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一句“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在网上走红，在之后很久的日子里，一直到现在，似乎都成为了解释所有不同年龄阶级冲突的标题，不管年轻人有没有真的把老人撞倒，但凡有这类事件出现，都是因为坏人变老了。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这种解释的对错，更是这种解释背后透露出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问题并非关于对错，而是缺乏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探索，缺少基本的人文关怀。近十来年，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类似“顺口溜”的形式来解释问题，弘扬价值观。这种形式固然简单好记，但实际上只是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罢了。可是世界远远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任何一种社会问题是可以用一句顺口溜来解释的。相反，一个简单的或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引出无数种从不同角度解读的方式，并得出不同的答案。我希望我的文章可以或多或少达到这样的目的，至少可以抬头观望一片社会学的天空。

关于道德恐慌

当今中国社会处处充满着道德恐慌。简单来讲，道德恐慌是根据对特定个体或集体的误解发起的运动。社会学家史丹利科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他认为道德恐慌一般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1.公众开始关注某些事件或集体，认为这些事物可能造成一定问题。2.媒体通过夸大报道来使更多人关注这个事件。3.“道德学家”一般是政客或社会名流站出来宣布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在第四阶段会有某方面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之后的理论发展，古德提出道德恐慌并非来来去去，而是会在社会某些方面留下痕迹，静候下一次恐慌的发生。需要注意的是，道德恐慌并非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只要有社会阶层，就会存在道德恐慌。

现在请读者回想在“坏人变老”的道德恐慌是如何走过科涵的四个步骤。当社会中发生了老人被年轻人撞伤（不论真实发生或是所谓碰瓷），首先会有目击者和当事人口口相传。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些报道有时候是不准确的，有误导性的，有偏见性的，但往往这样的报道更能吸引人们眼球。在第三阶段，在以微博一类现代网络平台上，所谓的道德名人或仅仅是名人开始对事件大肆评论，这些评论往往更是可笑无知的，但是由于作者本身的名人效应，公众会再次确认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并且可能是很严重。之后媒体又会自作聪明的教给公众如何避免被“碰瓷讹诈”，好像老人碰瓷是已经确定了的事实。这样的公众关注可能在几周内偃旗息鼓，但是只要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媒体马上就会拿出之前的案例来再次引起注意。

事实上，道德恐慌对于社会问题往往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它只会掩盖事件的真相，使人们变得盲目，自认为聪明。

结构主义中的社会越轨行为

关于社会的越轨行为，结构主义有很完善的解释。虽然结构主义经常被批评忽略事件的受害者，或给予越轨者过多的同情，但结构主义很好的解释了越轨行为的来源——社会本身。结构主义者认为，对于某个社会事件，重要的不仅仅是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社会如何对待这类事件，也就是说，不论是普通的越轨行为也好，或是犯罪也好，都是社会本身的产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少有老人的“碰瓷”行为。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我们首先假设老人确实被汽车撞伤，这件事牵扯到老人自己，车主，老人的保险公司，车主的保险公司，政府部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事件中，至少不会有关于“钱”的纠纷。第二种情况，老人自己摔倒，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社会往往成为老人“碰瓷”的主要动机，因为他（她）的医保并不能全部或至少支付部分花销，这名老人就不得不使用这种手段保证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在一个福利制度完善，或慈善体系完善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第三种情况就是真正的“碰瓷”，这种行为其实更好解释，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不会有人铤而走险去“碰”。

话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来了，说“坏人变老了”的，一定不是老人自己，而是比老人年轻的人，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应该有义务照顾老人，可是这些年轻人不但不尽自己的义务，反而让老人走上街头“碰瓷”，还反过头来讽刺其为坏人变老，究竟谁才是坏人呢？

以上所言都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在“老坏人”的事件上，还有无数可挖掘的问题，但在这里我希望可以使人们理解，在社会的范畴内，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独立的，是可以被单独解释的。我们需要避免因无知产生的道德恐慌，更不能简单武断的通过给某个社会阶级带上标签来解释任意问题。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会故意做坏人，做坏事，坏人坏事都是由无知却又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产生。

最后，我希望可以平和的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对于那些再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人，我也只能用一句经典的顺口溜来回应：“滚你妈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