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凯旋——张立勤散文论
(2013-09-16 07: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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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诗评 |
生命的凯旋
——张立勤散文论
苗雨时
在文学创作中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站在自我的生存之外观察和看待人生,他们精巧地营造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而自己却不生活在其中;另一类作家从自身最直接的生存环境乃至困境出发,来思考和表现人生的种种遭际,他们所构建的文学殿堂,主要是为了安顿自我的灵魂。这两类作家,一类是客观型的,一类是主观型的,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体验人生的方式。毫无疑问,张立勤属于第二类作家。她以自身生命写作,她的散文是生命散文。在她的散文中,震荡着生命的搏动,流淌着青春的热血,敞亮着自我的灵魂……她所以采取这种创作姿态,不仅与她先天的女性敏感,病痛中的生死考验,以及生存的境遇有关,也是她向死而生的哲学领悟,抗争命运的生存意志,和永不服输的顽韧个性所决定的。这样,她的创作,就深入到生命体验的底层,切进了人性的最深处,并且在艰难痛苦地自我叩问中,使自己受伤的灵魂与存在,真实而令人感动地通达世界的普遍性和人类生存的高度。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确实,如果不能写作,那么我必然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中译本,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页)诚然,张立勤是把写作作为她生命的支撑,写作是她的一种有力的生存方式。
张立勤的散文创作,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她的创作,大致六七年为一个阶段,到现在已经历了三种转变,更换了三种方式。前进的步履是清晰的,她的生命情态已从最初的诗化悲情走到今天的哲学思考。其艺术格调也由痛苦而悲美演化为忧静而深沉。她的散文犹如黄土地上的一株高梁,由春的生长,经夏的翠绿,而到秋高气爽中的飒飒摇红。
她初期的创作是在她青春的生命遭受病痛打击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时期她散文的基调是爱与死的奏鸣。
爱与死,是人生怀抱里密不可分的至高至圣的两环。只有以有限的生命,意识过死亡,体味过死亡,才能真正地领悟和理解爱。
立勤在住院期间,曾处于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她曾极为真切地体验过灵魂从崩散到重新聚合(《粉碎与复生》),生命从幽暗的阴影徐徐地缓缓地走向金黄色的复生(《我从金色中走来》)。这种青春将逝的悲剧感受是由于对昨开今谢的花朵的深情而滋生。痛苦中蕴含的是她对生命的执著与挚爱。
以《痛苦的飘落》为例。这篇散文写她的头发从脱落到重生的心灵波动。在治病的过程中,由于化疗,头发全部脱落。这种脱落是痛苦的:“我悄悄哭了,我想女孩子到这份上都会哭的。我为我的头发,我的生,我的死。”因为头发是青春的象征,它牵系着童年的欢乐、青春期的羞涩等这些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恰如文中所写:“我的长发,是我女孩子的生涯;我的长发,是我女孩子的格调;我的长发,是我女孩子的魅力”。然而它一丝丝飘落了,“飘落的痛苦”,是生死考验中生命的颤栗。这种颤栗也同时拨动了对生命爱的琴弦。这篇散文的生命情调是沉重的,虽然它被诗化了,然而诗化的悲情却也于柔曼中动人心魄。
现在人们提起张立勤,首先就想到《痛苦的飘落》,这篇散文成了她的代表作。即使后来她有更多更好的散文,人们还是钟情于它。为什么呢?我想,如果我们不把处女作简单地理解为第一篇文章,而是指创作初期的作品,那么,她这篇散文就具备处女作的一切特征。正因为这些特征使它产生了一种初创的新异的艺术冲击力,所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处女作有哪些特征呢?新奇独特的感觉,个人始发的经验,艺术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创造性……作家调动自己的全部才情营构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这样的作品,就像一只开始奋飞的小鸟,那么自由自在,它的啼声那么新鲜、净朗。处女作也许是幼稚的,但它是可贵的,它包含了很多初创的东西,即使以后的创作趋于成熟,也难免失去某些原创性。我们有些作家创作处女作之后,就难超过,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然而,张立勤并不如此。因为她的创作是建基在自己生命存在状态之上的,青春生命在失落中寻绎与追求,在困境中冲撞与挣扎,这种生命意气的高扬,摧发她迈进新的创造。进入第二个时期,她除散文之处,写了大量随笔。
这一时期,她创作的心态是剧痛之后的宁静,是宁静中的沉思与冥想。表面上波澜不惊,深层里心潮涌动。她读了很多书,哲学的,历史的,艺术的。她读叔本华、罗素,读凡高、塞尚,读贝多芬……但她这些读书随笔,不是纯理性的,思辩的,而是以生命的直觉进入他们的思想和灵魂,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与交流。他们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生活在他们中间。她与他们诘问、责难、论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迸发直理的火花,激扬自己的人生感悟,提升自己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她沐浴在大师们的精神光照下,她的灵魂飞翔在人类文化的天宇之中……
例如,在《忧郁的光环》中,她追踪叔本华的一生,甚至踅过了他的房间,“我真的看见了叔本华躺在床上,或者坐在一张藤椅上”,他那孤独忧郁的眼神透射着睿智和哲光。“叔本华为哲学而诞生,而存在”,他的哲学是一种个人哲学,他超脱于世界的动荡之外,他躲在乡野的一座宁静的房子里,从独立的个人开始,从其禀赋着手,对自己的一切不幸、需要和限制作深刻的生命反思。他的人生观是悲观主义的,他认为人生是一种苦难,一种悲剧,他说:“人如泡影”。但是,立勤却从这“深度的悲观主义”中,发现了“一种生存的力量”,感受到哲学家的“忧郁”,是“那么神秘而颇具诱惑力”。她在文中这样写道:
叔本华的那双忧郁的眼睛,凝视着被他的意识穿透过的以令人骇然的规模放大了生命世界的情性,他让我感到窒息,又看到了希望。
这是一个作家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对一个哲学家的解读,不是理性的判断,而是心灵与心灵的呼应。
又如《英雄之死》,主要写她感受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这篇文章不仅追述了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的情况,这是他失聪以后,躲在一个乡间寂静的大房子里,极度孤独无助,处于课,才与《英雄》最终合并到一起”。正如马拉美所说:“《英雄》交响曲是灵魂的大军”。然而,这一切对立勤来说,都不是客观的表述,而是灵魂的投入。她仿佛看到了人们为贝多芬送葬的情景,她从那灵柩中感到“他躺在里面,同时又飘荡在蓝天之上。自己与自己的死亡,与别人不断的死亡汇合,在《英雄》交响曲从容的柔板中实现了”。她由此而生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悟:“人的生命真的如此短暂?如果我们拥有了与死亡不可分开的日夜,当生命死去的瞬间,那一定是生命从未有过的活过的辉煌”。由此可见,她以生命倾听生命的交响,生命的音乐回荡在她的生命之中,震撼着她的灵魂……
象此类作品,还有《罗素之魂》、《诗人与画家》、《丹基与印象派》、《漫画中的柏辽兹》等。在与大师们的交往中,她真诚地把全部生命,包括血液、心灵、激情、良心、命运和不幸,投入到思考中去,她从痛苦中分娩思想,不断地叩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大师们给她启迪,她深入大师们的精神,在两者的互动中,她的存在开始敞亮,她的人生一步步走向哲学的澄明……
要解决个人生存意义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求个人与某种超越个人的整体世界的统一,寻求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这样,人生在世,才能从瞬间的把握走向永恒。她第三个时期的创作,仍然是爱与死的主题,但由于死先行进入生的深刻体验,以及对生与死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性深入,由死而生发的对生的爱,就更加博大而渊深。她敞开自己的生命与胸怀,容纳世界,自然与人生。在内宇宙与外宇宙的交感中,呼唤人的神性。
这一时期,她写了大量的散文。写土地,写村庄,写春色三分,写雨中黄杨,也写没有河流的城市,写坐火车的感想,并且写女人与树,写灵魂逃亡……她所写的这些景象,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她生命意志的表征。如入叔本华的哲学所认为的,“天地万物都是我的表象”。正是这些表象,展示了她审美的哲性的人生。她的这种人生,蕴含着忧郁的气质,弥漫着神秘的光晕,呈现着一种超拔悠远而又凄清美丽的精神境界。
立勤似乎先天就多愁善感,忧郁缠绵。她的笔触很敏锐,很细腻,然而在缱绻不尽的情思的迹写中,却常蒸腾着一种忧郁的气韵。但忧郁不是愁苦和无奈,而是孤独寂寞中的神往,不是心灵的萎顿,而是并不明朗的生活的光照。如果打比方,它就象清晨的阳光穿透雾气而形成的美丽的光环。例如《夏季在何处结束》。这篇散文写她儿子到南方上学之后,她以对儿子的惦记与思念为契机,进入季节对于灵魂的侵扰和灵魂本身神秘性的思考之中。叙述这种精神的困境,和没有雨的夏天一样,是纷纭复杂而难以把握的。她每天夜晚都在楼旁的草地上坐着,四顾茫然,想着大地上不飘移的蓝色的烟气,使她警醒的是深夜的远处的钟声,她不知道“钟声为什么要这样张扬时间?”她“听见钟声响起又无奈地散去”。她整个夏天都是这样“夜不归宿,混沌不堪”,她“渴望着雨”,渴望着河流。一天的后半夜,她站在窗前,在黑蓝的夜空中,发现了两颗星辰,她想到“儿子睡在另一座城市中”,而那座城市是一座多雨的城市。天气预报说,那里有中雨,于是,仿佛那雨下到了自己的窗前,从她眼前无以计数的屋脊掠过,她说“那场中雨”,“它影响了大平原,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的心不再干枯”。这就是张立勤的忧郁:闷热的天气中期待一场明快的雨……
大自然是神奇的,人生是奥秘的,人在大自然中,与大自然相对,就更加神秘。神秘是人与万物之间的诗意关系,它不是理性,而是感悟。神秘使世界在人面前呈现出神圣、美妙、高远、无限。作为一种生命态度和人文诉求,神秘使人在亲和自然中,以自然为榜样,提升和完美生命。神秘主义是一种文化,它启迪人们的生命智慧,开拓人们的未知世界。张立勤的某些散文是充盈着一种神秘的气韵的。例如,《遥远的村庄》。她从小学课本上知道布谷鸟的叫声,后来在城市对那声音的痴迷被粉碎了,一天她在美丽的田野上听到了布谷鸟的歌唱——布谷布谷!……她感到“生命置身在布谷鸟的叫声中”,“那声音陌生而亲近”,仿佛“已逝的与眼前的许多,全部寄托在那美妙又有些野性的叫声中”,她“沉浸在晕眩的形而上的境地”,觉得“那声音或许比人类的行踪还要神秘”。不仅如此,而且“布谷鸟是看不到的,只的神圣。于是她猜想:“布谷鸟的叫声是否来自泥土、石块、草木、庄稼内部的歌唱,那是否是人类与大自然最初始时共度的暧昧的回旋曲?”在这里,布谷鸟的叫声,是充满诗意的,它不是一般的苍白的声音,而是一种神秘的天启,它牵系着季节的轮替、人类的生存,从大地向天国飞翔。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世界呀!
立勤曾写过一篇散文《春风刮过》,刮过的是春风,而逝去的是朋友的生命。她桌上有一本台历,台历上印着一幅油画《春风》,台历显示的是与朋友最后一次分别的时日。这是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哲学,谈诗歌,并且他“脸上总带着对这个世界的轻蔑之情”,他们多年的交谈,就这样在青春之中进行着,谁也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没有想到一天朋友突然来告别,说是去南方,不料后来竟得了病,而且一病不起,医治无效,死前竟成了植物人。她曾几次去医院探望,望着朋友那一张虚无的脸,回想过去种种交往的情景,心中不由得悲凉。她离开那座城市不久,接到另一个朋友的电话,说他死了。这在当时,对作家来说,无疑是十分沉痛的。但是,我们知道,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的,原本是激烈的自然感情,经过审美,就变得平和而深沉了。这篇散文,就是作家在思忆中写下的。死去的朋友大学期间是学哲学的,作家的回忆,就有了对生死的哲学观照:一是把他的死与季节的轮替联系在一起。他走了,春天来了,他好像与杨树叶换了一下位置,“那叶子厚实、从容、有一点哲学意味”;二是把他的死与后代的延续联系起来。他的小女儿长大了,大学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并有了自己的男朋友。在对朋友的死的这种态度中,蕴含了她自己的人生领悟:死亡并不可怕,人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人类和大自然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把握现在,珍惜生命,困顿挫折是有的,但敢于承受灾难,这本身就是生命的胜利。死是生命的完满和最后的辉煌!一个人如果把这一切都参透了,那么他就可以无愧无悔地诗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使自己进入一种崇高而悲壮的人生境界。
由于立勤的创作,从自我出发,采取深入生命体验的角度和写作态度,就决定了她散文的一系列独特的审美特点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不消极的,被动的,它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创造性。文学作品的美不仅在内容,更主要在形式,是形式把真和善提到美的高度。没有特定的艺术形式,文学作品就无法作为美的存在。她初期散文由于情绪的波动,较多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一般不侧重外在事物的描摹和追踪客观事件的发展变化,而是着力开掘和展现它们所引起的隐秘的心理嬗递,不讲究现实生活的离奇曲折,而追求内心情感的深层转换和意绪的丰富组合,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心灵性的特征。例如,《我从金色中走来》,写她住进医院进行手术和化疗的经过,如果就过程来写是再简单不过了,然而这件事对人的生死攸关所引起的心灵的颤动、情感的急剧变化、与生命的深层体验,却是异常的丰富与复杂。于是,在这里,过程就让位给内心世界的揭示与传达,而过程不过成了由外而内的引线和刺激。从这篇散文,我们感受到一种青春的生命意志在疾病中的痛苦的熬煎和与之顽强的搏斗。她这时期的散文,不论所写的是什么题材,我们都能从中透视她纯洁悲美的灵魂,体验她生命的顽韧和对生活的热爱。读她的这些作品,好像领略一条倒映着夹岸风光的清亮而又幽深的河水,生活的斑斓与色彩,投入意识之流,波光浪影,变幻奇妙。
后来生活开阔,她从自我走向世界,以已有的生命体验和眼光看待生活,生活也就浸透了她的情感而呈现一种奇幻迷人的色彩。为了使她内心的情感不致成为泛流和失之于毫无节制的感伤,她在艺术上又致力于意象创造。意象本来是诗学的概念,但它也同样适用于散文。所谓意象,简单来说,就是表意的形象,它是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或意念的契合。意象作为艺术的实体因素,具有直观性和质感性。张立勤散文中意象创造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她对事物感觉和观察的个性化。她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看取事物,不让一般的感受、现成的观念、书本的模式插在自己和事物之间,她以不被俗见所污染的天性,永远保持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因而,她的意象带有生活的原生态,而此种原生态进入她的心灵,就与她内在生命的原始脉动相融汇,从而在全新的基础上,生长出生命意象之花。她的散文中有黑夜的意象、风的意象、树的意象、鸟的意象等等。试以风的意象为例。风是无形的,然而《刮风的天气》中她从“昏暗的走廊”中那“鼓鼓囊囊”的黑色的男人,把“头颅缩在黑色羽绒服的领子”里,“头发草丛似的”形象上;从钉在窗户上的“乌白的塑料薄膜”的突然鼓涨和嘭响中;从她在风中倾洒洗衣粉,让那“细小的”颗粒在满世界的飘舞中,让我们新奇地感受到北方风的特有形态。这样的风,是作家上心目中的风。她对风的那种奇特的感觉,给人的心灵一种亢奋又无措的震颤——凄冷而迷茫。在这样的风中,黑夜,有看门老人孤独地死亡;白天,有女人推着婴儿车,迎着狂风,无畏无悔地昂然前行;在这样的风中,她们夫妇挽着胳膊走在街上,忽然发现满天翻飞的黑色鸽群……生与死,爱与恨,无奈与希望,都在这“风”的背景中上演,风掀荡了作家的思绪:风是命运的象征,也是奋发青春的象征。
立勤近期的散文更加生活化了,有了更多的叙述和描绘。她认为人与世界有一个空白地带,她渴望与世界泯化为一。于是,她与自然呼应,与社会交流,与人的心灵对话……她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然而无论如何,由于人生在世,人的生命作为世界的主体,她的散文所创造的依然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为根基和核心的属于她自己的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
张立勤散文的行文,跳跃性大,自由度高,且节奏鲜明,层次感强,而有音乐的律动。这种外在的艺术表现,来源于作家对“自我”生命情调和心灵运动的敏感和把握,平时情况下,生命力骚动不宁、内心世界纷纭无序,这种敏感和把握就在于从骚乱和纷杂中发现焦点,理出头绪,并使之朝一定的审美目标作有序的流动,然后把内在的旋律转化、物化为外在的节奏。这样的节奏冲击读者的心灵,就产生了情感的和鸣共振。
如果说立勤的散文是生命诗化散文,除她的这种音乐素质之外,在表现手法和修辞上,也有明显的诗化倾向。如隐喻、象征、通感、拟人等艺术方式的大量使用。而语言的运用,则表现为主观性、精练性、含蓄性、多义性的诗的特点。一般情况下,散文的语言多是写实性的,而她的散文语言在写实的同时却颇多想象,充满虚幻的色彩。一是句式中大量使用定语而省略中心词,让人们去猜想;二是词语与词语大跨度拼接,留有空白,或不时地跳出哲理警句,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和智慧的启迪;三是比喻的远取喻,喻体与本体相去甚远,这种比喻的出奇制胜,造成一种陌生化的美学效果。无须多示例,只举一个虚幻的诗化比喻的例子。请看《痛苦的飘落》中的一段:
每个夜晚仰望天空的时候,我的长发开始一丝一丝地飘落,弯弯曲曲,哆哆嗦嗦,挽着缠绵的风,像山峦的那一条逶迤的边沿,像河流那一线扭动的堤岸,像少女时的我窈窕的我,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撕开,飘落飘落飘落,枕边,床头,桌角,紫色的水磨石地面,窗外大叶梧桐,都伸出臂膊承受着这飘落,太阳碎了,月亮碎了,漫天黑色的飘落!
头发飘落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在作家的笔下却那么虚幻。这里的比喻是诗歌式的,不仅喻体和本体的差别很大,而且从喻体跃向本体,并不专注本体而舍弃喻体,却由喻体和本体共同架构审美空间。头发飘落的姿态,被幻化为山峦的逶迤,河流的扭曲,两者的关系是很远的,然而头发是生命的象征,而生命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这里的比喻不仅新奇,却也意味深厚了。尤其是“像少女时的我窈窕的我”,喻体和本体合二为一,甚至喻体占了中心的位置。这些都是诗化的表现。至于打破时空的“太阳碎了,月亮碎了,漫天黑色的飘落”,那更带有诗的想象的色彩。
张立勤的生命哲性诗化散文,在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是独特的,独树一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上世纪60年代曾有过散文诗化的追求,使散文从实用性中解放出来,强化了它的审美价值,促进了散文的发展。但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艺术思想指导下具有更多的外在性,往往在客观外物的描摹中寄寓某种情思。但由于超离生活,外物的失真与情思的雷同,常常带来散文的某种虚假。这种弊病,最初还不甚明显,到后来愈演愈烈,竟逐渐成为一种相当僵化的艺术规范,严重地防碍了散文走向生活。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散文恢复了它的真实性,但在艺术上还长期不能完全摆脱旧有的模式。所以在相当时段,散文的成就不能和诗歌、小说相比。虽然有些大家如巴金、孙犂等,写出了炉火纯青的散文,但散文的整体水准并不高。后来随着整个文学“向内转”的总体趋势,一些青年散文家开始突破旧有的艺术习惯和惰性,而进行新的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张立勤就是其中卓绝的一个。她也追求散文与诗的结合,但采取的是与已往完全相反的内在的方式:从真实的生命体验出发,以自我真诚的灵魂烛照人生,叩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丰富微妙的新鲜感觉的把握,进行内心的揭示和哲理的概括,从而诗意地推进人生从瞬间走向永恒,从有限通达无限。这样的散文,才是生命本质意义上的真正的诗化散文。张立勤的散文创作,无疑标志着新时期散文艺术的一种新的开拓,并在新的基质上显示其无限的生命力。这里所包含的文学史的意义,正是我对张立勤的散文极为赞赏、推崇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