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
朱自清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是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
闻一多
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第一次见他时印象是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据说当时支持闻先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他无窗室中苦吟着生活烙印的臧克家。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
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旁听他的课，主要是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到了西南联大，闻先生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字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
我中年本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晚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
我和闻先生之间，除去学业的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的熏陶。我在山西参加抗日部队时，曾给闻先生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游击队的生活花絮。，他从云南晋宁用蝇头小楷给我回了一封信。这时候，也正是他学术达到最醇练的时刻。这封信我珍藏下来，捐赠给先生遗著的编委会了。
荣高棠
荣高棠现在是大人物了，当年叫荣千祥，专门领导大家唱歌演戏的。北平有一种行当，叫卖梨膏糖的，叫卖的调子特别优雅婉转，荣千祥学来了，编入了救亡内容，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荣千祥”三字转晦，“梨膏糖”三字反而无人不知，他后来的“荣高棠”二字，实由此而来。
蒋南翔
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
我说，“容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
范文澜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的，改组后两人任副校长，由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生活习惯上是北方人的味道。多年来，他是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可由于赋性偏激，所以早在共产党“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了（这一点与鲁迅相似）。他写文章骂孔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
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到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我曾有缘读到本书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
问题是像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与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比列？它是不是历史的全部？除此以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美好的希望与前瞻。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背后叽叽喳喳，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经人揭发，后来成为一条罪状。
成仿吾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
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
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
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
“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
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韦君宜
韦君宜原籍湖北，家在天津，原名魏蓁一。人极聪明，个儿偏矮，不漂亮。抗日军兴，她嫁给了也是我们同学的孙世实。不幸，孙很快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遇难了。她又嫁给了杨述，即杨德基，也是学运起家的大人物。
1987年，已有五十年不通音讯的韦君宜来信，寄来一本《一二·九运动史要》，嘱我读后写一书评。我的意见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上，我认为不应该再给哪些活着或死去的人头上扣这样的帽子。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在半路上下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大局的一偏之间，这在今天是允许的。
我把这些意见，直言不讳地写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你那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因为我们搞这一本书，非个人一家之言”就是说，这本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人意见。由此，我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加载中…
(2024-10-13 20:2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