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橐虽贫句自新——梅尧臣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所以人称他“宛陵先生”。
景佑元年（1034），梅尧臣早过“而立”之年了，凭借他的知识实力，赴京参加进士考试，本以为光明的政治前景可以预期；也不知究竟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结果榜上无名。他只好伴随着失望与沮丧，百无聊赖地踏上了归程。
一年后，虽然得以跻身于仕途，也不过先后任建德、襄城几个县的主簿和县令，之后也任过监湖州盐税。转来转去，无非是在地方基层官衙里做过一些小官。直到皇佑三年（1051），已年届半百，才被赐同进士出身。至和三年（1056）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好不容易官迁尚书都官员外郎的时候，已经两鬓苍苍，进入人生的暮年期了。
仕途淹蹇，薪俸低微，生计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景佑五年（1038），梅尧臣解除建德县令回到汴京的时候，与萧寺丞南北为邻。一天晚上，萧寺丞因要离京远出，临行前特来告别。梅尧臣为他饯行，写了一首诗《南邻萧寺丞夜访别》：
忆昨偶相亲，相亲如旧友。
虽言我巷殊，正住君家后。
壁里透灯光，篱根分井口。
来邀食有鱼，屡过贫无酒。
明日定徂征，聊兹酌升斗。
宵长莫惜醉，路远空回首。
这首小诗明白如话，质朴得犹如一首乐府民歌。它既表现出诚挚深厚的友情，也道出了作者贫困生涯的真实！
梅尧臣长时期沉沦下僚，只能在基层奔走，因此有机会接触生活在底层的劳苦人民。自我生活贫困，更推己及人，对人民生活的痛苦感同身受。
仁宗康定元年（1040），在任河南襄阳县令的时候，就亲自听过汝河边上一位贫家女的悽怆哭诉：
汝坟贫家女，行哭声凄怆。
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
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
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
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
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
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
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
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家里除了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再也没有青壮年了。老父弱女，相依为命。可是州郡衙门里的官吏硬是气势汹汹地到我家来抓兵役，县官纵然知道实情，也不敢违抗上级的命令。由于郡官催逼得紧，老父亲只好以年迈体弱之躯，老态龙钟地拖着拐杖去充兵役。临走的时候，我只好殷殷拜托邻里乡亲们帮我照顾好老父亲。
适才听说有人从戍所回来，我连忙去打听老父亲的消息，总心存一线希望，想老父亲能勉强撑持下去。哪料到父亲果然在凄风冷雨中冻死在壤河边……
我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连老父亲暴尸荒野也无力安葬。自愧是个女儿，不如男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天啊，我除了捶胸痛哭，将怎么办呢？
无疑，这是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诗章中只是纯客观地冷静叙述，并没有作任何评说。可是，当我们读到这用血泪凝成的文字，不难体察到诗人那爱莫能助的悲怆心理，感受到那颗善良的心灵在震颤……
如果说，这首《汝阳贫女》是用第一人称手法来控诉官府的暴行；那么，这首《陶者》则是用对比手法来揭露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陶者”，就是先用泥土制成坯子，然后放在火窑里烧制成砖瓦或家用陶器的工人。他们为了烧制更多的砖瓦，把家门前的泥土都挖光了，自家居住的房子却只能用茅草铺顶，一块瓦片也没有；那些富贵人家住的却是甲第连云，高楼大厦，屋顶上的瓦片鳞次栉比、密集整齐。这么一对比，正印证了唐代人一句俗话：“打赤脚人赶兔子，着靴子的人吃肉。”诗章没有作一句评说，它的不合理性却显示得突出而鲜明。钱钟书却是从诗歌风格加以一语中的的评论：“不加论断，简辣深刻。”（《宋诗选注》）
贫苦生活就像一柄双刃剑，它既砍断你通向富裕的道路，逼得你衣食无着，不得不整天为生计犯愁；另一方面，它又帮你劈开与劳苦人民情感隔离的障壁，使你能深入社会下层。这就拓宽了你的视野，扩大了你的社会生活面，使你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正如欧阳修说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也有人说：“穷苦之音易好，欢乐之语难工。”姑勿论是穷苦生活使诗人把诗写得更好，还是诗章抒发穷苦的情感更容易使人感动。反正，“穷而后工”已成为毋可置疑的诗家共识。梅尧臣自己也说：“囊橐无嫌贫似旧，风骚有喜句多新。”（《诗癖》）还不是说，正因为贫苦的生活才使你看到广阔的社会现实，对现实生活有更真切的感受，所以能写出清新喜人的诗句嘛。
梅尧臣有些写景抒情的诗也显得意境清新，构思新颖，语言活泼,别饶情趣，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鸣。
平实的笔调，简炼的描画，口语化的表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鲁山山行图》。
梅尧臣的诗平淡质朴，通俗晓畅，深受读者喜爱。在北宋诗坛，他与苏舜钦齐名，时人有“苏梅”之称。诗坛巨擘欧阳修对他们俩曾作过比较性评价：
“子美（苏舜钦）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梅尧臣）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宋诗纪事》引《欧公诗话》）说他的诗思维深细，诗风闲淡，达到诗美的极致。
梅尧臣对诗歌创作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诗歌的产生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歌既附丽于生活，就应该为现实生活服务。就拿《诗经》来说吧，《国风》就是要使下情上达，引起执政者的警觉与关注；《雅》《颂》也要有所讽刺与赞美，以倡导社会良好的风气。这就是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可是,在北宋诗坛，当时盛行一种“西昆体”,提倡什么“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这种一味追求形式美的浮艳诗风，只能把好端端的诗歌弄成一种无聊的文字游戏（《答韩三子华……见赠述诗》）对此，他深表愤慨！
梅尧臣和欧阳修谈诗歌创作的时候，曾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见《六一诗话》）他还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可见，他是把立意新颖、状物鲜明、蕴涵深远，风格平淡作为诗歌创作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不但抨击了西昆体镂金错彩、内容浅薄的诗风；也适当纠正了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偏向。宋人龚啸这么评价他对诗歌创作的贡献：
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积弊之际；
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
（《宛陵先生集·附录》）
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配合欧阳修主持全国进士考试，率先垂范，大力倡导平实通俗的诗歌风格，为北宋初期诗风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北宋前期，两个人被推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刘克庄还把他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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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1 20: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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