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之二)

                                                      苗雨时

 

                                   生命与语言的异质同构

 

历代诗学都把诗歌语言当成一个重要课题予以研究。它们主要着重探讨诗歌语言的特性和特征，诸如，诗歌语言区别于消息性语言和科学性语言而作为审美语言，诗歌语言的精炼性、含蓄性、造型性、音乐性等等。但是，语言在这里是作为媒介、载体、手段和工具出现的。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修辞学研究。

陈超承继了这些研究成果，但是他的现代诗学关于诗歌语言的观念，并没有止于此，而是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依据“语言学的转向”，在人与语言发生学的关系上，把诗的语言界定为诗人的存在的家园，生存的筑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他认为，“对语言的崇拜是现代诗的特征”。并辨析了现代与传统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他说：“在传统的诗歌写作中，语言或者是盛载‘意思’的容器，或者是先于诗人写作而存在的可公度语义符号，而在现代诗中，语言与感觉同步发生，且有诗人注入的个人信息。在此，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构成，它通过诗人的天赋、智慧、秩序感和形体感的努力，最终成为独立于诗人之外的、积极和自我运动的、比诗人更无常更有生命力的精灵。”

总括陈超现代诗学的语言观，至少有如下两个要点：

其一，诗的语言是一种生命的语言。他说：“诗人与语言不是简单的驱策关系，生命与语言应是一种同构状态”，“真正的诗性正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诗的运作是处于二元对峙状态的生命存在与语言互相发现和互相选择最后泯化为一的过程。

其二，诗与思在语言中的达成。他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思就是诗。……存在之思是诗的原初方式。正是在此思中，语言才第一次成为语言，亦即进入自己的本质。”意思是说，诗的本质是生命，语言的本质是诗，而思是生命与语言对应的中介。这里的思，不是概念的、抽象的、理性的想，而是先于概念或非概念的置于智性驱动状态中的生存领悟。它是生命此在的一种直觉洞穿力。诗人存在着，对人生在世感受着、体验着，以语言作为思的基本方式，并在思中把自己交付语言，从而完成人的歌吟和创作。

不难看出，陈超对现代诗歌所坚持的，不仅是生命本体论，而且是语言本体论。他的现代诗学，既是生命诗学，也是语言诗学。

从字源上考察，诗字，从言从寺，这就历史地说明它是对一种神圣去蔽的言说方式的祈祷和沉思。此处既标明了诗的语言的特殊性，又表明它是与现实生存对称与对抗的高于生命的存在形式。诗歌写作，一方面生命的本真性追求着诗意“栖居”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又具有擢升与沉沦、遮蔽与敞亮两种可能性。因此，诗人对诗歌语言的创化，首先要尊重语言的逼真性和锐利性，使言辞之剑直达生命的本质，同时要防止其下滑，并以敞亮去除遮蔽，从而保持生命状态的升华与澄明。在此，陈超特别指出：需要警惕的是那些远离生命本真的浮华迷幻的所谓“诗语”，那些美丽的词藻并不真正是现代诗的语言。他认为，现代诗的话语，应该是在“现实生存——人——语言”的关联中，为抵达某种“真实”，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语言，经过抉取、洞彻，而上升为本质的、根源性的诗性言说，同时，它也应该是富有语感的陌生化的诗人的个性化话语。

    “语言的痛苦”也就是生命的痛苦，它永远是诗人不可擅离的精神宿命。特别是现代诗，语言突围的企望恒久地伴随着人的生存困境和寻找生命栖居之所与精神家园的艰砺的旅程。这是一种艰卓而悲壮的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