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雨时

冯至（1905—1993），河北涿县人。1921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30年赴德留学，攻文学和哲学。归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六十年代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所长。他是在大学时代开始创作，最初以《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奠定了诗坛地位，被鲁迅生先称许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十四行集》是他的第三本诗集，1942年由桂林明日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欢。

诗人这时期的创作明显受了里尔克和德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1938年他翻译出版了黑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尔克的诗歌观点，使他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契合。十四行体，亦称商籁体，是西方的一种格律体。冯至的《十四行集》就是在里尔克的作品和理论的启示下进行创作的。

对这部诗集，李广田率先写了长篇论文《沉思的诗》，对诗的内容和艺术表现作了深入、独到的剖析。他指出，诗人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哲理，把“平凡的事物”表现得“又深邃，又生疏”。例如，诗人写一群在“潮湿的阴郁”中降生的小狗，被大狗衔到太阳地晒太阳，然后又衔回窝中。诗中写道：

   第一次领受光和暖，

   等到太阳落后，它又

   衔你们回去。你们没有

   记忆，但这一幕经验

   会融入将来的吠声，

   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

关于诗歌形式的建构和艺术表现，李广田写道：“……十四行体，这一外来的形式，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本来是最宜于表现沉思的诗的，而我们的诗人却又能运用得这么妥贴，这么自然，这么委婉而尽致……”

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说冯至是“从敏锐的感觉出，在日常的环城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并指出“十四行体”在诗人手中“渐渐圆熟”，“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

但是，在冯文炳的《谈新诗》中，则表示了某种批评的意见。他说：“新诗本不必致力于形式，新诗自然会有形式”，“十四行体不能保护一切”。还具体分析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十四行集》的第六首。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

  我们时常看见在原野里

  一个村童，或一个农妇

  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

  是为了一个惩罚，可是

冯文炳批评道：“这首诗最自然最朴质，……只或惜首章第四行‘是为了一个惩罚，可是’写得太不自然。就说学外国罢，在外国诗里面淌有因为韵律的原故单独把一个连接词放在一行的末尾，如冯至的‘可是’，前面还要加一个逗点？这样讲的韵律，岂不太笑话吗？”

关于新诗的形式，一直是诗人们探索的问题。开创初期，刘半农就主张“增多诗体”，而“增多诗体”又分自造和输入他种诗体。此后的新诗发展，自由诗和格律诗交替出现，此消彼长。其实，自由诗也是诗之体，不过没有固定的规范罢了。冯文炳是主张“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但格律诗的实践也从未停止，闻一多的成就不用说了，冯至的《十四行集》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认为，诗体的创建，自造也好，输入也好，都应照顾到中国语言的特点和所要表现的内容。尽管冯至的诗中有不太谐调的地方，但总的看来，诗人借用十四体表现生活哲理的境界，是比较适宜的，而且文字技巧的圆熟、字句间委婉、妥贴的功夫也是做到了的。创建多种诗歌形式，有利于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生活内容。指出创建过程中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是必要的。但后来竟有人指斥冯至的《十四行集》为“洋八股”，则是不公正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