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老师好：

近来一切都好吧！

首先向您道歉，这封回函迟滞了十年。其实这期间，对于老师信中所言观点我也时时会想起和思考，这件事也成了我的一个心病。近来在博客上看到您2005年发给我的信件的内容，苗老师的认真态度，令我汗颜！

当年收到来信，有点受宠若惊，苗老师是做学问的大家，我一个无名小卒让苗老师屈尊，有点不知所措。但是至少也应该礼貌的回函感谢，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陷入了些许恐慌。一是因为对文中苗老师的个别观点不敢认同，二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对于诗歌理论更是痴盲，不敢回应苗老师的问题或结论，再一个是，当年自觉浮躁，不愿参与任何关于诗歌的争执，也是一个思考多于行动的时期,懒散至今。基于上述因素，这件事就放下了，以致延迭至今。

     苗老师在来信中肯定了我诗歌里一些特质，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比如清浅问题，并提出了“精进”的期待。这些我是认同的。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写诗经历，我是1987年遇上诗歌，是通过报刊杂志的大量翻阅，与诗歌接触，那时候正是第三代诗人活跃的后期，这些作品，尤其是当时订阅的《诗歌报》对我的影响很大，写了不少模仿的习作，但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几首，也并不是过于抽象和晦涩的，我想写作者有自己的执拗，只是本能的选择营养素。此后断断续续一直没有放下对诗歌的爱好，但是写得很少，直到1999年前后通过网络接触到一些口语诗，才打破了固有的诗歌概念和诗歌写法对自己的禁锢，宣泄了一下子，真正发现诗歌表现的魅力。收入在《屋顶上的雨》那本集子里的，有一些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姚振函老师所说的“荒腔走板”的作品，大致指那些作品。

姚振函老师是我的同事，也是邻居，对我生活和创作都有帮助，亦师亦友，是我非常尊敬的长者。姚老师创作上自成一家，我只有仰望的份，他的作品曾经和正在影响着很多诗人，自然也对我有影响。但是从诗歌的师从来讲，第三代以及后来网络兴起的口语诗歌，对我产生了更重要影响，这是我可循的写作轨迹。第三代以及海子骆一禾他们，使我对诗歌语言有了敏感、思考和敬畏，下半身诗歌使我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感觉，意味，旋律，经验，叙述与冷抒情，构成了那段时间诗歌的主调。很遗憾，我没有向身边的大师学习，苗老师以为我学习或者模仿姚老师作品，我想该是误读。再说姚老师的作品是不可模仿的，我所见过诗友模仿的作品，也是难以到位的。正如苗老师所说“这种差异的造成，跟诗人的阅历、生命体验，乃至诗歌观念和写作姿态有关。”“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生活”。

苗老师引用惠特曼和陈超教授关于诗歌的论述传授学生，非常感激，关于灵魂，关于个体与人类整体或普遍性，我也很是认同。不过，诗歌的独特性我想是难以完全被理论涵盖的，其普遍性也不是可以数据化的。而对于诗歌中的理性思辨，或“普泛性的精神”，苗老师说“不能一点没有”，我想这是两个概念吧。理性思辨的问题，我在写诗过程中是尽力避免的，现在依然，我理解诗歌应该通过形象化的、具体的呈现抵达诗意，这个诗意可以是清浅的，也可以是深刻的，如果通过理论化或哲学化的词汇或句子来达到所谓深刻，那是诗歌表达的无力。还有一种无力，便是把政治词语、宗教词语的生生植入，或立场的预设。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没有逻辑和理性。对于普泛性问题，我想所有诗歌都会有，来自个体的体验，便是人类的体验，个体诗歌呈现出来的特征像一碗菜，不可能没有普泛性的盐和油珠。只是作品有时候也选择读者，有些诗歌论争也许就是认识角度的不同。举个小例子，比如我的一首《杀鸡过年》，当时创作完成后，我很激动地拿给姚老师看，他看完后不置可否，说没有被打动。我以为姚老师有过农村生活经历，会被触动，但是相反。敝帚自珍，我把它收入了集子。过年时，我把书送给两个发小，就在我跟别人聊天时，其中一个翻着诗集，忽然间大颗的泪水掉下来——他是被这首诗触动了。也许，苗老师说的是普泛性的精神，如上所言，诗歌传达的可能就是完全自我的体验，至于自觉的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怀，也许并不需要鸿篇巨制。

苗老师提到诗人的担当精神，我理解一个是人性的担当，一个是社会的担当。苗老师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需要重要诗歌的年代”，我不知该怎样理解，如果处于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我估计会崇拜田间那样的作品，也会写那样的作品。我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应该需要的重要作品，是代表着个人意识觉醒的具有独特性的作品，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解或许不同，我的写作也远没有达到。关于担当，诗人首先应该担当自我的真诚，也是人性的真诚，只有这样其作品的社会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拉杂说了这些，多是一些个人理解和感悟，学生见识浅陋，对于诗歌仍然是爱好者而已，所以往往羞于张口谈诗，再请老师原谅，感谢老师关注，愿随时张耳受教。

祝老师身体健康，著述大丰！

学生 宋峻梁

2015年9月4日

  又及：姚振函老师的纪念集，因为资料准备的原因，预计在年底或明年初才能成印，特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