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创作的千古之谜

——评杨立元的专著《创作动机论》

苗雨时

千百年来，创作一直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文艺领域的一个斯芬克司之谜。如何破解这一神秘的谜团，古今中外有很多的思考、尝试和猜测，但大多囿于一端、一节，真正完整地系统地揭示这一奥秘的专著并不多见。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立元先生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创作动机论》（2007年10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在阐释和论述创作的课题中，就是一部较为全面、深刻的难得的新作。他在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创作实践，运用系统论的科学方法，从创作发生学和动力学的视域，多方面地、簇群式地、深入地探讨了创作动机的内外构成及其在创作中的地位、作用和动态流变。从而，破解了创作的秘密，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为创作带来了一束划开云翳的阳光。应该说，这部专著是当前文艺理论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收获。

文艺创作是人类充满智慧的一种创造活动。是什么力量推动、驱使创作主体去进行创作？这就需要去追究和探寻创作动机。创作动机，对文艺创作来说，具有源起性和继发性，贯彻创作的全过程。因而，它构成了创作的关键和机杼，几乎涵盖了创作所有的奥秘。

那么，什么是创作动机？作者这样予以界定：

创作动机就是表现创作主体审美情感的强烈愿望，或者说创作动机就是驱动创作主体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情感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情感固然是创作动机的主导要素，但这里的情感，不是自然状态的情感，而应是审美情感。只有审美情感才能成为创作动因。创作主体在一定审美理想指引下，与情感拉开一定的心理距离，对其进行静观默察的审美观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自然情感就转化、提升为审美情感，从而实现艺术对人生的审美超越，使创作从生活真实跃入艺术真实。鲁迅说：“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正烈”的“感情”，往往是自然情感，不经过必要的过滤、沉淀和升华，必然消弥了“诗美”存在的空间。这样的情感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创作动机的。这里，我想补充一个例子。狄德罗曾说过：“你是否趁你的朋友或爱人刚死的时候就做诗哀悼？不，谁趁这种时候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等到激烈的哀痛已过去……当事人才想到幸福的损折，才能估量损失，记忆才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已经感到的悲痛。”我们常说：“痛定思痛”。从创作角度来说，“痛”是情感，“思”是审美。“记忆”和“想象”的结合，“回味”和“放大”的一致，就是情感审美的具体意涵。

审美情感是立足作家生命本身的多重要素的混合物。一方面，它与思想和价值取向相融汇；另一方面，也受到潜意识的内在底层的激动。因此，创作动机的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理性和非理性是并存的，相济相生的。作者对于创作动机的无目的、无意识研究，无疑使探索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和界域。他认为，“我们不能否认文学创作心理活动的特殊性”，创作动机的无目的、无意识，是“过去的事物与运动所产生的经验、知觉、记忆，受到抑制而不能达于意识却继续产生着影响，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活动状态，潜在地起着动机作用”。它是有意识活动的一种变态，一种自由升华，常常是由长期有目的活动转化而来的一种随心所欲高度自由的境界。这正体现了文艺创作所具有的复杂、丰盈和生动的特质。

创作动机的生成，是一个长时间酝酿和不断积累的过程，童年经验的记忆，长期观察的内化，人生阅历的增长，艺术修为的加强，这一切都被置放和聚集于创作主体动态的审美心理结构系统之中，以其“先验性”和实践性相反相成的运作机制，逐渐形成高远、先进的创作动机。这是创作动机的客观必然性。

但创作动机的触发，却有其偶然的机缘。也就是说，创作动机的必然性，如果不与偶然性相碰撞，也不会变为现实。创作动机的实现，正是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作者分两章论述“创作动机的触发”和“灵感”。如果不对“灵感”作过于特定的理解，而是扩展它的外延，那么灵感就是创作动机触发的机缘，应该说，创作是需要灵感的，没有灵感就不会有创作。灵感的触发源，可分为外激式和内激式两大类。外激式有：原型启示、形象感悟、情景触动、思想点化、传说感发、书本打动；内激式有：显意识的冲动、无意识的遐想、潜意识的激发、梦的催生。例如，铁凝看塞尚的油画《大浴女》，而萌生创作长篇小说《大浴女》的念头，属于外激式灵感。又如，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是因为做梦而获得了创作的契机，属于内激式灵感。无论哪种灵感，都应使创作动机有新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融通。

创作动机作为一个动力结构系统，具有客观性、主体性、整体性和自调性、转换性。即把生活的本质内化为生命本质，构成内外契合的有机整体，并对这有机整体加以自我调节和有效转换，使其有规律的运行。它不仅决定着创作的起始，而且制约着创作的构思与完形的整个过程。主题的开掘、素材的提炼、形象的熔铸、境界的升华，乃至艺术手法运用、文学话语的创构，等等，都受创作动机的统摄。它们从创作动机中衍生而来，又聚焦和反馈于创作动机。因为，它是个体性的同时又是全局性的生成机制，所以，不但使作品呈现出作家独特的个性风格，也使作品具有了表现性的生命形式。

作者特别借用苏珊·朗格的概念，把“表现性的生命形式”称作“活的形式”。苏珊·朗格说：“‘活的形式’是所有成功的艺术，包括绘画、建筑或陶器等等的必然产物。这种形式以与花边或螺旋的内在‘生长’的同样方式‘活着’，就是说它表现了生命——情感、生长、运动、情绪和所有赋予生命存在特征的东西。”（《情感与形式》，196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种“活的形式”就是表现性的生命形式。因为艺术中的生命情感的组合，不是物理性的，而是精神性的，它所呈现的运动状态和生命有机体有着某种相似，诸如它的各个要素组合的动力性、有机结构性、脉动节奏性，以及开端与终结的完成性等，这些在艺术中都是一种与生命异质同构的现象。在这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命的形式，是文艺创作审美的极致，也是作品完美、均衡、和谐的最高艺术境界。

不难看出，创作动机是文艺创作的前提性条件和主导性决定因素。一切优美的艺术品都是由纯正的创作动机成就的。没有宏大的包含崇高审美欲求和进步社会意向的创作动机，就不会产生真正伟大的优秀作品。对创作动机的科学、正确的阐释、解析和领悟，揭示出创作秘密的真谛，必将像罗盘一样，指引着创作之舟驰入虽然浪飞浪涌但却方向明确的艺术之海，直抵壮丽的彼岸。所以，作家的一切修养，创作内外的一切功夫，都应紧紧地围绕着这一核心来进行和展开。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人格涵养和艺术历炼，都必须投射到这一核心上来，簇拥着它，充实着它，提升着它。这样，创作才能步入艺术的殿堂，修成正果。

杨立元先生长期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出版了《“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论》等著作，发表过数十篇高水平的论文。但关于创作的纯理论研究，《创作动机论》还是第一部著作。这部专著的写作，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从最初的《论创作动机》的论文，到现在的成书，整整历时20年。写得虽然艰难，但却卓有成效。他占有了古今中外大量的研究资料，结合现实的创作实践和个人的创作体验，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对创作动机进行了掘井式的研究。他运用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创作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围绕着创作动机这一学术难题做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甚或全方位的研究、梳理、分析、探求，力求在深化和拓展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攀登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重视和追求理论创新，致力于构建宏大的论辩结构和体系，使创作动机这一命题，体现和负载着与时俱进的崭新品质。所以，这部专著，在破解创作的艺术之谜中，不仅具有继大成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适应当下创作的现实指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