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诗经》与《楚辞》
《诗经》与《楚辞》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高，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诗经》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楚辞》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两大创作流派或者说两大创作方法，在唐朝有三大诗人中，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李白则是浪漫主义诗人。形象地说，李白是“天马行空”，杜甫是“脚踏实地”。在创作数量上，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要远远多于浪漫主义诗歌作品。
二、关于唐代诗人的排序
我们的习惯说法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如果要说第四位的话，应该是王维，这是毫无争议的，因为他的诗作艺术价值高超，富有特色。而我国的港台地区则正好相反，把王维排在第三位，白居易放在第四。同是炎黄子孙，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呢？我认为，这主要是海峡两岸评判的标准与认识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
曹雪芹的艺术眼光似乎不容怀疑，他也曾在《红楼梦》中有意无意地给大诗人排过座次。在《红楼梦》中的第48回，他写了一个“香菱学诗”的故事，非常经典。香菱聪颖好学，拜林黛玉为师学习作诗。林黛玉本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原则，让香菱苦读三位大诗人的作品，即王维、杜甫和李白。不用说，林黛玉的见解，其实也正是曹雪芹的见解，这三位诗人着实代表了曹雪芹心目中的殿堂级神圣宝座。
无独有偶，余秋雨和他的学生也曾为唐代的诗人排了一个座次，审慎地选出了唐代“十大诗人”。他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认可这个排名。现公布如下，供大家参考：第一，李白；第二，杜甫；第三，王维；第四，白居易；第五，李商隐；第六，杜牧；第七，王之涣；第八，刘禹锡；第九，王昌龄；第十，孟浩然。
关于李白与杜甫，他们的地位是很难动摇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不同喜好与欣赏口味，历朝历代，李、杜两人各有自己的拥趸，可能喜欢杜甫的人会更多一些。当然也有不少人喜欢李白的诗歌，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先生，他在文革期间撰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就有明显的“扬李贬杜”的倾向，但其书中批判杜甫的种种理由大多是站不住脚的，有些则是荒唐可笑的。可是，后来郭沫若在参观成都“杜甫草堂”时题词：“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16字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似乎与他之前的评述十分矛盾，抑或之前的著述有违心之处？不得而知，大约只有他本人清楚。而在日本、朝鲜等国中，人们尤其喜欢白居易的诗歌，竟远远超过对李杜的喜爱程度。
谈到李杜两人，顺带也说说这两位伟大诗人在中国大历史观中所处的位置分野。按余秋雨先生的说法，李杜两人是唐诗至高地位上的“双峰对峙”，难分轩轾，重要的是，一道巨大的裂口，恰好将他们两人界分开来。这道裂口，就是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不仅把唐朝一折为二，而且也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折为二，一切都变了。好像上天也要向人间强调这条分界，故意安排一个李白，一个杜甫来描绘分界。站在这条历史分界前面的，是李白。安史之乱之后他还写诗，但最辉煌的诗作已经完成。而杜甫的光彩，则主要展现在安史之乱以后。李白诗作是充满欢乐的高歌猛进，杜甫诗作是包含诚恳的沉郁苍凉。这两番神情意态截然不同，正是中国历史的巨大分野。
晚唐时期的李商隐与杜牧被人们并称为“小李杜”，这其实是很高的评价，说明他俩的作品很有特色，成就也是十分了得。
毛泽东同志的古典诗词写得不错，算是闻名中外的诗人，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十分罕见。他特别喜欢唐朝的三位诗人，巧得是，他们全都姓李，称为“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
三、唐诗与宋词的比较
人们一提到古代诗歌，张口便是“唐诗宋词”，确实，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颗明珠，涌现出一大批名家作品，有如群星灿烂、百花盛开。诗与词的格律特点各不相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提到它们的创作情况，恐怕许多人就不太清楚了。以下部分借鉴了张中行先生的说法。
1.诗是老字号，历史悠久，从结集来看，也是战国以前开业。词就晚了许多，晚了差不多两千年，开业时间在残唐五代。
2.从创作者来看，诗，当时的读书人几乎都可以作，词却 不然，有不少人能作诗而不会填词。
3.还有，在诗词都能作的人当中，以名家为例，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姜夔等，也是诗多而词少。这样一来，其结果是诗的数量远远多于词的数量。
4.另外一点，诗的题材范围也比词要宽广得多，凡事皆可入诗。如下所述：
国家兴亡／民生疾苦／政治讽喻／战争风云／咏史怀古
壮志豪情／人生感慨／情诗恋歌／妇女形象／母爱亲情
友谊之歌／乡思离愁／山水风景／田园乡土／日月雨雪
花木鸟虫／哲理寓言／时序节令／学习修身／论诗说艺
宫廷应制／边塞羁旅／生活琐事／隐居坐禅／游乐宴饮
相较之下，词的题材范围显然就狭小了许多，且大多集中于儿女风情及乡愁羁旅方面，感情婉转缠绵，语言清丽圆润，所以便有“词以婉约为正宗”的说法。
5.从阅读方面来说，读词的难度一般要大于读诗。
原因有三点。一是词的表达形式复杂。词主要采用长短句杂合，字数多的还要分片，而过去长期没有标点，所以很难断句，不像诗的句子那样有规律。再加上词牌多得不可胜数，一般的人很难熟悉各种词牌的格律。不像诗，基本是五七言两类，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会数数，断句就没有问题。二是词作者大多喜欢用典，对于今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今天一般的人，大多不清楚各种典故的来历和含义，于是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三是词的语句大多含蓄而隐约，似有难言之隐。读者总感到隔了一层东西，较难悟入，难以透彻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像诗的语句敞亮、通透，更容易引发共鸣。当然，有人会说含蓄也是一种美，可以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推想空间。这话固然有其道理，但词在客观上确实比诗更难懂，这是事实。
四、风格问题简说
风格是由创作个性决定的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总的特点。风格就大处而言，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分。从诗词曲的总体风格来讲，有“诗庄、词媚、曲俗”之说。词又有婉约与豪放之别。
另外，不同类型的诗也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山水诗清新优美，边塞诗慷慨悲凉，送别诗情深意长。不同诗人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是创作成熟的鲜明标志，比如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平易浅近，王维的恬静优雅，陶渊明的冲淡自然，杜牧俊逸，李贺凄艳，还有“郊寒岛瘦”之说（孟郊与贾岛）。
论及宋词亦如此，如苏轼清旷放逸，秦观委婉清丽，辛弃疾雄健清壮，姜白石清空雅洁……
五、唐代大诗人的雅号
除名、字、号以外，诗人往往还有一些别的的雅号，这些雅号倒也贴切有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人的某些特色。比如李白诗风飘逸，人称“诗仙”；杜甫诗以典雅工整著称，被誉为“诗圣”；白居易吟诗成痴，如同着魔，自称“诗魔”；王维中晚年念佛参禅，半官半隐，幽居深山老林之中，诗作透露出佛教意味，所以人称“诗佛”；李贺诗作奇崛冷怪，人称“诗鬼”；刘禹锡性情豪迈，意志坚定，人称“诗豪”；孟郊作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人称“诗囚”；贾岛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陈子昂的诗作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之余绪，被誉为“诗骨”；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又是“初唐四杰”之首，故人称“诗杰”；贺知章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其诗也豪放不羁，人称“诗狂”；齐已皈依佛门，诗风古雅清和，人称“诗僧”。
另外，宋代苏轼的诗挥洒自如，清新刚健，人称“诗神”，不妨一提。
六、唐诗与宋诗的大致比较
宋诗，是在唐诗的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同样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但我们发现，宋诗在历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却远不及唐诗那样大受欢迎，喜欢读唐诗的人远远多于读宋诗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概括地说，唐诗重于抒情，运用的是形象思维；而宋诗偏于说理，运用的是逻辑思维。毛泽东曾在一封给陈毅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击中了宋诗的要害。这方面不用举例，大家可以随便找出一些著名的作品，如苏轼、王安石、朱熹等人的诗作，就可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特色。当然，这个规律是就整体趋势而言，大多作品而言，似不能具体到每位诗人或每首作品。
仅以苏轼为例，他喜欢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语出严羽《沧浪诗话》）。这是苏诗的特点，也是许多宋诗的特点。正由于议论入诗过多，有些作品便发生了枯燥无味、生硬晦涩的流弊；又由于过分散文化的结果，许多诗忽视形象思维的运用，减少了民歌情调，便带来了士大夫的书卷气味，降低了艺术的魅力。
但唐诗不是这样，唐代诗人极善于白描或借景抒情，从而大大扩展了想象的张力，每个读者都可从诗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获得审美的满足。“形象大于思想”这句话，便是最好的诠释。可是宋诗呢，是一种直接“触类生理”的低级阶段，读者从诗中仅能获得有限的理趣，而不能让读者获得丰富的联想、快意的感情宣泄，或者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当然也就不能得到深刻的长久的愉悦和共鸣了。究其原因，这与宋人普遍崇尚理学思想和封建道统观念有关，故如此。比之唐人，宋人反映在诗中的说教意味显得更加浓厚，这方面恕不详加论述。
（转自江南一苇百家号）
(2024-11-10 2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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