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缺点是不能浅”                       
元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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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

　　施议对编纂

　　三联书店

　　2011年5月第一版

　　264页，32.00元

　　朱子曾教谕门人说，学问直须“博学返约”，只可惜如今世间所谓“博学之人”“都见不透彻，只是搜求隐僻之事、钩摘奇异之说以为博，如此岂能得约？”读饶宗颐先生之文，虽然“隐僻之事”、“奇异之说”常而有之，但我总疑心，能将文章写到如此洋洋大观，是断断不至于“无约”的。只怪自己冥愚不堪，虽窥测反复，却总不能“一旦豁然贯通”，琢磨不透诸大作之“道体流行”。一直心痒难解，故索得饶公访谈录一本，伺年假中细品。“访谈录”为弟子所记，当可如古人“语录”读之。饶公快人快语，读后居然恍恍似有所悟，故以不腆之文略徵饶公之“神”，以飨同好。
　　按照饶公自谓，饶公不是学问家，而是艺术家，因为他是以“哲学家、宗教家、神学家三者合为诗人”之人（第238页）。不是一般的艺术家，而是已臻“天人合一”之境的艺术家（第19页）。这艺境须有多高呢？我们不妨略稍稍“横向比较”。王国维自是公认的才学并重的奇逸之士，但这还只是“进入学人之境，仍属于人间”，“亦未见有太多高明之处”（第214、243页）。陶潜的诗被苏东坡赞作“自曹刘鲍谢李杜诸公皆莫及”，陶文被欧阳修赞作“晋无文章、惟《归去来辞》一篇而已”，即便如此，饶公也还是更高过陶潜一筹，因为饶公已经“参透了一个情字”而“大彻大悟大自在”了（第231页）。为俗事所羁自是凡人，那么所谓的解脱之人，又是何境？用饶公的话说，这是“真人之境界”、“无人之境界”，直是宋代慈觉大师宗颐、日本大德寺宗颐的转世活佛之境（第110页）。然而，虽然“高明”如许，但饶公仍然是谦虚的：“我最忌讳人家标榜自己。”（第237）
　　至此我方如梦初醒，以学术的精神来推求早已超越了“学人之境”的饶公之作，无异于佛经所言“钻水求醍醐，虽劳永难得”。举先生之文而求“世俗智”，这是支离；默求“宗教家”赐给的简易解脱，这方才是正道。唯有如此方能体会饶公所论胡、饶异同，“我不做假设、不落套”，但“我的缺点是不能浅”（第37页）。言下之意，胡适院士“做假设、落套”，是“太浅了”。
　　如何之“不能浅”？比如饶公论六祖慧能，就几乎完全不见近百年来胡适、长岛孝行、马克雷（John McRae）等等直至最近John Jorgensen的《创造慧能》（Inventing Hui-neng）的诸多讨论，而出横论谓“慧能家世原出河北望族，不得以獦獠目之”。其实，敦煌本《坛经》只说“慧能慈父，本官范阳”；王维《能禅师碑铭》更是明言“俗姓卢氏，某郡某县人”、“不生族姓之家”、“不居华夏之地”。可知，即便是古本《坛经》中的“本官范阳”，也恐怕是虚饰。自胡适起，学者均纷起而怀疑有关慧能的传说多是佛教史家的层累之妄，实少虚多，不可尽信。比如，是书说慧能曾经“逃难于猎人队中”、“出至广州法性寺”、与印宗法师论风幡等等（第203页），均为敦煌本《坛经》所无，而出自被胡适断为“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饶公在爱治上古史、“前古史”之余，也提出过“五重证据法”以震学界聋聩（第27页）。可是随便一瞥书中所及的禅宗史，就可知，这“五重证据法”，大概尽于律人，未必律己。
　　另如，虽然饶公自称在上古史之中，最钟情古史地理，但其侈论殷商之疆域广至越南，仍不免让人心惊（见《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殷商只是诸多方国的盟主，商人自称的“商”、“中商”、“天邑商”、“大邑商”其实只是王室在河南一带的某种程度上的直领地，甚至不能连成一片。商王的势力未必能够跨过淮水，更不用说越南了！饶公又总是极言“虞、夏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第38页）。我想，当下的中国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质疑“夏”的存在，“不容置疑”恐怕是威胁多过实证。至于“虞”的存在，只有晚出千年的神话可以佐证，故而，连大陆最保守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敢承认这是“真史”而非“神话”。出土文物有时可以证明某一本古书不伪，但是不伪之书所记，不代表就是全盘史实，当然也可能是“真书载伪史”。故而，五重证据如何觅得，恐怕只能指山卖磨了。
　　其实，饶公“五重证据”中的四重，都是分拆旧说，而“民族学资料”也早已纳入了学界视野（如王明珂之著作）。那么，加入了“异邦古史资料”作为独门秘笈的目的何在？这说起来颇入“韩流”，即要用“宇宙眼光”来推求“宇宙符号”（第46页）。大概愚力有所不逮，我在饶书中能够检出的、勉强合格的“宇宙字符”，也就是“卍”一枚。且尚不知，这算不算拾七十年前元首之牙慧？当然饶公还为宇宙另贡献出来了一条，叫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这是“宇宙定律，不可否定”（第129页）。至于神明存于谁？读者自然明。

　　当然我如此稗论史实，就自然落得下乘。饶公谓“学人之境”即是“半人之境”，因为还有一半是人，不能成仙。我自顾大概还非常安全地处在“全人之境”。正如饶公所言，“要实证，但是，有时候太实了，反而不能令人相信”，要“从虚讲到虚”，要“史外传心”（第37页）。至于这“心”是“中国式”的民族主义，还是“韩国式”的宇宙主义，又怎堪为俗智所测度呢。
　　饶公夫子自述为学之道，就是“将十万八千里以外，看似毫无牵连的问题集中一起”（第7页）。比如，古琴就在“十万八千里”之下，陡然变成了“与性理之学，可以相通”（第173页）。所出理由是东汉李尤《琴铭》有曰“琴之立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不过，《琴铭》此句实脱胎自《汉书·律历志》，后面一句接着的是“移风易俗”。可见这里所谓“正性”只是指风俗而言的“淳朴之性”，和宋后方兴之“性理之学”完全无涉。宋明理学的产生是起自佛教的激荡，但东汉时佛教才刚刚零星随商团传入，根本没有影响到汉文化的主体。又如，梵语字母中有四个流音，汉字多音写作“鲁、流、卢、楼”。但它们都发作大舌音，为汉语音韵所无。饶公认为中国曲乐中的“啰哩”、“哩啰”、“啰啰哩哩”都是“十万八千里”般地来自梵语这四个中国人从来发不准的流音。欧洲基督教赞歌里面也有“啦啦啦啦”，总不能因此就说它们均来自梵语的佛唄吧。再如，南宋之《诸儒鸣道集》是最有名的非程朱派的道学丛书，或可谓现存的中国印刷史上的第一部丛书，陈来、田浩（Hoyt Tillman）等人均已详论之。可饶公在《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植》一文中，偏偏把它等同于金代李屏山的《鸣道集说》而大加引论。再举一例，明人《西洋朝贡典录》一书开头便录有“（占城）国东北百里巨口曰新州港”（一作新洲港），即今之归仁港，《瀛涯胜览》、《东西洋考》等书中该港均历历可考。可是，饶先生之巨著《新加坡古事记》，却径直将新州港“十万八千里”般地考作新加坡（“地志、杂述类”·三十二）。如此瀛海异谈，却不知如何能够有裨于“激发狮城人民的自我认同”（《新加坡古事记·序》）？

　　但在饶公看来，中国的禅宗就是“被诗化”了的佛教，禅宗的语言就是“诗句型”的语言（第178页）。如果这种理解符合宗教史的真际的话，那么为何禅宗大德都不以填词讽诗著称？而著名的诗僧如参寥子、仲殊等则又不以禅悟而闻名？当然禅籍警句中颇多意境丰满之辞，但也有“干屎橛”、“赵州狗子”、“屎尿里拈出道来”这种生活俗语。但若能够“直指人心”，何必执著于有无诗意？甚而，禅宗的简易法门虽以力图摆脱繁琐难解的印度哲学为著，但这个简易的觉悟之道，却根本不在于文学。不妨引《大智度论》中代表佛教普遍态度的一段文字：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可书耶？”
　　佛言：“不可书！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自性无故。”
　　那么，如果有人“用文字书般若波罗蜜，自念‘我书是般若波罗蜜’”的话，这算什么呢？这就是叫“菩萨魔事”（《大智度论·释魔事品》）。饶公自创“形上词”（metaphysical tzu）一体，号称要用词来打通“向上一路”，要用诗词来觉悟，就未免有“自念‘我书是般若波罗蜜’”之嫌了。
　　诗词须“向上一路”，以禅喻诗，其实只是取自严羽《沧浪诗话》以来的陈腐话头而已。《沧浪诗话》开头第一段即言学诗之人，须要“从顶门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不过严羽所谓的“向上一路”是指盛唐及以前诗，即所谓“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然后博取盛唐名家”，“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同样，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也不过是赞苏轼自创出了豪放词的典范。饶公硬要把“向上一路”一语解作觉悟，当然亦无不可，只是这是饶门觉悟，绝非释家、禅家之觉悟。禅宗之解脱专以不落入“形而上学”闻名，又以“向上一路”为“千圣不传”。大慧宗杲批评僧俗中之“大病”，其一就是“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大慧更言，“佛法要妙，离言说相，离文字相”（《大慧普觉禅师语录》）。禅宗不断地强调“不立文字”、“不在言传”，恰恰就是为了避免执泥于经教、语录、诗词，才能维持住禅的“活泼泼处”。如若“向上一路”真的被饶氏“形上词”传了，我看禅宗也无须参话、也无须默照，只好关门歇业，改作“饶宗”了。
　　更者，我愚顿之中百读饶公的“形上词”，总枯脑焦心也读不出丝毫“形而上学”的思辨。不妨引一小段“形上词”《六丑》让读者评断：
　　闲庭人寂。接天芳草碧。灯火绸缪际，如瞬息。都门冷落词客。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思重整、雾巾烟帻。
　　“闲庭人寂”、“接天芳草”、“灯火绸缪”、“芳菲独赏”、“雾巾烟帻”等均是未脱窠臼之语，随便一个读过《宋词三百首》的人，都能够拾掇得出，自不待言。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一套俪辞合起来，比之梦窗词还更要“拆碎下来，不成片断”！读了书中的《饶宗颐“形而上”词法试解》一文后，我才茅塞顿开：饶公用的是“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手段或技巧”（第230页），更细言之，写的是“意识状态之流动所构成”（第232页）。质言之，这虽号称“为21世纪创造新词体”，说白了不过是近袭吴文英、遥追伍尔芙罢了，当然遍地搜寻也找不到“形而上学”的“雾巾烟帻”。

　　把这本书书名起作“文学与神明”，这是极其高明的，虽然颇让人怀疑这是袭自北宋末惠洪的文集名称。无论如何，我不妨举饶公学问之大体言之，那就是用“文学”作“学问”、用“文学”来生活、用“文学”来解悟。这是一种文艺到底、百年文艺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回味。只是我觉得书名将“与”字改作“的”字，味道更佳，“文学的神明”，读者便一目了然。■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