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告

     兹定于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上午十时，在河北易县崇陵西侧华龙皇家陵园举行“季羡林先生墓碑落成暨骨灰安放仪式”，敬请各界人士参加。

    特此公告。

                                                         季承并仪式筹备小组

                                                          2010年6月30日

行车路线:京石高速 → 67公里处 → 廊涿高速右行至易县出口 → 易县城右转上112国道 → 梁各庄桥 → 崇陵 → 华龙皇家陵园

联系电话：0312-4715766

          0312-4710260

          付平会、贾子明

                        季羡林落入温柔陷阱

    父亲在文章里提到李玉洁，总是“玉洁”长，“玉洁”短的，其感激之情早已胜过了他的亲属，即所谓“不是亲属，胜似亲属”了。外面的人求李玉洁办事，也是“李教授”长，“李教授”短，而且必得她的“恩准”才能达目的。于是，父亲便宣布，他又有了一个温馨的家了。那时，我真觉得父亲能有这样一个人照料，很好，很难得。觉得李玉洁能这样全力善待父亲也不容易，因为她也是有自己的家的。所以我对这种情形保持了容忍和接受的态度，还经常和李玉洁见面，交换意见，对她表示感谢。她也应允和我保持联系，尽量把工作做好。

可是事情在变化，从原来看似是好事的，却渐渐地变成了不怎么好的事，甚至是坏事了。先是父亲的亲戚朋友对李玉洁的一些做法意见越来越大。譬如，2001年8月父亲应山东临清市政府的邀请，回故乡做寿。李玉洁也理所当然跟着去了。父亲在济南的几位亲戚也去参加。李玉洁在整个活动期间对他们十分冷淡，多方设法限制他们和父亲接触，甚至连给父亲祝酒、照相都不允许。我的表弟弭金鉴，在一次宴会上给父亲祝酒，就被李玉洁当场给拦了回来。他们要和舅舅照张相，李玉洁竟冲他们说，你们快离开，要不我把你们赶出去。他们不理解，也不明白，李玉洁这么做究竟为什么？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李玉洁也中断了和我的联系。父亲住院，她也不告诉我。她曾多次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并信誓旦旦地说要和我保持联系，可她从来也没有和我联系过。甚至在父亲住院动白内障手术也不通知我。对于一个自称是“义务打工者”的人，我觉得对她不能过分苛求，但一个人若失去了诚信和人性，我觉得，人们则有权对她表示不满甚至谴责。

    2002年年末，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他的病情多次起伏，院方几次报病危，可是李玉洁对此一直隐瞒不露。甚至连父亲得的是什么病我都无从得知。我只能从其他渠道了解情况。李玉洁的这种做法，使我很不理解，很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便说，为什么季羡林的儿子不去医院看望老先生？我明知去医院会碰壁，但在家人和许多亲友的建议和催促下，便决定去医院探视。2003年3月某日，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去医院看望父亲。我去医院的前一天通过此位同事告知李玉洁，随后李玉洁又和我的同事通了电话。我的同事问李玉洁，你怎么没有把他父亲住院的事告诉季承。李玉洁的回答让这位同事大为吃惊。李玉洁说：“我没有这个义务。”我的同事听后很不理解，李玉洁怎么能这样说呢。

    第二天下午，我和这位同事一起去301医院探视父亲。事先我的这位同事给她打了电话。可是到了301医院，门卫却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季羡林不会客。我感到非常意外。很明显，这是李玉洁的特意安排。经反复联系，李玉洁就是不让进去。她在里边发号施令，让XX女士（季羡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回跑着传话，就是不出来和我们见面。就这样交涉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不让进去。我的这位同事冻得嗓子发炎，咳嗽了好几个月。

    李玉洁的这种做法，简直是没有人性和起码的礼貌。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这使我对她信誓旦旦的表白，对她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极大的疑问。我没法再信任她了。接着，李玉洁又让父亲在重病的情况下写条子给北大党组织，声称不愿见我。对此，我更加气愤。她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而要求（不用说逼迫）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写这种条子本身就是非常残酷的做法。我向北大党组织表示了我的这种看法，并要求李玉洁做出解释。这件事使我对她的人品产生了怀疑，对她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产生了巨大的疑问。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玉洁中断和我的联系，有意识地阻隔我们父子和近亲，是她想完全占有父亲的私心的大暴露。如果在这之前，她还算“义务”打工，在这之后，她的思想完全变了，她从服务父亲变成想完全垄断、占有父亲了。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分界线。

    接下来，由于SARS的爆发，事情被耽搁下来。到了2003年10月份，又发生了两件事，让人越发不能容忍。

蒋忠新是父亲的第一代大弟子，他在梵文研究上极有成就，为人忠厚老实，对老师特别尊重，所以深得父亲的喜爱。但蒋忠新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1998年以后，由于李玉洁的阻挠，直到2002年他去世都没能见上父亲一面。2003年10月，他的夫人王秀桂因为一本书的出版，需要父亲的签字。她去医院找父亲。刚巧李玉洁不在，父亲就同意让她进去见面。签字的时候，父亲发现合同上并没有蒋忠新的名字，就询问蒋忠新的状况。王秀桂只得以实相告——蒋忠新一年前就不在了。

    父亲知道后伤心地哭了，但随即就安慰王秀桂说，人总是要去的，不要过于伤心，并要王秀桂今后常来看他，到家里去玩。这时，李玉洁回来了，见状大怒，当着父亲的面大声呵斥王秀桂，追问是谁让她进来的，喝令赶快离开。虽然父亲说，是他让她进来的，王秀桂也解释不迭，但李玉洁仍然不依不饶，王秀桂见李玉洁激动得满脸通红，吐沫四溅，浑身颤抖，吓得王秀桂跪在地下向李玉洁求饶。护士长看见这种情形，赶快陪着王秀桂离开，并对她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还把医院的电话号码告诉她，说她可以随时打电话来询问。

    王秀桂因丈夫去世，精神本来就不好，这次受到李玉洁如此大的打击，生怕李玉洁要她担负父亲病情加重的责任，思想负担很重，第二天就打电话哭着对我诉说。果然，事后李玉洁就到处说，季羡林病重了，每天睡梦里都喊蒋忠新的名字，还常常流眼泪，就是王秀桂让季羡林的病情加重的。王秀桂知道后，思想压力更重了，多次给我打电话反复解释，精神显得很不正常。有人说，李玉洁这样做是出于对父亲的保护或爱护，但她这样横行霸道、栽赃诬陷，让人很难和上述说法等同起来！

    9月18日北京大学召开“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思想研讨会”，父亲执意带病出席。我的表弟彭红（五舅的儿子）正巧也在北大同一个楼里开另一个会议。他得知父亲在另一个会场上，便去相见——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姑夫了。父亲见到他很高兴，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病情，又问候了彭红父母的情况，并约他常去北大家里玩。正当彭红要离开的时候，李玉洁发现有人和父亲谈话，就过来干预，问他是谁，又是谁让他来的，要彭红赶快离开。彭红说我是代父母来看看姑父的。我不但在这儿可以见，还可以去301医院见。李玉洁说你进不去。彭红说凭我这个车的牌照哪里都进得去。李玉洁就对彭红说，父亲要自己支付一些药品费，雇工费等；又说父亲把贵重的书画都捐了，钱也捐了，家里有没有钱她也不知道，总之，什么都没有了。蓝旗营的房子他也不要。彭红感到十分不理解，便打电话问我李玉洁对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让他想一想，他恍然大悟说：“李玉洁太多心了，我怎么会想到那里去呢。”其实，李玉洁以前也曾经对我爱人说过：“季羡林把书画都捐了，钱也捐了，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死了心吧，什么都别想了。”后来我才明白，李玉洁那时为什么对我们的近亲说这些话，她的目的其实是十分清楚的，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远在国外的孙子孙女们却说：如果这是爷爷自己的意愿，我们一定会尊重。但是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要由李玉洁来宣布？李玉洁是我们季家的什么人？

    李玉洁的闯入，使父亲的晚年生活似乎增添了夕阳的光彩，使他从“轻生”转变为“温馨”“滋润”，几年来，生活得好像比较有滋有味。可是，父亲没有想到，他为这种夕阳红的生活将要付出多么高的代价。

              摘自《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