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主要训练宫廷乐器演奏人员和演唱者，供朝廷娱乐之用。梨园“法曲”是唐代“新俗乐”的精华所在，梨园弟子选词入乐的方式对唐诗在盛唐的全面繁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作为供奉于内廷的乐师，梨园弟子也见证了唐王朝的兴衰。但由于关于梨园的史料零碎不全，梨园和梨园弟子的产生与沿革很少有人论及。本文试汇集相关史料，就此问题略作考辨。
梨园的产生
唐初的音乐机关以太常寺为主，太常寺主要负责朝廷礼乐。太常寺的职能是统和神人，典司礼乐。“立国之本，礼乐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贰兹职者，不亦重乎？”但朝廷礼乐庄重正规，并不完全适合娱乐。于是，太常寺就吸纳了一些俗乐以供朝廷娱乐之用。崔令钦《教坊记》中记载了太常寺中竞奏俗乐的热闹场面：
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复候鼓噪，当乱捶之。……翌日诏日，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
玄宗认为“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在这种背景下，梨园弟子从太常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音乐机构。据《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
《唐会要》卷三十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记之略同。由此可见，梨园弟子产生于开元二年。梨园建立的表面原因是“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唐玄宗歌舞娱乐的需要。
梨园弟子的来源约有三类：一是太常寺中的坐部伎，数量是三百人；二是宫女，数量也有数百人之多；三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民间艺人。
梨园的全盛
梨园弟子又称“皇帝梨园弟子”，其身份的特殊性自不待言，从梨园弟子产生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这段时间是梨园的全盛期。梨园的兴盛表现在：梨园弟子在宫廷娱乐中充当着重要角色，玄宗和梨园弟子之间关系特殊；梨园弟子在当时极为知名；梨园弟子的规模有所扩大。
梨园弟子在宫廷娱乐中发挥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平时陪伴玄宗和杨贵妃度过无数欢乐时光的正是这些梨园弟子。王昌龄《殿前曲》之二云：“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新声一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元稹《华原磬》云：“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这些诗作正是玄宗宠爱梨园弟子的写照。《乐府诗集》卷八十载：
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会花方繁开，帝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帝日：“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李白作《清平调》辞三章，令梨园弟子略抚丝竹以促歌，帝自调玉笛以倚曲。
又据明韩邦齐《苑洛志乐》卷二十：
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日《荔枝香》。
这都是盛唐宫廷中梨园弟子陪伴皇帝歌舞娱乐的典型场景。梨园弟子得罪，玄宗会亲自过问。《唐语林》卷二《政事下》载梨园弟子胡雏以善吹笛承恩，得罪后玄宗亲自说情，这反映了玄宗与梨园弟子之间的特殊关系。
玄宗时，娱乐项目极多，包括太常寺的雅乐、教坊新曲、梨园弟子的歌舞和舞马、舞象等名目。《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记载了一次这种大型歌舞娱乐的场面，君臣欢娱，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场面宏大，节目丰富，参加的人数也很多。这是盛唐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表现，也是梨园达到全盛的表现。与梨园兴起相伴的是太常寺的相对衰落。太常寺的乐工已不能满足日常使用，而梨园弟子却大行其时。像李龟年这样的梨园弟子已不仅限于在朝廷演唱，而是经常到王公贵族家去演出，这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李端《赠李龟年》赞扬他“遍识才人字，多知旧曲名”，描绘的都是梨园全盛时的盛况。
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的奔散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梨园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安史叛军攻破长安，玄宗奔蜀，梨园弟子在战乱中奔散逃亡，梨园这个音乐机构也不复存在。杜甫诗云“梨园弟子散如烟”，正是梨园弟子奔散逃亡的写照。
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大约有三种去向：一是流落到民间，这占很大的比例；二是被安史叛军俘获，送至洛阳；三是随玄宗入蜀，这部分人数极少。
梨园弟子流落民间后很多仍以音乐为生。如李龟年在乱中流落到江南，仍以歌唱为生，他的遭际代表了许多梨园弟子的经历。《碧鸡漫志》引《乐府杂录》云：
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座客姓骆唱《河满子》，皆称绝妙。白秀才者日：“家有声妓，歌此曲音调不同。”召至令歌，发声清越，殆非常音。骆遽问日：“莫是宫中胡二子否？”妓熟视日：“君岂梨园骆供奉耶？”相对泣下。
这是梨园弟子流落乡野的写照。但同时，梨园弟子流落民间也把宫廷的音乐带到了民间。如杜甫在夔州亦可听到梨园法曲，他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云：“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梨园弟子流落民间，使普通的官吏、百姓有机会欣赏到高水平的宫廷音乐，起到了传播音乐知识和传授音乐技能的作用，对音乐的普及和民间音乐水平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有一部分梨园弟子在长安城破后被送至洛阳，同时被俘的亦有太常寺和教坊的乐工。安禄山抓这些乐工一方面是为了供自己娱乐，另一方面可能考虑到改朝换代后朝廷亦须建立自己的礼乐制度。长安城破，安禄山极注意搜求乐工，《安禄山事迹》卷下云：
禄山尤致意于乐工，求访颇切，不旬日间，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乃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陈御库珍宝，罗列前后。
随着安禄山叛军在军事上的失利，被俘至洛阳的梨园弟子一部分被杀害，另一部分亦当在肃宗军队收复两京的混战中流落民间。
只有极少数梨园弟子随玄宗入蜀，见于记载的惟有张野狐（张徽）一人。《明皇杂录》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霖雨弥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
玄宗仓皇出逃，只带了宫中的人员，这些人中有少量梨园弟子是可以理解的。收京之后，随玄宗入蜀的梨园弟子又跟随玄宗回到了长安。
梨园的重建
肃宗收京，平叛取得阶段性胜利，不久即迎玄宗回銮。玄宗带回了一些梨园弟子，流落民间的梨园弟子也有一部分回归，梨园得以重建。《文献通考》引陈氏《乐书》日：
天宝之乱，肃宗克复两京。至德以来，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贺，设宫架，自余郊庙大祭，但有登歌，无坛下庭中乐舞矣。
这说明太常寺等负责礼乐的机构已经得以重建，但朝廷礼乐已比盛唐大为简化。
玄宗回京后曾着力搜求梨园旧人。据《明皇杂录》载：
唐玄宗自蜀回……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
白居易《长恨歌》云：
西宫南苑多秋草，宫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这些都证明当时的长安宫廷之中有梨园弟子存在。
《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九《乐考二》记载：
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皆宫调也。
《新唐书》卷二百八《李辅国传》云：
时太上皇居兴庆宫……梨园弟子日奏声伎为娱乐。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所记与此同。这都说明收京后梨园之制尚存。但重建的梨园人数显然已达不到原来的规模，乐器多已不存，保存下来的曲目亦较安史乱前为少。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洎从离乱，礼寺隳颓，箕箧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坠。”这说明梨园已不复是原来的梨园了。
后来梨园的规模可能又有所扩大。如肃宗乾元二年（759)十月诏以十七日幸东京，时苏源明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上言谏日：“中官冗食，不减往年；梨园杂伎，有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用此奚为？”苏源明云“梨园杂伎，有盛今日”，可知梨园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总体上已达不到原来的规模。
梨园的消亡
从收京开始，梨园得以逐步恢复，此后，梨园又存在了二十余年。到大历十四年（779),
唐德宗即位,取消梨园弟子。据《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大历十四年五月……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唐德宗首先裁撤了梨园和伶官中的“冗食者”共计三百人，然后取消梨园的设置，剩余的梨园弟子都归到太常寺。这样，梨园作为独立的音乐机构就不复存在了。
虽然梨园弟子已隶属太常寺，但梨园弟子仍然存留到晚唐。在晚唐昭宗年间，尚有梨园弟子为朝廷校定乐器。据《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记载：
昭宗即位，将亲谒郊庙，有司请造乐县……张浚求知声者处士萧承训、梨园乐工陈敬言与太乐令李从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击拊之，八音克谐，观者耸听。
晚唐时国力日衰，战乱频繁，乐工沦散，太常礼乐多已不存，梨园弟子即使存在，数量亦很少。
唐全盛时乐工在万人之上，梨园弟子有数百人。而到了晚唐，乐工已大为减少，梨园弟子改隶太常寺，数量更是少得可怜。晚唐末年的社会动乱对乐工亦有很大冲击。从晚唐至五代，朝廷乐工已极不受重视，且数量有限，而梨园弟子也已零落殆尽。
综上所述，梨园弟子产生于开元二年，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唐玄宗歌舞娱乐的需要。从梨园弟子产生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这段时间，梨园达到全盛。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奔散，肃宗收京后，梨园得以重建。到大历十四年，唐德宗取消梨园的设置，剩余的梨园弟子都归到太常寺。到晚唐，梨园弟子数量已极少。梨园的兴衰，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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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5 21: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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