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6—1928），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号“东西南北人”，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
仕在北洋。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精通英、德、法等近10国文字，尤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和林语堂誉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辜鸿铭主张男人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解释“妾”字为“立女”，所以妾就是靠手，供男人疲倦时作手靠的。
有女子反驳说：“女人又何尝不可以将男人作手靠？女人又为什么不可以多夫呢？”
他回答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嘛！”
美帼一位妇女运动支持者曾特地来到中国，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辜鸿铭问她：
“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
“有四个。”
“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
“当然是用一个了。”
“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辜鸿铭宣扬“茶壶理论”理直气壮，在家里却是一个怕老婆的“小男人”，而且亲口宣称，男人“连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喜说笑话。张勋生日时，辜曾送他一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又说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也就是存四，可对忘八！”
19世纪末，日苯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实则语含讥讽：“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
辜鸿铭微微一笑，道：
“孔子的思想就好比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
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十一！嘿，我真是落伍得很！”
辜鸿铭钻研儒家经书，畅游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至死不变。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其中的糟粕也情有独钟，对人们公认的“国渣”如小脚、太监、姨太太、辫子、贞节牌坊、八股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赞扬或辩护，真可谓顽固透顶，这与他的西学水平是极不相称的。
辜鸿铭有很多绰号，最有名的就是“辫子教授”。当时已是民国了，辜鸿铭还坚持穿长袍，头顶瓜皮小帽，脑后拖着辫子出入大庭广众之间。
辜鸿铭第一次拖着辫子走进大学课堂，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征服满堂的北大学子。
辜鸿铭曾对访问他的英帼小说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一条辫子，”他一边用手捋着辫子，一边说道：“它是一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有人问辜鸿铭，现在正是西学吃香，“为什么凭你这一肚子西洋学问，连一个大学讲座都保不牢呢？”辜怫然而言：“大水一到，连死猪死狗都会冲上水面来，没什么可谈的。”
辜鸿铭以文化的顽固保守走完了他的一生。对自己孤寂的一生，他并无过多伤感，而是自得与调侃：
“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陀。”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北京的几名学者联合做东，在京城著名的老字号白肉馆“砂锅居”请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吃白肉。正当戴氏吃得津津有味之际，辜氏忽然伸手往他肩上一拍，一本正经地说，“先生,
你得小心一点儿！”
戴氏被冷不防地吓了一跳, 不解其意，张皇地问：“为什么？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辜鸿铭顽谑地笑答：“正是地方不对了！因为你坐在辜疯子与徐癫子中间！”
原来，戴密微的左边坐的是辜氏，右边是徐墀。前者有“辜疯子”之称，后者的绰号正为“徐癫子”也。众哄笑。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鸿铭来个狮子大张口，要六千银元，银行因考虑到他那难得的语言天才，只好答应了。不料，辜鸿铭并不领情，聘期一到，立即走人。临走时，他意味深长地说：
“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一语中的，反响十分强烈。后来，这句话被当成英帼谚语而收进了英帼《大不列颠词典》。
（综合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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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6 2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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