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达庸大使1990年底至1994年4月担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他赴任时，海湾战争即将打响；离任时，伊拉克仍被制裁封锁。这是一段见证历史、很不平凡的经历，郑大使据此写就了《三进巴格达——我看到的海湾战争》一书。本刊特意摘取了“每一进”巴格达的精彩亮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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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安排，我飞往巴格达赴任。作为大使，我踏上了伊拉克的土地。 

“乐观”的大使早已溜之大吉 

抵达巴格达不久，我便参加了在拉希德饭店举行的使团招待会。很多国家的使节出席了这场招待会，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气氛很热烈。我由于初来乍到，还没有拜会使团大使们，谁也不认识。

突然，一位老者走到我身旁，看样子是来自亚洲国家。他主动同我握手说，阁下是新到任的中国大使吧，阁下从外面来，一定知道不少消息。我说，国际上仍在做和平努力，但局势发展不太乐观。这位老大使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他抽了一口雪茄，靠近我，低声说：“这是一场游戏，仗打不起来。美国和萨达姆有默契，双方都商量好了，你出一拳，我踢一脚，谁都不会越过红线。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伊拉克往往出险招，但最终都有惊无险。”我问他：“你们准备撤馆吗？”他忽然打住了，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离去。

这是我在伊拉克参加的第一场招待会，遇到的第一个大使，对他的话自然很重视。当时，安理会已经通过了678决议，大家普遍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很大。我琢磨不透这位老大使为何如此乐观，便想拜会他。谁知，过了几天，我收到答复：这位大使已经离开巴格达了。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乐观”的大使已经溜之大吉了！

海湾危机爆发后，一位与我关系不错的阿拉伯国家大使很坦率地对我说，萨达姆不会撤军，美国的行动都是为开战做准备。我问他：“你会离开这里吗？”他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好作答，看来身不由己。后来我得知，海湾战争时这位大使一直留在巴格达，后来生病后才回国，死于白血病。 

“如果美国国旗降了，你们就撤离吧” 

时间迫近1991年元旦，但是伊拉克丝毫没有节日气氛。有的使馆安排了活动，但不宣扬，十分低调。在一次活动中，一位东南亚国家的大使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国内指示来了，让我尽快撤出。”他表情非常严肃地说：“战争不可避免了，只是时间问题。”这位大使在巴格达的时间较长，西方使节经常给他通气，所以比较了解情况。我开玩笑地说：“老朋友都走了，我们怎么办？”他想了想，直爽地对我说：“你们每天去看看美国使馆的动静，如果它的旗杆上没有国旗了，那就请阁下赶快离开伊拉克。”我紧握他的手，谢谢他的建议。回到使馆后，我安排司机每天去使馆区兜一兜，看看哪些使馆没有国旗了，特别是美国使馆。

1月9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谈无果而终。美伊对话的大门彻底关死，战神在伊拉克上空游荡。当日晚上，我接到闻兆祥参赞的电话。闻参赞曾任使馆代办，对萨达姆政权有很丰富的认识。他说：“局势出现危险征兆。今天晚间电视新闻上，萨达姆神情亢奋。看来他准备玩火。我们是否要再撤走一批同志和家属？”经过商量并向国内请示后，使馆成立了“五人留守小组”（我、二秘李治国、机要员李卫华、报务员陈林和司机王金弟），其他人员于1月11日凌晨飞往安曼。

1月11日上午，王金弟开车从外返回，跑来告诉我：“美国使馆的旗杆上见不到国旗了！” 

“五人留守小组”的最后工作 

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留下来的五位同志心无旁骛，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二秘李治国主要负责听广播、读报纸，除陪同我一起参加对外活动、搞调研外，每天还要一个人开车上街，观察动静。他会讲阿拉伯语，平时结交了许多朋友，也能随时与伊方政府官员取得联系，信息来源广，不时带回新信息。我们撤离之后，必须有当地人看守使馆。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李治国。记得那天，他冒着瓢泼大雨，在外面跑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一位熟悉的伊拉克朋友。

驻伊拉克使馆是个老馆，有大批文件和资料必须在短期内处理完。这个任务交给了机要员李卫华。当时巴格达的天气还有些寒气，小李穿着短裤背心在楼外烧资料，满头大汗，灰头土脸。所幸小李身体好，精力足，加班加点超负荷完成了任务。而保护电台、保证通讯畅通的任务则落在了报务员陈林的肩上。当时巴格达同外界的联系变得很困难，电台通讯也增加了难度，陈林业务娴熟，脑子机灵，总能想出点子来。司机王金弟的工作最杂，一方面要把使馆的贵重物品存入地下室仓库，一件件加锁加封；另一方面还要修整汽车，备齐车胎和主要零配件，以便我们在迫不得已的形势下通过陆路出境。

集体力量是伟大的。看到这个遇惊不乱、敢于担当的外交队伍，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后来我得知，留守小组中有同志给国内家人写了遗嘱。 

撤离巴格达 

1月12日，国内通知我尽快联系伊拉克政府，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问巴格达做准备。当时美英法等国使馆和联合国机构都已撤离巴格达，亚非拉国家的使馆也基本撤离，只有中国和苏联使馆仍在运转。联合国秘书长请中国通知伊拉克，是对中国的信任。我不敢怠慢，迅速和伊拉克外交部取得了联系。1月13日，德奎利亚尔和萨达姆会面，萨达姆再次表示不会撤军。德奎利亚尔空手而归。

当夜，我的夫人李中从安曼打来电话，告诉我海湾地区和约旦周边国家的航空公司一律停飞了，形势很严重，恐怕要有大的动静。事不宜迟，我们决定当日撤离。虽然国内已经授权我们随时可以撤离，但撤前必须向国内再次请示。1月14日凌晨，我们得到国内同意撤离的指示。这时距离航班起飞还有六个小时。我们赶紧降旗、处理机密资料、转移电台、关闭使馆，带上两个馆章（驻伊拉克使馆和驻科威特使馆的馆章）向机场奔去，飞往安曼。

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看着渐行渐远的巴格达，我的心中一片怅惘。我们走后，这里会发生什么？

1月17日凌晨2点40分，美国等多国部队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向伊拉克发动进攻。当天上午，我们几经辗转，抵达开罗，前往中国驻埃及使馆继续我们的外交工作。

节选自《世界知识》2013年16期      作者：郑达庸       责编：吴晓芳      网编：付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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