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三）
已经写了两篇《公德》，但言犹未尽，再添上一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钱包鼓起来了。于是就要花钱。花钱花样繁多，旅游即其中之一。于是空前未有的旅游热兴起来了。国内的泰山、长城、黄山、张家界、九寨沟、桂林等逛厌了，于是出国，先是新、马、泰，后又扩大到欧美。大队人马出国旅游，浩浩荡荡，猗与休哉！
我是赞成出国旅游的。这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增长人们的见识，有百利而无一弊。而且，我多年来就有一个想法：西方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他们不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道理，至今仍顽固抱住“欧洲中心主义”不放。这大大地不利于国际的相互了解，不利于人民之间友谊的增长。所以我就主张“送去主义”，你不来拿，我就送去。然而送去也并不容易。现在中国人出国旅游，不正是送去的好机会吗？
然而，一部分中国游客送出去的不是中国文化，不是精华，而是糟粕。例子繁多，不胜枚举。我干脆做一次文抄公，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亚洲周刊》上摘抄一点，以概其余。首先我必须声明一下，我不同意该刊“七宗罪”的提法。这只是不顾国格，不讲公德，还不能上纲到“罪”。这七宗是：
第一宗：脏。不讲公德，乱扔垃圾。拙文《公德（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宗：吵。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餐厅中，在饭店里，大声喧哗。
第三宗：抢。不守规则，不讲秩序，干什么都要抢先。
第四宗：粗。不懂起码的礼貌，不会说：“谢谢！”、“对不起。”
第五宗：俗。在大饭店吃饭时，把鞋脱掉，赤脚坐在椅子上，或盘腿而坐。
第六宗：窘。穿戴不齐，令人尴尬。穿着睡衣，在大饭店里东奔西逛。
第七宗：泼。遇到不顺心的事，不但动口骂人，而且动手打人。
以上七宗，都是极其概括的。因为，细说要占极多的篇幅。不过，我仍然要突出一“宗”，这就是随地吐痰，我戏称之为“国吐”，与“国骂”成双成对。这是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痼疾，屡罚不改。现在也被输出国外，为中国脸上抹黑。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想改变以上几种弊端，是长期的工作。国内尚且如此，何况国外。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停止出国旅游。出国旅游还是要继续的。能否采取一个应急的办法：在出国前，由旅游局或旅行社组织一次短期学习，把外国习惯讲清，把应注意的事项讲清。或许能起作用。
公德（四）
已经写了三篇《公德》，但仍然觉得不够。现在再写上一篇，专门谈“国吐”。
随地吐痰这个痼痼疾，过去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记得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谈到旧时代中国照相，常常是一对老年夫妇，分坐茶几左右，几前置一痰桶，说明这一对夫妇胸腔里痰多。据说，美前总桶访华时，特别买了一个痰桶，带回了美帼。
中国官方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很多年以前，北京市公布了一项罚款规定：凡在大街上随地吐痰者，处以五毛钱的罚款。有一次，一个人在大街上吐痰，被检查人员发现，立刻走过来，向吐痰人索要罚款。那个人处变不惊，立刻又吐一口痰在地上，嘴里说：“五毛钱找钱麻烦，我索性再吐上一口，凑足一元钱，公私两利。”这个故事真实性如何，我不是亲身经历，不敢确说，但是流传得纷纷扬扬，我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北大动员群众，反击随地吐痰的恶习。没有听说有什么罚款。仅在学校内几条大马路上，派人检查吐痰的痕迹，查出来后，用红粉笔画一个圆圈，以痰迹为中心。这种检查简直易如反掌，隔不远，就能画一个大红圈。结果是满地斑斓，像是一幅未来派的图画。
结果怎样呢？在北京大街上照样能够看到和听到，左右不远，有人“吭—咔”一声，一团浓痰飞落在人行道上，熟练得有如大匠运斤成风，北大校园内也仍然是痰迹斑驳陆离。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英勇善战的民族，我们能够以弱胜强，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外敌和国内反动派，对像“国吐”这样的还达不到癣疥之疾的弊端竟至于束手无策吗？
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来，国际旅游之风兴，“国吐”也随之传入国外。据说，我们近邻的一个国家，为外国游人制定了注意事项，都用英文写成，独有一条是用汉文：“请勿随地吐痰！”针对性极其鲜明，但却绝非诬蔑。我们这一张脸往哪里摆呀！
治这样的顽症有办法没有呢？我认为，有的。新加坡的办法就值得我们参考。他们用的是严惩重罚。你要是敢在大街上吐一口痰，甚至只是丢一点垃圾，罚款之重让你多年难忘。如果在北京有人在大街上吐痰，不是罚五毛，而是罚五百元，他就决不敢再吐第二口了。但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耐心的教育，不厌其烦地说明利害，苦口婆心。二是要有法院和公安局等的有力支持，绝不允许任何人耍赖。实行这个办法，必须持之以恒，而且推向全国。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国吐”这种恶习就可以根除。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真理愈辩愈明吗？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
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辨愈糊涂。
我在大学时曾专修过一门课《西洋哲学史》，后来又读过几本《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我逐渐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两个或多个哲学家的学说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有如大自然中的树叶，没有哪几个是绝对一样的。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样子。在人世间，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学说。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真理。
专以中国哲学而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不知创造了多少理论和术语。表面上看起来，所用的中国字都是一样的，然而哲学家们赋予这些字的涵义却不相同。比如韩愈的《原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文章开头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大概认为，仁、义、道、德就代表了中国的道。他的解释简单明了，一看就懂。然而，倘一翻《中国哲学史》，则必能发现，诸家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多如牛毛，各自自是而非他。
哲学家们辨（分辨）过没有呢？他们辩（辩论）过没有呢？他们既辨又辩。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让读者如堕人五里雾中，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顺手举两个中国过去辨和辩的例子。一个是《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觉得，惠施还可以答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辩论下去，一万年也得不到结果。
还有一个辩论的例子取自《儒林外史》：
丈人说：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也来问我要，终日吵闹这事，哪里来的晦气！陈和甫的儿子道：老爹，假如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还钱？丈人道：胡说！我若吃了，我自然还。这都是你吃的！陈和甫儿子道：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还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该人的钱，怎是我用的钱，怎是我用你的？陈和甫儿子道：万一猪不生这个头，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
以上两个辩论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庄子和惠施都是诡辩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要说这两个例子对哲学辩论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倘若你细读中外哲学家辨和辩的文章，其背后确实潜藏着与上面两个例子类似的东西。这样的辨和辩能使真理愈辩愈明吗？戛戛乎难矣哉！
哲学家同诗人一样，都是在作诗。作不作由他们，信不信由你们。这就是我的结论。
1997年10月2日
谦虚与虚伪
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应该扬。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应该抑。
然而，究其实际，二者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其区别间不容发。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在中国最古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就已经有了“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谓高矣。从那以后，历代的圣贤无不推崇谦虚，贬抑自满。一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然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儿，比如“谦卑”“谦恭”“谦和”“谦谦君子”“谦让”“谦顺”“谦虚”“谦逊”等等，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而避免虚伪的谦虚，后者与虚伪间不容发矣。
可是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拦路虎：什么叫“真诚的谦虚”呢？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苯，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来请客呢？日苯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这有时会很危险的。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结果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1998年10月3日
加载中，请稍候......
(2025-01-02 20:26:37)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