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
御史中丞吕诲，掌言路之要津，他上书弹劾王安石，列了十条罪状，其中说：“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吕诲的弹章，被宋神宗原件封还，朱笔不着一字。
吕诲自请外放,不做京官了，不要京官的特殊待遇,做个地方官，一家十几口远离繁华京师……
朝廷百官注视，京城百姓议论。吕诲，《宋史》有传。
刘贡父主动去找王安石
熙宁新法颁行以来，王安石的门第前车马少了。这是一桩怪事。老朋友们几乎一个都不来，包括眉山苏氏兄弟。一日，司马光的助手刘贡父来访，王安石不禁欣喜，亲自出迎。他想：莫非司马光改变了主张，派刘贡父来通报？
刘贡父进了书房，对王丞相说：“小臣今日来，特为丞相献上一计。”
王安石笑道：“贡父有何妙计？”
刘贡父说：“丞相不是要增加耕地么？水泊梁山八百里，丞相一声令下，把水都放干，不是新开了八百里良田吗？”
王安石说：“好主意！贡父啊，你真是我的智囊人物，到条例司来干吧。”
刘贡父不作声。王安石踱步，转而寻思道：“那么多的水，放到哪儿去呢？”
刘贡父正色道：“丞相再造一个水泊梁山吧。”
说完了，他扬长而去。
王安石愣在书房。
这件事，见于清代学者编辑的《宋人轶事汇编》。
司马光到洛阳写《资治通鉴》去了
皇帝搞平衡术，让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不受。他上书皇帝曰：“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过了一段时间，宋神宗再请司马光留任于朝廷。司马君实再上辞状，以警告的口吻对天子说：“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十年之后，百姓不复存者矣！”
十年后，百姓都跑光了，留下一个孤家寡人、光杆皇帝。
司马光从欢呼王安石到猛烈抨击王安石，前后不过数月光景。道不同，要反目。三十年的老朋友，至死不复见面。司马光伤心告别汴京城，去西京洛阳，一待十五年，写他的《资治通鉴》。不能劝君王，且做后世的帝王师吧。刘贡父随行。
司马光呈送给宋神宗的最后一道奏疏云：“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
朝堂硬汉范镇
蜀人范镇，是北宋朝堂的一条汉子，官居翰林学士知制诰。王安石的权力如日中天，范镇与王安石对面走过不打招呼。安石的旧官袍有异味儿，范镇掩鼻而过。异味儿绝不是香气！王丞相三次设宴款待群臣，范镇三次称脚痛，不出门。
一日，在宋神宗的御座前，范镇当着王安石的面弹劾王安石，弹章有云：“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气得浑身发抖。
范镇提前致仕（退休），皇帝苦挽留。范镇上书：“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他自请离京，不劳王安石来驱逐。他携家带口离京之日，官员们不敢去送行，唯有苏轼到了范镇的家，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怅然曰：“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镇走马洛阳，找司马光去了。苏轼送范蜀公出汴京三十里，抱拳而别，匹马而归，面呈刚毅之色。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
斗牛士苏东坡（略）
苏三言
东京市民议论纷纷：“双料状元苏子瞻啊，苏子瞻又有苏三言！”
人们急于打听：“苏三言，哪三言啊？”
群众争先抢答，有人煞有介事说：“苏子瞻竟敢冒犯天颜！天子自从登基以来，心腹大臣跑的跑，死的死，皇上很受伤了，那个双料状元，竟然在皇帝的伤口上撒了三把盐。”
人群中有白衣书生反驳：“不对，不对，不是苏三盐，是苏三言……”
却有部分舆论相信苏三盐。
京城士大夫相顾曰：“皇帝便殿召对，苏轼真敢说啊，当真犯颜极谏啊！”
吕惠卿的耳朵竖得高，他听了这个又听那个，然后一溜烟去了丞相府。半路上碰见了谢景温。二人一拍即合，联手叩相门……
王丞相辗转反侧不能眠，披衣下床绕庭院。牛形人气得吹胡子瞪牛睛，牛背高耸。苏子瞻仿佛化身为大力神，手拿粗绳子，冲上来套他的牛脖子。
初，宋神宗便殿召对苏轼，苏轼奏陛下曰：“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就是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苏三言。此三言，乃是当头三棒。皇帝生气了吗？
神宗的原话是：“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臣子咄咄逼人，天子表态要深思。
谢景温追查苏轼
谢景温是王安石的妹夫，做官善于逢迎，眼珠子转得快。而王介甫几十年自视甚高，铸就强力意志之盲区，很多眼皮子底下的东西他看不见。用人不察，终于是他的一大短板，比如条例司的干将，李定，章惇，吕惠卿。
有一段时间，谢景温不去丞相府，王安石感到奇怪。原来，谢很忙，忙于罗织苏轼的罪名：当年用官船送苏洵的灵柩回眉山，沿途贩卖私盐和瓷器，水路三个月，贩私盐赚了数百两银子。谢景温搜罗伪证，包括两个船夫的供词。
宋神宗下令，有司立案调查。
谢景温又跑丞相府了，屡请王丞相加大追查的力度。
王安石说：“你自己查，我不参与。”
苏轼被停职，接受有司的调查。罪名一旦成立，苏轼的乌纱帽保不住。
谢景温上蹿下跳，苏东坡照吃照睡。正不压邪吗？三十几岁的苏东坡不相信。
谢景温去找王珪，王珪后来官居副宰相。二人昼夜勾结，要把苏轼投入大牢。使手段，耍阴谋，点鬼火，蒙人主，唬同僚，造舆论。一片嘈杂声中，苏轼只是沉默，并不找人自证清白。正人君子一般都是这样。这种君子自信、君子高洁却比较危险。小人得志便猖狂，例子太多。年轻的皇帝终于怀疑苏东坡贩卖私盐了，命御使台介入案子。
谢与王弹冠相庆，又密谋，不让王丞相知道。
谢景温眉飞色舞，说：“这事铁板钉钉，苏轼在劫难逃！”
然而，案子突然有了转机。毕竟元祐大臣尚健在，尽管他们多在外地。韩琦、司马光上书曰：“当年苏轼扶棺返乡，英宗皇帝和几位宰辅大臣赠银近千两，绢帛无计，而苏轼不受。官船贩私盐能赚几个钱呢？”
宋神宗释怀了。王安石骂了谢景温一通。王珪及时改口，称自己一时糊涂。
原来，英宗等赠银、绢，苏轼不受一事，连宋神宗都不知道。谢景温瞅时机下手，忙了半年，想踩着苏轼往上爬，闹得个自取其辱，同僚侧目，皇帝厌恶。
苏轼通判杭州
宋神宗不可能不受仁宗皇帝的影响，他爱才，想让苏轼主政一州。
王安石曰：“不可。”
这位铁腕宰相称：“与司马朝夕切磋者，即刘攽、苏轼之徒耳。”刘攽即刘贡父，献计决梁山泊造田八百里的那位。司马光已经去了洛阳，王安石还耿耿于怀。
苏轼在汴京两年，联络许多高官，力抵王丞相。他形容熙宁新政：“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谁是盲人？宋神宗还是王安石？
王安石说：“颍州有大池，苏子瞻可以做颍州的通判。”
苏轼的任命，王丞相还不能独断。苏轼职务的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皇帝在任命书上改了一个字，把颍州改为杭州。
王安石不悦。盖因天下财利，一半出于苏杭一带。“苏杭熟，天下足。”
苏轼到杭州去做通判，途中看望恩师欧阳修。
（摘自刘小川著《品中国文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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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2 21: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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