写作的基本取向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陈超的诗歌朝向带有“元诗”性质的思考，尤其在与荷尔德林、马拉美、史蒂文斯、毕肖普等诗人的“精神对话”中，他的诗显示了对语词、话语、想象等诗歌元素的体验性沉思。陈超藉此寻找着精神贫乏时代诗歌写作的“原乡”，以砥砺灵魂的精粹与洗练抵达着诗歌的信仰、祖国与“明天”。这种带有“元诗”性质的写作使他在1980年代后期，甚至在1990年代初无法参与到与诗坛的直接“对话”中去。

另一方面，陈超的诗趋向了对“转型”时代的体验性沉思，他深入而又强力地再现了自我在转型时代的精神诉求，这种诉求正体现在“我，书呆子，一个生活节制者/被时代裁成两半。”“悬在两个时代脱钩的瞬间/谁能抽身而去？”（《博物馆或火焰》）、“一个新时代的蝾螈/不是在刑架上挣扎，而是更低些；/以失败为食，以切穿为命”“在语言卷刃的时代，我怀抱/昨日那个被遗忘的诗人留下的砥石。”（《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等诗句中。陈超对“转型”时代的思考尽管与1990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大致同构，但他不断强调自身的“乌托邦留守者”身份，如“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灰烬中旋转的毛瑟枪”（《风车》）、“乌托邦最后的守护者——/在离心中写作的老式人物”（《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等，由此凝构出了独具个性特征的“乌托邦”。但这种“乌托邦”在1990年代初的诗坛并不存在，因为面对“断裂”的时代语境，其时的诗人们大都在进行写作心理的自我调适，他们的诗中较多容纳了对历史、现实的被动性思考。与此同时，叙事因素的不断增加也使得其时的诗歌写作逐渐构筑着驳杂、多元的诗体空间。与此不同的是，陈超在1990年代初及之后的诗歌写作中保持着灵魂的淬炼与精神的高蹈，直到1990年代后期，甚至新世纪以后，他的写作才发生了转变。此后他的诗逐渐向日常生活敞开，试图在具体生活场景中展示个体化的生存经验，其诗歌语言也较多地融入了日常化、生活化的因素，如《早餐》、《秋日郊外散步》、《孩子和猫》等。同时，陈超的诗歌还表现出了对逝去年代的追思与怀念，如《回忆：赤红之夜》、《一九六六年冬天记事》、《夜烤烟草》等，他以此寄托着个我在思考历史与现实时的存在式体验。正如霍俊明所看到的：“在1994年以后的诗歌书写中陈超葆有了对知性与感性、吟咏抒情与陈述叙事、历史记忆与现世生存、时代主题与个人生活、独白与盘诘、平静透彻与调侃幽默融合的能力与活力。”[169]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强调陈超的诗歌创作与诗坛潮流相疏离，并非是说其诗歌没有价值，或者对价值本身表示质疑，相反，这种有意疏离正成为了陈超确立个人化写作的有力途径。整体上看，在诗歌写作上“游离”于诗坛主流之外的陈超，为诗坛对其诗歌的遮蔽与忽视提供了可能性。就普通读者而言，被诗坛“遮蔽”的陈超诗歌也很难在他们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陈超本人对这种现象较为坦然：“一个人就是不能什么都占了，比如说于坚、西川、欧阳江河、周伦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理论家也是非常出色的。没办法，作为一个具有象征资本的人出现，你只能占一个象征资本。杨炼也是一个很出色的批评家。他们这方面也被遮蔽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170]但这掩盖不了诗评界在挖掘其诗歌价值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与批评在当前表现出的无力感密不可分。

三

诗人身份的被遮蔽并非是陈超所独自面对的境遇，“身份的遮蔽”在诗界（尤其是当代诗坛）普遍存在。例如，当前诗界对骆一禾诗论价值的重视也表现出诸多不足。除诗歌创作外，骆一禾还建构了宏大的诗论体系，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诗歌的写作理念。《水上的弦子》、《美神》等诗论文章凝筑了骆一禾对史诗性诗歌写作[171]及“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172]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不仅表达了他建构伟大“诗歌共时体”的诗学抱负，而且也为当代诗歌的写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当然，随着西渡等人的发现与挖掘，骆一禾诗论的价值逐步呈现出来，并且其影响范围也在逐步扩大。[173]由此来说，诗人或诗评家身份的确立离不开批评家对其身份价值的有效挖掘，这同时为陈超诗人身份的确立提供了可行性的途径。

当前，诗评界并未有效地呈现出陈超诗歌的诗学价值，这与对其诗论价值的挖掘之间相互“失衡”。整体来看，在对陈超诗歌研究的过程中，当前诗评界较多地受制于经典化、舆论化的评价机制。乔治·布莱有言：“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不依赖于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一位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就是重新发现一个人从自我意识开始组织起来的生命所具有的意义。”[174]而当这种重构性的“我思”被阻断后，批评研究便陷入了同质化的倾向，批评家集中于共性的认知，相对缺乏创造性研究生长点的开拓。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诗评界对陈超诗论的研究，在整体质量上要高于对其诗歌的研究，这便容易形成批评的“无意识”，即多数研究者依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对陈超诗论的研究上，认同其“诗论高于诗歌写作”的固化事实，而相对缺乏创新性的判断与读解。

从批评队伍的构成来看，对陈超诗论方面的研究集中了当前诗评界的“名家”，如谢冕、唐晓渡、耿占春、孙基林、张清华等。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了陈超所建构的“生命诗学”体系的重要性，如孙基林指出：“陈超筑于语言与生命和生存临界点之上的生命诗学，既表现了一种深刻广延的生命个体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又表现了一种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这是我们时代‘新诗学’的两块基石。”[175]耿占春认为：“凭借着感觉的敏锐性和思想的概括力，陈超早期就将其诗学命名为生命诗学，围绕着‘个体生命’、‘激情’、‘暴力’、‘虚无’、‘乌托邦’等观念建构起生命诗学的一些核心观念与命题。……陈超的‘生命诗学’并非置于抽象地带，他在八十年代就如此清晰地将中国先锋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历史地貌及其诗学差异准确地标识出来……”[176]另一方面，他们还对陈超所坚持的“文本细读”、“历史—修辞学”等批评方法，以及对他的诗歌评论之于当代诗歌建构的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与赞扬。如谢冕曾说：“这是一本由一人独立完成的融赏鉴与辞书的功能于一体的著作（指《中国探索鉴赏辞典》——笔者注）。它把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出现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现象作了一次总体性的整理。”[177]唐晓渡评价道：“他（陈超）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孜孜不倦的教授……是当代诗歌及其历史境遇的变化本身首肯并逐步洞开了他工作的价值。……陈超之所以投入如此巨大的心力从事他的导读‘工程’，内含着一个双重的教育/训练目标。”[178]张清华说到：“陈超虽然娴熟地使用新批评的文本分析策略，但他对当代诗歌的理解，从未单纯在观念和技术的外壳上，从技术的细枝末节上去陈述，而仍是从诗歌作为‘生命—语言现象’的合一的永恒本体上，从人文主义的必然承担上去理解的。”[179]与之相比，对陈超诗歌的研究则较多地集中于青年学者。这种诗评界名家“光环”效应下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对陈超诗人身份的接受。同时，“名家”们对陈超诗论价值的深度挖掘与高度评价，极易形成对其诗歌研究的“专制”，诗歌价值的呈现受到了很大的掣肘力。

即便就陈超诗歌的研究而言，当前的诗评界也较多集中于主题内容、思想情感等层面的解读，并且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标签化倾向（“乌托邦留守者”等），而相对忽视了立足于诗歌文本的细读。根本上说，面对舆论化、标签化的批评，诗人们大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认同感。如翟永明看到了研究“女性诗歌”的“舆论化”问题：“目前评论界对‘女性诗歌’更多的是从社会学观点、妇女问题考察及女性内心世界分析等方面作定向研究，很少把诗歌文本孤立出来，从纯粹的诗歌价值和艺术的基本要素上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女性诗歌’的批评辨别标准仍然混淆不清，进而影响到女诗人的创作。”[180]郑小琼则针对“脸谱化”化命名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感：“……我一直拒绝做一个脸谱化的典型，这种脸谱化的生活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憎恶，很不幸，我依然成为了这一张脸谱。”[181]并且从接受层面来看，舆论化、标签化的解读也容易使读者受到方向性的“误导”。当然，诗评界对陈超诗歌也有着细读的尝试，刘翔、大解、霍俊明等人在此方面表现出了先锋性的探索。他们大都发现了陈超诗歌在1994年前后的转变，即由前期的精神高蹈、灵魂淬炼式的写作风格，逐步转向了对时代、历史、记忆、日常、生存等驳杂境遇的存在式体验，其诗歌写作在历史与日常的困顿、纠葛中变得平稳与综合。[182]这种对陈超诗歌文本的细读，不仅与其本人所持有的细读式研究方法形成了相互的呼应，而且也有助于其诗歌价值与意义的整体性呈现，在更为多元的解读中不断确立其诗歌的诗学位置。

值得肯定的是，陈超曾针对近年来诗歌批评现状，提出了“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诗歌语言、文体问题的双重关注，使诗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文体、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处理。”[183]而学界当前对陈超诗歌的研究方式与前述方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目前的研究较多地依附于对其诗论的评价体系内，从而形成了一种批评的“无意识”。许多研究者无法摆脱既有的研究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诗评界对陈超诗歌价值的挖掘与呈现，造成了其诗人身份的被遮蔽。

结语

综合来看，陈超在诗歌评论与诗歌创作层面的实绩，使其具备了成为“诗人批评家”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有其自身的限度。当前的诗评界在呈现其诗论与诗歌价值时存在明显的失衡感，有关其诗歌的研究仍有着较大的可挖掘空间，这些因素构成了确立其“诗人批评家”身份的巨大障碍。不可否认的是，随着陈超诗歌价值的不断凸显，与其诗论之间的关系由相互“偏颇”逐步走向“互证”与“互辩”，其“诗人批评家”身份会最终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