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陶诗的命运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派者,从今天来看,他的诗歌成就,完全可与屈原、李白、杜甫等诗人比肩齐名,他的诗作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最高峰。可是,陶渊明以及作品,在东晋时代及其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却汲汲无名。余秋雨先生曾形象地描绘说:“这是一座隐藏了的最高峰,被云遮住了,而且遮了很久。是的,对陶渊明来说,这个云消散得实在太慢了。”陶渊明的作品一直非常寂寞,甚至到了唐代还是这样。虽然唐代已经有人提到了他,但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热烈和多情,需要李白和杜甫那样的诗人,所以很少有人去注意两百多年前的陶渊明及其清新自然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在文学欣赏上,其实也有一种“从众心理”:大家都说好,我也觉得好;大家都不看好他,我也不会看好他。也就是说,真正独具慧眼的、高品位的欣赏者永远是凤毛麟角。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陶渊明其人其诗被世人所接受,他的价值被重新重视,确实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过程。陶诗的命运值得我们关注。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黄金时期,涌现了一批文学理论著作,以钟嵘的《诗品》影响为最大,书中对历代以来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进行了评价,并按照他们在诗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成就,分为上、中、下三品。遗憾的是,虽然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却只把他的诗列为“中品”档次(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等十二人列为“上品”)。陶诗的价值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可列入上品却不能,显然有失公允,实在委屈了这位大诗人。对此,唐宋以后的许多文人皆诟病钟嵘的眼光有问题。无独有偶,同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作《文心雕龙》,竟也对陶渊明只字未提,说明他也并不看好陶诗。
陶诗的命运到了唐代才稍有转机。唐代以来的田园诗蔚为大观,陶的地位因而有所上升,逐渐有了追随者,如王维、孟浩然、储光曦等人,他们曾努力追超,但终归未能追上,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李白、杜甫也都曾写诗推崇陶潜。直到中国历史进入了雅致的宋代,大家才开始重新发现陶渊明,也就是说,670年以后,才真正地重新认识到陶诗的巨大价值。这当中最诚挚的发现者当数苏东坡,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陶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并做“和陶诗”百余首,将陶诗的地位推到了无与伦比的境地。他还说陶诗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就是说,陶渊明的诗平淡之中有华彩,简朴之中含丰韵,这种诗风是之前所没有的。晚年苏轼又说:“吾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其万一。”这些认识与评价,无疑是深刻的,是对陶诗总体作品风格的恰当评价,在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意义,也为后世陶诗研究者所公认。以苏轼的文坛领袖的地位,他的这种推崇对当时的文人骚客影响很大,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从此以后,人们越来越喜欢陶渊明了,其地位也不断上升。比如近代学者王国维,就对陶渊明的《饮酒》组诗推崇备至。又比如现代作家梁实秋也评价陶诗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中庸之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
钟嵘之所以将陶诗列为“中品”,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骈体文繁盛华美,特别看重诗歌的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因素,把文采放在重要的位置。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钟嵘,不可能完全脱离全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很难清醒地超脱于世俗文学审美观,以慧眼识珠的气概来加以擢拔。
陶渊明的诗歌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堪称田园诗派的宗师,他的身后有一大批的追随着,都想竭力模仿他的诗风,努力追超,但怎么学都学不来,最终都未能超越陶诗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后来者缺少那种朴厚味、天然味,正如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陶渊明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诗人,所以朴实、真挚、自然,不但没有利禄气,连修辞的技巧也没有,自然天成,类似于大巧若拙的境界,故一般人难以企及。像陶渊明这种诗人,一千年也难得出现一个。
他的姓名叫“陶潜”,似乎暗合了其人其诗的命运:他辞官后“潜居”于乡间,“潜心”作诗,作品虽有巨大的“潜质”,但长期无人看好,六七百年来一直处于“潜伏”状态,到了宋代才终于“浮出水面”,爆发出惊人的“潜能”。
八、关于《全唐诗》
《全唐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汇集唐一代诗歌的总集,由彭定求等十人奉敕编校完成,全书共九百卷。该书共收诗49403首,作者共2873人。唐诗是中国古代最好的诗,王安石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唐诗把我国古典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粹、情韵深长的艺术特征推送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古典诗歌找到了一个最典型的表达形式。即使到了今天,它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林语堂曾说过,唐诗在中国已经替代了宗教的作用。林氏之语,换言之,唐诗在社会环境中无处不在,百姓们从小耳濡目染、人人皆知,早已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对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太大了。可见唐诗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影响之深,普及之广,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匹敌的。
九、《唐诗三百首》的美中不足
历代以来,人们选编的各种诗集多如牛毛,但大都湮没不闻,唯有《唐诗三百首》家喻户晓、传盛不衰。一说到唐诗的话题,平常人张嘴就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见其口碑之好、名声之盛。其实自唐代以来,历代都有唐诗选本,据说已有六百多种了,而且各有长处,可只有《唐诗三百首》经久不衰,至今尚无法取代。
《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是蘅塘退士(本名孙洙,无锡人氏,系清乾隆十六年进士),该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5年)编辑完成(实际上是与他的继室夫人徐玉兰共同编撰完成的)。孙洙在书前短小的自序中说,他选诗的标准是“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他认为之前的《千家诗》“工拙莫辨,体裁不备,实欲以此书取代之”。果不其然,该书一经面世便大受欢迎,“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全书共选诗人七十七家,诗三百一十三首,其中仅盛唐作品就有一百五十首,尤以李白、杜甫、王维居多。
《唐诗三百首》的优点是数量适中、各体兼顾、雅俗共赏、突出大家、不废名篇、持论公允。但行家们都知道,该选本也有漏选、误选、保守等美中不足之处。现代作家曹聚仁先生说过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唐诗三百首》,本来是为了先前科举时代应制士子而选的,着重在格式,并不留意诗的境界,所以李杜最好的诗,都不曾选进去。其实,唐人绝句,何止十万首,但一般选家也何曾看过唐人万首绝句?”初看时,可能会觉得此言有失偏颇,夸大其辞,但仔细一想,又觉其有合理之处。
首先,从《唐诗三百首》一书的定位的来看,主要是供当时童蒙吟诵及读书人科举应试之用,故编者力求打造出一本格式标准、众体兼备的诗歌范本。因为以此为定位,就有可能会遗漏一些突破束缚、风格独特、境界上乘的优秀诗作,这些诗作,也许在格律方面不那么规矩,类似于林黛玉教香菱作诗时所说的“不以词害意”的情况。
第二,该书确实漏选了一些最优秀的诗作,正如曹先生所言“李杜最好的诗,都不曾选进去”,比如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一首未录,杜甫的《秋兴八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也未选入。非唯如此,更为遗憾的是,还有其他不少名家诗作也未入选,比如李贺、罗隐和储光羲的诗作,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以及整个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作品等,均属遗珠之列。有人分析了原因,在孙洙编书之际,正值乾隆文网密织时代,选者不能不谨小慎微,故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皮日休的《正乐府》等讽刺时事之作,便不敢纳入选编了(也有人认为这些诗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背景,不易为初学儿童所接受,所以编者不予考虑)。此外,孙洙受沈德潜以雅正为宗的影响很深,竭力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同时,选诗过程中十分讲究风格的协调,有意无意间便忽视了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他可能会觉得李贺的诗歌冷峭诡谲,储光羲的诗歌轻淡无味,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风格轻绮,所以均未选入。
第三,唐诗作品浩如烟海,有如披沙拣金,恐怕任何人都难以遍览甄别,只能根据前人选本加以筛选。据说蘅塘退士便是以清代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为底本,从一千九百余首唐诗中遴选出三百多首的。除了作品浩繁的因素外,其实还有品鉴能力与个人审美情趣的因素在起作用,假如是独自编校选本,可能难免会产生审美上的偏颇或狭隘之弊。如果是集体选编,情况又会好一些。但他们夫妇俩的艺术品位与见识毕竟有限,实难做到完美无缺,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误选的情形,确实有那么几首混珠之作也被编者拎了进去,最为典型的是元结的《石鱼湖上醉歌》,郑畋的《马嵬坡》、綦毋潜的《春泛若耶溪》等,即便是李白、杜甫、孟浩然这样的名家诗作,也有几首并非上乘之作品入选其中。
第四,上海师大李定广教授认为《唐诗三百首》还存在着五大“硬伤”:一是诗歌的作者有张冠李戴的现象,约三四人;二是诗人的时代归属也存在错误,并未严格按照“初盛中晚”的时代先后来合理排序;三是诗体分类也存在不当之处,仅举一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明明都是唐人典型的“七言歌行体”,但蘅塘退士却将其列入“七言古诗”;四是随意缩减或改动原诗题目的问题,有近二十处;五是选编时存在文本臆改不当或照抄错误版本的情况,明显的错讹共约三十多处。
在《唐诗三百首》中,李白、杜甫、王维三家选诗最多,共八十九首。其中杜甫最多,三十四首;王维次之,二十九首;李白排第三,二十六首。我的看法是,相比较而言,杜甫、王维的诗作更为讲究格律严谨和炼字炼声,而杜诗尤其是众体兼备,各体皆工,恰好符合编者欲为儿童吟诵、学子作诗之启蒙目的,当然更适宜作为中规中矩的范本之所需。总之,《唐诗三百首》尽管有上述美中不足,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本便于诵读、精品居多的普及性唐诗读物。
十、“始盛终衰”的文体演变观
王国维等人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重要论断,并认为文学嬗变的基本趋势是“始盛终衰”。
从文学的外部关系看,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表现其时代精神的文学样式,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文学自身内部因素看,每一种文体都有从尝试到盛大到落入习套而衰敝这样一个始盛终衰的过程。正是这种文学外部和内部关系的紧张,导致文体的嬗递,推动文学的发展。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曲。
王国维解释说:“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这里所说的“自成习套”,主要是指前人反复为之,渐成“习惯”的一些形式技巧上的格套框式。后人难以脱离窠臼,别开生面,于是,此种文体便渐渐失去其艺术生命。文体“始盛终衰”的另一意思是指,文体在作家的运用过程中,受到功利实用目的的污染,沦为谋求名利的工具,从而失去自身的生机和活力。
这正是:为师须多识,闲暇广涉猎。积学如储宝,授课准贴切。
(转自江南一苇百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