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函《感觉的平原》中的道家视野初探

 王之峰

在《雨时诗刊》的组稿会上，我曾不止一次问及诗友,姚振函先生写作的哲学背景？诗评家苗雨时老师和诗人郭友钊建议我静下心来自己思考，梳理后尝试写一写。这就是我重读《感觉的平原》，写“姚振函的《感觉的平原》中道家视野初探”的动因。冯友兰先生曾归纳老子的思想体系是“道—有—无”。其主要观念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虚静”、“道不可言” 、“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有无相生”、“返璞归真”、“朴素”、“无为无不为”、“复归于婴儿”。 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对姚振函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进行梳理，并将评论家对《感觉的平原》的相关评论也纳入考察范围，佐证自己的观点。

诗集《感觉的平原》的评论综述。《感觉的平原》发表后诗歌理论家陈超评论“姚振函是河北中青年诗人中独愫孤标的先锋人物，独一无二”。陈超很有把握地认定：“姚振函大智若愚。为中国乡土诗“发明”了一套写法，可以到专利局立个户头了——反思想、反修辞、反诗眼、反易感、反阐释，整个一个“五反分子”，一个诗歌艺术的革命者。”。对于《感觉的平原》陈超谦恭地评价“好诗不可说，一说就错？善哉——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空处亦实。实处亦空。”。姚振函诗作的研究专家苗雨时教授则认为姚振函的诗有一种别样的乡愁。“他的诗，属于土地”。他的诗因为“回到人本身”而自然地“回到诗本身”。姚振函《感觉的平原》中的诗作思想“单纯而丰富，素朴而浓郁，其艺术气象，空灵，氤氲，清新，如同平原上荡动的一缕飘逸之气。诗中客观的体察代替了的主观的幻化，以物观物，让物自身展示它们的生命形态，而此时，诗人的自我也就抵近了物我两忘的超迈的精神境界。”。诗人牛汉说：“我想作者（姚振函）不知道经历过多么艰难的跋涉与思考，才回归到生他养他的这片生命和诗的大平原净界，不能仅仅看作是回归到故乡故土，而是进入了一个比故土更广阔的另一个大平原。这个大平原，是姚振函的大平原……”。诗评家唐晓渡所看重的是姚诗感觉的独立和文化渗透过的语言后的润朗。他说“姚振函试图在语言之中建设一种语言，以构成超然于现实的存在。”。诗人郁葱认为《感觉的平原》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精神气场”，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开创性价值。诗人伊蕾说姚振函是“大地诗人”。诗人宋峻梁称其为“以乡村为文化背景的现代诗”，他描写、叙述的乡村、乡土、乡人，是自我的想象和重构，是具有现代情绪和现代思维的乡村，是平原上的“抽象符号”。诗人胡业昌回忆姚振函时说：姚先生的诗“诗语清清爽爽，诗意明明白白。构思精巧，断句有道。以实制虚，以虚制意。”。青年评论家李艳敏认为姚振涵的诗里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淡然与智慧。诗人郭友钊评价姚振函：他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一位勇于反省的诗人，一位会思考、能思考的诗人，一个实现了真、善、美统一的人。有的诗评家对姚振函的定位则更高：“姚振函是哲学意义上的乡土诗人”。每一个人的评价中都涉及“道家”观念和境界。如：“返璞归真”、“真与假”、“虚与实”“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净界”、“素朴”、“空灵”、“道”、“大智若愚”。就是说众人已经意识到，而没有明确地说出。诗人姚振函常常有意无意地以道家的思想或观念来覆盖其诗意的审美过程，他的许多观念来自道家“无—道—有”的思想体系。他的诗歌理想是审美境界和道的统一。

关于诗歌文本中的道家理念梳理。让我们再一次走进诗人的经典之作《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

六月，青纱帐是一种诱惑

这时你走在田间小道上

前面没人，后面也没人

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声……

诗有浩然之气。道的浑然体现心灵和世界的和谐。姚振函自己在解读时说“为什么要吆喝，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平原上青纱帐的存在和割倒。诗的主题是模糊的，……。这首诗，如果硬要指出其意义，或许可以说是生命在渴望一种释放吧。”。对诗人的 “地平线”而言，青纱帐是一种精神压迫、生命桎梏。吆喝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的愉悦，敞亮，一种“悠然”。姚振函自己也说“我之所以看重这些诗，是因为它们使我回到了真实，回到心灵深处潜藏着的那些人生经验。在我写这些诗的时候，童贞开始复活，我宁静地回味着那些久远年代的几乎忘却的情状。”。苗雨时先生认为姚振函“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既有日常感性，但又常常为人忽略。诗人写出了日常中的奥秘，寄主情感在人性的“天之道”。陈超先生认为这首诗不仅写了“本事”，还同步表现了平原人的一种生命情调。恢复了生命真实的自在和旷达。它超越语义，传达感觉，达至心境澄明的境界。这类诗单纯而丰富，朴素而浓郁，余音绵邈之中有体味不尽的灵韵。作者认为这首诗在气韵和意境上与古人的山水诗一脉相承。诗人成了自然的信使。诗人盼望一种直抵“地平线”的开阔，“在平原，吆喝一声”有一种辽远、一种坦荡、一种单纯、一种无遮无挡的气势。语言生成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姚振函的诗《感觉的平原》是从社会属性的人回归到自然属性的解放。让人想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疏狂，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飘逸。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慷慨、惆怅。想起嵇康啸傲竹林的郁郁不得志时，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然的拥抱。想起困顿中李白“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的茫然。想起远古的先人大声咏唱，“帝力于我何有哉” （《击壤歌》）的野逸、旷达。诗人实现回归，追求与己无违的人生态势。有形无我之境和无形有我之境浑然天成。诗人在视觉、触觉、体感上呼应心理。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幸福来自平原上，平原的象征是什么？“平原就是平原本身”！平原是农耕的原始生态和生生不息的亿万命相，是自然秩序，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首诗“浑然天成”，有诗人的生命灌注，诗中“言生象，象生意”，妙喻无据，在“生命真实”中间，达到“心境澄明的境界”。诗中“村庄”让人有了“根”，于是幸福才会更加醇厚、绵长。

再看另一首《平原和孩子》——陈超在评价这首诗时说：“此中有真义，欲辩已忘言”是也。诗美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是更高意义上的原始生命感觉的还原。“他即目即灵，目击道存。”。诗人姚振函自己回忆说：“在追逐了一通大气派之后，我腻烦了。我隐隐感觉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虚假，于是回转身来审视真实的自己。”。苗雨时认为“诗集《感觉的平原》之所以称为“感觉诗”，是因为它所写的多为对平原上各种物象的感觉。在人与土地意会神交的刹那碰触中，一下子擦亮了乡土情结的精神内核。……客观的体察代替了的主观的幻化，以物观物，让物自身展示它们的生命形态，而此时，诗人的自我也就抵近了物我两忘的超迈的精神境界。”。

本人以为《平原和孩子》是‘天人合一’的神启寓言。诗人有一种自信，有别与他人的姿势和视角对人（自己）的重新审视。他体察的姿态多采取坐标不定的散点透视，诗的中心是人。诗人把一个感觉从平面立体化，将立体感觉精炼到线条，又将点点滴滴的感觉雾化、澄清，直至抵达“极简性”的透明。“一个孩子/在平原上”是在人和自然重逢，是发现和立意，有外之意义。“为什么这孩子恰好/处在平原中心”视域里广角和特写同时发生。充满矛盾性和怀疑，为进一步改变视角提供机会。“这么大的平原/这么小的孩子”看似对比，实际的思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诗人对宇宙的态度。平原是生命的神谕。必须回到人的中心，一切才有意义。 “平原上什么也没有/平原上只有一个孩子” 是刹那见终古，这是一个假设，不成立但被认可，他是诗人的生命直接灌注。诗来自一种宇宙意识和自然观，有“视乎冥冥，听乎无声，虚实相生的自然情趣。”，透射出人道与天道的和谐。记得姚振涵说过“写文章，每个字都不能随随便便使用，必须认真审视一下这个词的前后左右，把每一个词拿在手里掂量再三才放心地写进文章中”，所以他写“一个孩子”而不写“一群孩子”，或“那个孩子”，或具体的张三、李四，是有意而为，这种诗歌意识，在于叙述他本真的感觉，直接观照那个更实体化、更直观的世界。这种看似简单的描写，恰恰道出了“齐万物”与“天、地、人同根”的存在体验。既陈超说的“天机自动。天籁自鸣。”。诗依赖直觉，空处亦实，实处亦空。一切统一在情感逻辑的隐喻下，人与自然的同构。一个孩子成了是大地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这是生命本质的宏大叙事。这首诗在诗艺上真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再让我们用道家的视角对诗人姚振函的其他作品进行简单分析：《土地的声音》《日出所见》《在夜晚，流星飞过》《河流》是以自然为宗对宇宙秩序和力量回应，是形而下生活中的生命自觉，有福兮祸兮的彻悟。《种瓜之一》《种瓜之二》《麦苗出土》《播种》都是对自然、对生命中“规则”的敬畏和对未知的期待。有诗人对自然界复杂关系的尊重和感恩。诗人与自然进行哲学对话，以自然之眼观物，再现诗意栖居的可能。《秋季到了》《秋天的一个细节》《秋天的另一个细节》《庄稼的气味》，是诗人热爱自然，在自然巨大力量下的顺应和陶醉。诗人娴熟地将老子 “道法自然”的智慧用在观察和写作中，以自然之舌言情。诗艺上呈现虚实相生，朴拙恬然的真淳味道。《麦子熟了》《什么鸟在头顶上叫》《炊烟在村子周围缭绕》见象外之象，有天籁之音，入无我之境，天人合一。“麦子快熟的时候/麦子还没有熟”（ 《麦子熟了》）凝目于自然存在的瞬间，赋形在万物，参悟“有无相生”，肯定自然的启示力量。“大片”的“麦子”低头转身之际，一下子就熟了，是刹那的瞬间的扑捉中，是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扣问，是一种豁然。当清明节，夏天还没有到来，诗人骑自行车赶路，听见“有鸟在头顶上叫/不知道是什么鸟，叫声很熟/像忘记了名字的童年朋友/像歌曲只记得旋律/到底是什么鸟呢/一边赶路一边想”（《什么鸟在头顶上叫》），诗采取“陈赋不兴”的策略，一切景语皆情语，激活心理经验诞生诗意。《那棵树死了》《夜晚的唢呐声》，透出乡土的生死观，是自然的哲学，是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和相互挤压，有灵异的直觉，是不执的人生态度，有“放开与放下”，让人联想庄子的“鼓盆而歌” 的达观和释然。死亡对大自然的轮回来说，是又一次诞生。参透了生死，人就可以回归于孩童。《就这样仰卧在地上》《蝈蝈把你变成孩子》《躺在高高的庄稼车上》，是“童贞开始复活”，是诗人“返璞归真”的直接写照。《在平原和另一个人》《平原上的一种习惯》《平原送别》是诗人放下了政治抒情的负担，直奔生命现场的得意之作，冥冥之中一个“气场”，气场的能量来自诗人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践行“为自己写诗”的精神信仰。他写在地里干活儿，比如割谷子比如打棉杈我说是那种弯腰的活累了，“你很自然地，什么也不想/就面向村庄的方向，看上一眼/不知道起于什么时候/这是你的习惯”（《平原上的一种习惯》），此种“道可道，非常道”的无法言说状态“发乎情，止乎礼”，暗示“村庄与人”“人与人”的神秘关系，诗以寓言的方式将物人化，将人物化，浑然天成，实现心灵和自然万物的玄妙呼应。我想这里的“习惯”和“吾道以一贯之”之间有某种包涵关系。诗源自有限生命的感悟和体验被体温二次加热。人格、人性在个人审美愉悦的需要下统一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念中。”。他沉潜入自己的本真“感觉”，凝神观照平原上朴实而神奇的细枝末节，使它们发光、鸣响。为什么诗人说“假如要结交平原/你就选择冬天吧”，因为，这时平原上只有你的一行脚印（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心理的可能，是虚构的真实）。“你一路走下去/什么也没有看见/很好，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才是真正看见了平原”（《冬原》），天有大美而不言，平原是个人神话的诞生地。此刻，诗人的诗想象是隐形的，“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才是真正看见了平原”就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回归，“在路的尽头正有一根草芽钻出地面/春天来了”是 “无中生有”的惚兮恍兮！诗写得从容、淡定，神会于物。他荡漾在具象和抽象之间，残酷地逼近真实，实现物境-情景-意境的语言统一。《平原鹰》是诗人在真实和存在面前凝目的感悟和默契，这只鹰没有戾气，只是一朵享受平原风光的游云，亦真亦幻，虚实难辨。在《这样解决孤独》可以体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庄子，齐物论》），诗人告诉我们“走进平原内部，即把自己也分布在那均匀的绿色上面”。诗人以“道法自然”的方式完成哲学的寄托，与真正的生活达成某种默契。 “在树下/仰望是一种必然/一种习惯/一种宿命/一种不得不如此/又甘愿如此的躯体姿态”（《树下》），这些诗句让人想到自然主义和泛神论，这是一种相互依恋和顺应。艺术手法上“虚实相生”隐隐可见宗教、审美、哲学与自然的相互渗透，文字籍文字获得生命。“每次将自己置于树下/此情此景/仅仅是表达亲近/表达/无端的遐想//仅仅是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而各种各样的树/也是/无话可说/最多是欲言又止”（《树下》）。这就是“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独立自足的意象就是诗人的情感世界。”，诗人“穷观极照，心与物冥”，所见日常，所言未知。用心灵真实塑造精神生活，解释神秘。再一次印证了宗白华先生在论述中国诗歌时说：诗的境界是道的境界。诗人是通过诗歌的诗意重新认识世界的，诗有哲学的持续作用于想象的瞬间照亮。苗雨时先生评价姚振函的某些诗之所以可能成经典时指出，姚振函的诗因具备以下3点：1、他的诗意内涵的宏远性（如人类的精神返乡和自然的生死哲学）。2、他的感觉清纯葱郁的直觉的审美思维。3、他以汉语作为母语的口语写作的话语方式。其中所肯定“因为书写人类的精神返乡和自然的生死哲学而诗意内涵宏远”与“直觉审美思维”均为道家所倡导的精神修炼。

让我们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听听诗人自己的声音。诗人为什么写《感觉的平原》？姚振函在诗集《感觉的平原·自序》开头就这样说：“1987年2月的一天。夜深了。在北京虎坊路甲15号五层楼上的一间居室内（当时他被《诗刊》借调做编辑），我铺开稿纸，写下了一首诗的题目：《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作者分析发现，表象上1987年诗人姚振函处于事业和人生的辉煌时期，其实内心忍受孤独和寂寞的煎熬。进北京借调诗刊社，在地域上诗人由平原小镇到北京，视野开阔；在事业上从默默无闻到全国著名，心里而压力也随之陡然增大；恰逢其时的外部原因是，大时代环境也处于转型期，各种负面冲击不可能没有，加之诗人已经人到中年，有了“人生须臾”的中年焦虑，“生命在渴望一种释放”。诗人在回忆这个过程时讲到 “我发现，诗越是到后来，越是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它不是为自己而生存，而是为别的什么目的而生存。这样怎么能纯得起来。”这里的“纯”可以理解为淳朴，也可以理解为诗意的纯粹。诗人开始排斥功利性目的写作。而平原给诗人的是这样的享受——“我常常在真实和存在面前久久发呆，用心灵直接面对并感应存在。那些自然存在物，那些普通得毫无特色、朴实得毫无光彩的事物，常常是我凝目的对象。”，这里的 “朴实”无疑是道家的。此时此刻，诗人和故乡客观上的距离感，情感上的撕裂之痛，“新场域的新视角”都是诗歌升华的条件。诗不再是有感而发，而是在回忆与反思中溢出，由经验思辨的醇化后凝聚、结晶成型，是“致虚极，守静笃。”的自然产物。姚正涵先生非常重视“朴素”这个道家的哲学命题，“朴素”是创作者毕其一生追寻的目标。诗人姚振函后期的散文多次论及“享受朴素”、“回到朴素”和“平实为人，朴素为文”等，诗人认为朴素不是别的，是一种很纯正、很本色的生存状态和心灵默契，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一再强调自己的朴素是“毋容置疑的朴素”和“义无反顾的朴素”。在《感觉的平原》后记中诗人姚振函写道：“在我这里，乡土和自然几乎是一回事。正是它们，引导我走向朴素、本色和纯粹。”，“我的乡土诗应该称之为乡土自然诗，或自然乡土诗。”。退休后诗人曾“自拟余生律条”，其中包括：“享受生命、大自然和爱”；“安于平凡的、简单的、低处的生活，并从中体验宁静和乐趣”；“最高的梦想是做一个混沌未开的孩童”，这些都是“自然者道也”。诗人这种关于童贞、关于复活、关于自然、关于人、关于纯粹都是在道家“真、善、美”理念下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与“返璞归真”在人生命题上是同构关系。是道家理念在支撑诗人的精神书写。

通过上述考察、归纳，可以看出，不论是从诗人自己的言论，还是从诗歌评论家、诗歌理论家、与诗人同时代的诗人的评论观点，都可将姚振函“返璞归真”的诗艺理念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统一。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认为，姚振函先生是一个具有道家哲学思想底蕴的诗人，其文学视野是道家的。

谨以此陈词缪见作为对姚振函先生的纪念，不妥之处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