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灵魂的历险者

--—评王琦的诗歌

苗雨时

在我的感知和印象中，当代中国诗坛还没有很多诗人像王琦这样专注于自我灵魂。固然，诗人是站立在大地之上的，他的生命根植于乡土之中，但他的诗不是乡土记叙，也不是身体写作，而是灵魂书写。在他的诗中，诗人的灵魂于围困中成长、重塑和突围，然后在天地间艰难地奋飞，在生死之间进行人生价值的寻绎，并在暗夜与白昼转换之际徘徊与踏进，最后魂归故土，生命获致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这就是王琦的写作姿态，也是他诗的精神历程、艺术生成，乃至空间、调性和风采。

灵魂是人的肉体不可承受之轻，但却是诗歌表现之重。诗是个体生命的艺术绽放，而生命的本质是灵魂。灵魂在生命中是一个渐次生长的过程。诗人灵魂的成型与自立，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纷扰与困顿。诚如诗人在《身临其境》所说：“仰望苍天，苍天有混浊之泪”，“注目大地，大地有沉重的召引”，而处于天地之间的灵魂，还有内在的闭锁：“小小的胸膛/如何能够把火种留住”（《狭小》）。诗人的灵魂就是在内外矛盾、冲突的交织中，进行痛苦的挣扎，从而实现突围、澄明与敞亮。

灵魂使诗人成为思想者。我在故我思。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进而实现自我，是灵魂第一必做的功课。诗与思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的介质和转换的机制。思想对存在的自觉意识，构成了灵魂对生存的超越因素和趋向。人的生命从大地原初到天堂的行旅，主要是灵魂的艰卓的飞升。这种飞升，有大地的寒冷、自身的疲竭，还有太阳从天空垂直照彻生命而展开的火焰的宗卷。诗人的灵魂正是穿越这一切，而沿着母语的天梯，向上攀登。在此旅程中，诗人倾听肖邦的乐曲《天堂的阶梯》：下有深渊，上有天堂，“一串身影开始攀爬”，从“低音区域”开始，在“平缓的叙述”音调中，“失去感伤，失去依托”，使灵魂悬空；他披阅《旧约》：“旧约的钟声传来金属的声音/回响在只剩下空壳的我的心灵”；他深入生命底里：受难之后，“我们那短暂的  四分五裂”，“沉重的打击”“来源于生命内部”（《生命的内部》）；历经云霞的照耀和风雨的洗礼，他深切地体悟到：“人生无季”，“命中注定  这是一次长途之旅”（《无题》）……诗人的生命从大地出发，但不滞留于自身，而是让灵魂在神的指引下，遨游天空，由此使生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有限抵达终极，从瞬间获得永恒。

人来到世界上，处于被抛状态，他面临的是一片迷茫与虚无。尤其是以有限的生命面对死亡，是人无法摆脱的最大的虚无。在生死之间，如何从虚无走向充实，是诗人人生旅途中必须跨过的沟坎。让死先行介入生，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考。因为“生命经由母体的第一推动，就顽强地开启了它要求肉体与精神上升的马达”（陈超语），也就是说，追求人生的“充实”。而“充实”只有在向死而生的设定中，才能有效地确立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然而，从虚到充实的转换，并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它需要诗人承担起已然存在的虚无，从对它的迷惘到洞彻、剥离，然而在虚无的生存场中分裂出一个高尚而圣洁的灵魂。这灵魂圣洁的本质是爱，爱是诗人生命中核心血素。所以，诗人要在“虚幻中扎根”：“我穿过时光的虚幻，把根扎下”，并且“像一棵真实的树一样”（《我在虚幻中扎根》在“无边无沿的空旷中，他的“心”，承受着实在的急风暴雨（《这离，或相遇》））；在崇山峻领间，他的“爱之瀑布”，像“燕子一样让身体展开”，广泽大地，那怕跌落得“粉身碎骨的疼痛”（《爱之瀑布》）；在生死之交，“爱神和死神”同时到达，“就可以把身体献出去，让灵魂离家出走”（《觉醒》）；而生命到“终点”，诗人就可以无愧无悔地立下墓志铭：

    这终点，我期望遇见一块墓碑

    而不是弯曲的背影

    我要亲手刻上一行字

    为爱而死的人

    在这里沉睡

        ——《终点》

这就是“充实”的人生。从虚无到充实，这种转变，是诗人深入生命体验，以辩证思维，对生存困境的化解。这无疑引领了现代人自我和种族精神历程的再造。

然而，生命置身于现实的社会语境中，诗人的灵魂处于新与旧，光与暗的历史夹缝里。它彷徨，游移。过往的沉重，当下的挤压，使人变得软弱与无奈；“深渊大多，漏洞百出“，时代已达夜半，“到处都是双面人/到处都是崎岖的道路”（《觉醒》），使诗人的灵魂贮满了忧患。但是在这历史转型的“门非门”的节点，又需要诗人的义不容辞的担当精神。正是此种使命感，催发了诗人“渴望金色的圣鸟寓言般复活/渴望暗淡的背景被时间唤回轮廓/渴望记忆的深处伸过来一双手/渴望某一方向响起钟声响起歌唱”，这样，就可以在无数条路中选择出通达之路（《迷路者》）……于是，诗人的灵魂结束了徘徊，从暗夜迈入黎明，它收起了对历史子夜的最后的追问，使诗人昂起头颅，迎向新世纪的曙光，他“深深理解了太阳/——这是只为天空开放的花朵”（《我往天空看了看》）……

诗人放飞自我的灵魂，让它去历险，从大地到天空，又从天空重返大地，穿越生死，穿越历史时空，叩问和探询了人生、命运和存在的本真……。然而，哪里是它的归宿和真正的栖居之所？诗人把它带回了出发的原点：落叶归根，魂归故土。家乡的“春天让人留恋，是因为漫山遍野/开满了野花”，这些野花是“为我而开”（《野花》）；家乡的秋天使人感恩，它不仅为人们奉献出充足粮食和果实，而且“来到这个季节，我的灵魂才能安静”（《秋天》），即使是野外挺立的树也给人“笔直的启示”，令人“肃然起敬”（《又是秋天》）；月到中秋，想起母亲那只“年代不详”的盛过我“童年的月饼”的瓦罐，“始终没有破碎/使我的人生很完整”，今天我把月饼幻化成天上的圆月，代表我对母亲的思念（《又逢中秋》）；回到村庄，村庄就是一块“圣土”，那里的人们勤劳和善良，他们敬畏自然与土地，“随便哪一个节目”，他们“都要跪在地上”，那“圣土”是我心中的“净土”（《无解的忧伤》）……。这似乎是诗人灵魂流浪，漂泊的皈依之处，但是，且慢，如今的乡村也令人无限忧伤，因为乡土文化正在现代文明的摧残下凋敝与流失，如何把乡土文明融入现代人的价值和精神共同体的结构之中，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历史课题，所以，灵魂只能回到自身，面对新的时代做新的思考，然后重新出发，去探索和破解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谜团……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这就是诗人的精神宿命！

王琦的大部分诗歌的修辞特性，属于“隐喻”——“象征”的艺术方式。那么，在结束此文之时，我们就以他的诗《两株白扬》的两节，作为他诗歌的精神意涵和艺术风致的总体性的写照和概括：

    两株白杨

    这里早该是一片蓊郁的森林

    却还裸露着我们整整一代人

    内心的苍白和空旷

    于是，两株小树

    挺立起我们灵魂的觉醒

    两株小树两面旗帜

    两株小树两座路标

    养育我们的土地啊

    我们爱情的——归宿

田野的空旷，隐喻了历史的劫难和空白，两株小树在空旷中的生长，象征了一代人的反思与觉醒。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象：两株小树----一株回顾过去，一株昭示未来；一株代表诗人的生命，一株喻指诗人的灵魂；两株合为一体，就使诗人的诗歌在历史的转捩点上，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超越喧器世俗而卓然特立的高迈吹号者的角色。

大地之上，白杨挺立，在生命季节的轮回中，飒飒临风，树叶摇铃……这就隐喻和象征了诗人王琦的自我抒情和人格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