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牙
《笔记小说两篇·捡烂纸的老头》，故事的地点在北京虎坊桥一带，具体来说，是一个平民化的清真馆子，烤肉刘。汪曾祺一一介绍了光临这个馆子的老主顾，另说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这个馆子，既生猛，又有烟火气。
女人敞开怀喂奶，是伟大母爱在发光。男人剔牙，是个大场面，颇为可观。
在云南大理古城偶遇过一个店主，卖眼镜的。汪曾祺有篇小说，《卖眼镜的宝应人》，大家知道他姓王，宝应人，就顺口喊他“王宝应”。那就姑且喊这个店主“王大理”吧。
见着时，王大理正在躺椅上舒坦，咧着嘴，牙龈外露，左手执牙签，在左侧的牙齿下端部位卖力地捣捣捣，那个力度，尽管“咔嚓”声是听不见的，但感觉是存在的。
好一阵子，再撤下牙签，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并肩作战，冲着同一牙齿部位揪揪揪。这个阶段，手指甲是主要工具。看脸上表情，有些杠上了：小子，你在哪儿呢？躲！躲！再躲！×！看你再躲！
你追我赶捉迷藏，施工暂告一段落，撤出手指这等设备，放在眼下验证成果，很遗憾，好像一无所获。合上嘴巴，腮帮鼓起，又使劲地嘬嘬嘬。
折腾下来，也不知战绩几何。
反正先是疲了，王大理瘫坐着。长吁一口气。
这自然不雅。却又冒着热气。
况且，我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下来的。
难过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说沈从文有个习惯，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写两行题记。有时记个日期，说说当日天气如何，有时也发一点感慨。比如，他在一本书的后边写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让汪曾祺纳闷不已，“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才子多情，一缕幽思，雪泥鸿爪，飘过心际。
二十五岁时，汪曾祺写下《花园》：“蜻蜒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蜒，翅膀较窄，称‘鬼蜻蜒。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阴，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看来，师长的“衣钵”，他是囫囵吞下了。
莫名的难过，怎么破？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已成为漂亮的外婆和祖母。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难过。人生就是按照诗的安排过下来的。”
——跟他们俩都有过深交的黄永玉，以诗的语言作答。
埋在饭碗里的肉要不要挑出来
《八千岁》，汪曾祺写了一个米店掌柜。每年他到底要过手多少稻子，他从来不说，但是这瞒不住人，包括同行、邻居，尤其瞒不住挑夫的眼睛。因为这些挑夫给各家米店挑稻子，一眼就可以估出哪家的底子有多厚。“他们说：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
把肉藏在壳儿里，是螃蟹的能耐。但“蟹算不如人算”。
可惜，人有时偏偏要学螃蟹。
新闻界老前辈范敬宜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期间，坚持写值班日记，出了一本《总编辑手记》。1995年4月4日，他写道：当日有个二三百字的短新闻，是夜班编辑从一篇千余字通讯中截取下来的一个小镜头，“成了一条鲜活的小鱼”。
范敬宜评点：“我们有的同志写稿，最善于把肉埋在碗里，而不愿意把它挑出来加以突出，总是舍不得，结果珍珠被埋没掉了。”
这则日记的标题是《把埋在饭碗里的肉挑出来》。
“钉子户”
《鸡毛》，说西南联大新校舍住着一位文嫂。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住在校园里的编外之人。
这个新校舍，择的是昆明大两门外的一片荒地，原来住着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学校征地，动议大家搬迁，补偿金是要出的，保证逐个安顿好了。进展不错，但还是有例外。“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这在理，但还是有些不讲情面。
文嫂成了“钉子户”。
看看联大当局是怎么处理的。先是态度很明确：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这是前提。退一步想，也是个头疼，她的两间草屋，破烂，“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也简陋，但是经过土木工程系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这么一个环境，两间草屋有碍观瞻。怎么办呢？主其事者就跟文嫂商量，草房还是拆了为好，另行盖一间，许诺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文嫂是通情达理之人，同意了。不过还是有诉求的，她想再添一个鸡窝。答复是“那好办”。
胳膊竟然拧过了大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任何人都是需要尊重的；
二、遇事要有大的格局。放长远眼光：
三、还是要沟通，坐下来，好好说话，交交心；
四、人还是要讲道理的，有问题要放在“理”的轨道上来解决；
五、要允许每个人有基于自己立场的合理诉求。
——汪曾祺写有《云致秋行状》。说当时京剧演员扮戏，都已经改用油彩了。但云致秋坚持用粉彩。这属于标新立异、标旧立异，还是玩世不恭？都不太像。汪曾祺站出来替云致秋做了一个解释，亦可视为对大家的一个忠告：
致秋是个凡事从众随俗的人。有的时候，在无害于人、无损于事的情况下，也应该容许他发一点小小的狂。这会使他得到一点快乐，一点满足。
面子哲学
汪曾祺对国人心态的捕捉与描摹，精准而灵动。
《黄开榜的一家》，日子不好过，无隔宿之粮。平常尚可，凑合着对付，要是赶上连阴下雨，特别是大雪天，那就真是揭不开锅了。这个时候，黄开榜两口子就吵架，“黄开榜用棍子打老婆——打的是枕头”。这是吵给街坊四邻听的，告诉大家：我们家没有一颗米了。紧隔壁邻居丁裁缝就倒了一升米，再跟邻居“告”一点，给黄家送去，这才天下太平。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为填饱肚子的事，《安乐居》里的老王也犯愁。不过他使的可不是“苦肉计”。
老王曾经是扛包的，同理，平常好办，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啰：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
时候，少！……”
多干脆，人来了，拿着面口袋，喊一声“掌柜的”，话只说半句，不必再言语，彼此心里跟明镜似的，该干什么，按规矩来。
从旁道或看似无意间把信息发出，尽管难免艰涩，但心知肚明，知音是在的。就像一起玩个游戏，合作者有着等同的文化心理和思维路径，是熟悉规则的，嗅觉也灵敏得很，“会来事儿”，对信息内容照单全收，而且还能逐一解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对信息传递过程检修补漏，再及时做出反应，给予恰当反馈。信息沟通的一个闭合过程，一步不落。
再看一例。
《故里杂记·李三》，汪曾祺写的是一个地保，也是个更夫。一看谁家失火了，他就拿起更锣，用一个锣棒使劲地敲着，没命地飞跑，嘴里还大声地嚷叫。一坊失火，各坊的水龙都要出动，这是规矩，同舟共济。待事态平稳下来，李三十日机行事。如果这一家损失不大，他就跑去道喜：“恭喜恭喜，越烧越旺！”如果这家烧得片瓦无存，他就向幸免殃及的四邻去道喜：“恭喜恭喜，土地菩萨保佑！”他还会接着感慨一句：火势没有蔓延，也多_，水龙来得快。言下之意，他是有功的。听话的人并不是傻子。于是，李三没有白忙乎，“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一点儿颜面与尊严留住了。
“凡事有个面子，人是为人活下来的。”《最响的炮仗》，汪曾祺写道。
直愣愣地挑明了，就没有味道了。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
演出票
黄裳的《也说曾祺》，提及一九九二年初汪曾祺给他写过一封信，交代了近况，包括徽班进京演出，“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理由是“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
已經说得很明白了，没有看这个系列演出的原因，“没有给我送票”是第一位的，进而也可能影响到了对这个演出的整体印象，“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跟老友私下叙旧，姿态心态都属于原生态。汪曾祺似乎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一个小心思：看演出，是要等着人家赠票的。也可以倒过来理解：不赠票，就不看演出了。反正要自己掏钱看演出，没门！
书非借不能读也，演出非送票不能观也。
不少人就是这么想的。有姑娘在微信朋友圈晒了几张观看演出的图片，留言不是“哪儿弄的票啊”，就是“求捎带！共文艺！”姑娘急着解释是自己掏的腰包，回复很及时：“呵呵！”
有时候去剧院或音乐厅，临时买票，售票处说没票了。但进了剧院的，发现演出开始了，不少座位是空着的。内行告知，有一部分是赠票，但人家不赏脸，没有到场。也就是说，送归送，礼到了，来不来，是另一回事。
进了场地，同一区域往往是同一个人送出的票。于是，多时不见的老相识经过共同的朋友牵线搭桥，拐个弯竟然在剧院见了。点个头，握个手，“您怎么来的？”“身体可好?”“改日聚聚!”“好哒，回见！”窝着嗓子这么相互致意一番，再也正常不过。
想起村庄上唱大戏。曾经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小孩子们围着货郎摊子转，年轻的小伙边溜达边物色意中人，姑娘也是花枝招展欲迎还拒，七大姑八大姨则忙着寒暄拉家常，“瓜拉瓜拉”的，没完没了。谁要是有个意见，问题就大了：
“这野台子戏，也不是你家的，你愿听戏，你请一台子到你家里去唱……”这属于发散思维，直中要害，一下子就可以把人给噎住。
“哟哟，我没见过，看起戏来,都六亲不认了，说个话儿也不让……”绵里藏针,时刻不忘“维权”。
“小养汉老婆……你奶奶，一辈子家里外头磨受过谁的大声小气，今天来到戏台底下受你的管教来啦，你娘的……”这有点咬牙切齿了，算是狠很地亮了一下刀子。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描摹，传神，生动，带劲。
村子里搭台唱戏，是不收门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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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6 22: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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