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
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儿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我母亲姓徐）。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母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嘛，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长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乘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刮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买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
擀面杖的故事
当我成为人们所说的作家之后，虽然写作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却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写作之外，我还必须承担我所应承担的一切，像所有普通居家过日子的人一样，采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浏览时装，定期交纳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以及各种费，关注物价以利于在自由市场和商贩讨价还价……写作之外，也有一些非我必须承担的，可我乐于参与其间。比如以外行的耳朵欣赏音乐；比如看画（好画家的原作和印刷品）；比如看电影——一九九五年在美国期间，因为喜欢汤姆·汉克斯（《阿甘正传》主演），就花几天时间看了他的全部电影。再比如，悉心揣摸我父亲的某些收藏品，有时也同他一道去“搜罗”它们。
我父亲作为一个长于西画的画家，特别喜爱中国民间的“俗物”。许多年来，他搜集油灯（从汉代直至当今）、火镰、织布梭、粗瓷大碗、大盘、铁匠打制的各式老笨锁、硬木工匠手下的全套凿雕工具、农人腰间的鱼形小刀（简称鱼刀）、牲口脖子上的木“扣槽”……大到碾盘、饸饹床子，小到石头捣蒜臼和火柴棍儿长短的藏针筒儿，他还搜集擀面杖。他搜集的擀面杖，多半来自乡间农户，木质、长短和粗细各有不同，他对它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的原则是有意思就行。当他有机会去农村的时候，他喜欢串门。那时主人多半是好客的，他们通常会大着嗓门邀他进屋。他进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间东看西看起来。遇有喜欢的，或直接买到手，或买根新的来以新换旧。如若主人既不要钱又不愿意给他擀面杖，我父亲便死磨活说地动员人家，并许以高出原价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钱。有一次他为了“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面杖，在一个村子耽搁了大半天。而他进村的时候，不过是想画些钢笔速写。这样，画速写用去二十分钟，“求”擀面杖却花了五个小时。为了达到目的他能忍住饥饿忍住焦渴。他的顽强以至于惊动了那村的全体村干部。而看热闹的村人越发以为那家的擀面杖是个稀有的宝贝，便撺掇着主人将价格越抬越高。最后还是村干部从中说合，我父亲以近二百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擀面杖买下。我没有问过父亲这值不值，我知道“喜欢”这两个字的价值有多高。还有一次，父亲从山里回来，拿出一根两尺来长的黑色擀面杖给我看，说是铁木的，很沉，不信你试试。我握在手中试试，果然。父亲告诉我，这擀面杖的主人是满族，蓝旗吧，祖上是给皇陵看坟的。擀面杖传到他这一代，有一百年了。父亲还说，这个人家实在仁义，见他真喜欢这擀面杖，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是什么好东西哟，喜欢就拿走吧！”父亲并且对我模仿着他们那绝对不同于当地农民的旗人口音——虽然一百年后的他们，早已是地道的当地农民。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善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初秋，我随父亲去太行山西部写生，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村子，在农民的院里屋里，和他们聊过日子的琐事。一些妇女见父亲带着相机，便请求父亲为她们拍照。父亲为她们照相，还答应照片洗出后寄给她们。父亲在这方面从不食言，尽管他可能终生不会再与她们见面。有个下午我们走进了一个整洁的小院，我像往常那样先打声招呼：“家里有人吗？”一个利索、和善的中年妇女应声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她笑着对我说：“吃桃儿吧。”我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棵桃树下。抬头看看，桃子尚青，小孩拳头大。我说：“谢谢您，我不吃。”妇女向我走来说：“来，吃个，谁让你走到了桃树底下呢。”她伸手摘下几个桃子，放在衣襟上擦净，递给我。我吃着略生涩的桃子，心想也许她就要请求我父亲为她拍照了。但是没有，这个妇女，她仅仅是愿意让一个走到她桃树底下的生人尝尝桃子。于是我又想，这样的妇女若有一根父亲喜欢的擀面杖，她定会毫不犹豫地送给父亲的。我们进了屋，父亲并没有看中她家的擀面杖。
第二天上午，父亲在另外一家发现了他中意的擀面杖。照我当时的看法，这根擀面杖其貌不扬，木质也一般。但也许正是它那种不太圆润的样子吸引了父亲，他小声对陪同我们前来的镇长（年轻的镇长是父亲的朋友）说了买擀面杖的企图。镇长说这也叫个事儿？这也用买？先拿走，回头我让人上供销社给他们送根新的来!这个上午，这家只有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她丈夫上山割山韭菜去了，大闺女正在地里侍弄大棚菜。当她得知我们要买她的擀面杖时，显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明确表示了她的不情愿，她说其实那不是地道的擀面杖，那年她当家的和兄弟分家的时候，他们家没分上擀面杖，他当家的在院里捡了根树棍，好歹打磨了几下权做了擀面杖，其实这擀面杖不过是个普通的树棍子。这位妇女想以这擀面杖的不地道打消父亲想要它的念头，我却接上她的话说：“既是这样，就不如让我买一根真正的擀面杖送给您。”哪知妇女听了我的话，立刻又掉转话头，说起这擀面杖是多么好使，说再不地道也是用了多少年的家什了，称手啊，换个别的怕还使不惯哩……这时镇长不由分说一把将擀面杖抓在手里，半是玩笑半是命令地说这擀面杖归他了，他让妇女到镇供销社拿根新的，账记在他身上。妇女仍显犹豫，却终未敌过镇长的意愿。我们自是一番千谢万谢。一出她的院门，镇长便将擀面杖交与父亲。父亲富有经验地说，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村子，以防主人一会儿翻悔。
我们随镇长来到镇政府，在他的办公室，镇长对我讲起了他的一些宏伟计划。比如他要拓宽门前这条公路，然后在公路两旁盖起清一色二层楼商店，便利了交通，也让这个山区小镇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他正同林业部门交涉，因为现在公路两旁长着参天的杨树。拓宽公路便要刨树，刨树就须林业部门的批准，而林业部门却迟迟不批。镇长说就门前这几棵树啊，让他头疼。后来我们的聊天被一阵高声叫嚷打断，原来是刚才那家的闺女（那个侍弄大棚菜的闺女）前来讨要擀面杖了。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性，她满头热汗，一脸愤怒，站在镇长的门口，很响地拍着巴掌，她叫着：“把我那擀面杖还给我！把我那祖传的（明显与其母说法不符）擀面杖还给我！”镇长上前想要制止她的大叫，说我们又不是白要，不是让你娘去供销社拿根新的嘛。但这女性显然不吃镇长那一套，她哼一声冷笑道：“别说是新的，给根金的也不换！快点儿，快把擀面杖拿出来，正等着擀面呢（也不一定），莫非连饭也不叫俺们吃啦……”她的音量仍未降低，四周无人是她的对手。我和父亲只感到很惭愧。毕竟这其貌不扬的擀面杖是一户人家用惯的家什，用惯了的家什，确能成为这家庭的一员。那么，我们不是在“掠夺”人家家中的一员嘛。我父亲不等这女性再多说什么，赶紧从屋里拿出擀面杖交给她，并再三说着对不起，我也在一旁表示着歉意。谁知这女性接了擀面杖，表情一下子茫然起来，有点像一个铆足了劲儿挥拳打向顽敌的人突然发现打中的是棉花；又仿佛她并不满意这痛快简便的结局。她是想索要更高的价码，还是对我们生出了歉意？又愣了一会儿，她才攥着擀面杖骑车出了镇政府。
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没什么，比这艰难的场面他也碰见过。我知道他要说起一个名叫走马驿的山村，两年前他就在那儿看上了一根擀面杖，却未能得手。两年之间他又去过几次走马驿，并且间接地托了朋友，每次都是败兴而归。但父亲在概念里早已把那擀面杖算成了他的，有时候他会说：“走马驿还有我一根擀面杖呢。”
我经常把父亲心爱的擀面杖排列起来欣赏，枣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槟子木的……还有罕见的铁木。它们长短参差着被我排满一面墙，管风琴一般。它们的身上沾着不同年代的面粉，有的已深深滋进木纹；它们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恳和女人绞尽脑汁对食物的琢磨；它们是北方妇女祖祖辈辈赖以维持生计的可靠工具。正如同父亲收藏的那些铁匠打制出的笨锁和鱼刀，那些造型自由简朴的民窑粗瓷，在它们身上同样有劳动着的男人的智慧和匠心。每一根擀面杖，每一把铁锁，都有一个与生计依依相关的故事。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正是这些凡俗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它们能使我的精神沉着、专注，也使我能够找到离人心离自然、离大智慧更近的路。
父亲有雄心要创办一个由他的藏品构成的小型民俗博物馆，这使我也不断地生出些雄心，我愿意帮助父亲实现他这个美梦，梦想将来的那一天。
这便是我写作之外的一些生活，这生活同文学不曾发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属于我的写作却从来没有将它们排斥在外。
(2024-11-05 20:18:55)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