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件小事／叶至诚
我今年六十二岁了，拿不好筷子了，人家拿筷，拇指上一只，食指上一只，吃起来，两只筷平行地向碗里伸去，或扒或拣，灵活方便；我却是拇指、食指和中指合捏一双筷，想要吃什么，交叉着两只筷子往菜碗里伸。妻子取笑我说：“人家吃菜是拣的，你吃菜是叉的。”还跟小孙女讲：“不要学你爷爷，你爷爷拿筷多难看。”我就接着说：“是啊，我爸爸妈妈从来没管过我怎么拿筷子，我自小就没学会。”
还有一件我无论如何干不好的事，就是写毛笔字。参加什么会议，看到会场门口摆着墨盘、毛笔、签到簿，我心里就嘀咕：“又得出一回洋相了。”好不容易毕恭毕敬把名字写上，自己再不敢多看一眼，只好出门不认货，掉头就走。这当然要怪我自己从小没下功夫练过，然而父亲却从来也没问过我毛笔字写得怎么样这件事。直到后来我学着写散文了，父亲也只管我稿子写得是不是清楚，不管我的字是不是好看。
父亲也有管着我的事，譬如让我递给他一支笔，我随手递过去，不想把笔头交在了父亲手里，父亲就跟我说：“递一样东西给人家，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一支笔，是不是脱下笔帽就能写；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要把它倒转来，倘若没有笔帽，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刀子剪子这一些更是这样，绝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把人家的手戳破了呢？”直到如今，我递任何东西给别人，总是把捏手的一边交给对方，报纸书本也让人家接到手就能看。
冬天，我走出屋子没把门带上，父亲在背后喊：“怕把尾巴夹着了！”次数一多，不必再用这么长的句子，父亲只喊：“尾巴，尾巴！”就这样渐渐养成了我冷天进出屋子随手关门的习惯。另外，父亲还告诫我开关房门要想到屋里还有别人，不可以砰的一声把门推开，砰的一声把门带上，要轻轻地开，轻轻地关，我也从此遵循到现在。
后来我想：父亲不管我的，都是关系我个人的事，在这方面，父亲很讲民主，给我极大的自主权，有时候在我喜爱的事情上帮我一把，譬如为我儿时集邮册页的楠木夹板雕刻篆字题签，给我们手足三个修改文章等等；而父亲管我的，都是涉及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事，在我以外，更有他人，要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
抗战期间，父亲在《开明少年》上发表过两篇谈教育的卷语，一篇叫《习惯成自然》，另一篇叫《要养成好的习惯》，主要说的就是父亲管着我的那层意思。
值此父亲逝世一周年之际，记下这些小事，也算是对他的怀念吧。
期待父亲的笑／林清玄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身在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父亲典型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然后又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簸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又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高兴的时候。他对母亲也非常地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市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这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地上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20年后，我到行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20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也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没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40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地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如。我最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在60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15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情愫。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善良、进取的人生观。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假使有人，为了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了爹娘，百千刀战，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复，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
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孽，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孽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孽吧！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做人，要做第一等的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2024-07-19 20: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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