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沈从文
岂有此理
汪曾祺对“岂有此理”很有感情。
《岁朝清供》：“在安徽黟县参观古民居，几乎家家都有两三丛天竹。有一家有一棵天竹，结了那么多果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初识楠溪江·传家耕读古村庄》：“芙蓉是灌木，永嘉的芙蓉却长成了大树，真是岂有此理！”
《天泉洞》：“泉来天外，天在地底。千奇百怪，岂有此理。”
有点耍性子、闹脾气了。
不过，有一次却是严肃的。
《悬空的人》，汪曾祺写的是他在美时跟两位黑人学者交流的点点滴滴。最终的感想是：“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文末，提及在美期间，听说有一个留学生叫嚣自己宁愿在美帼做狗，也不愿意做中国人。
“岂有此理！”
汪曾祺怒了。
他有篇文章，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说你千遍也不厌倦。
2005年8月中旬，我还在读着研究生，到京城的一本国际时政杂志兼职实习。偶然看见一条消息，说中日大学生要在北京搞一次交流活动。经杂志社同意，我前往跟踪采访。
最大的感觉是，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办事的认真程度上有不小差距。
前期筹备阶段，双方约定就中日关系开展问卷调查，会上公布结果。日方学生拿出的调查报告很精致，内容丰富、饱满，只有两张A4纸，双面打印，安插了不少图表，还是彩色的，一目了然。而中方学生的调查报告没有图表，字体斗大的四号，很生猛，还是单面打印，没有干货，但一份报告耗费了四张A4纸。
跟参会的一位中国大学生私下聊天，他说日笨学生很细心，一看就是有备而来。虽然活动是在中国举行，但整个局面基本上由日方学生掌控，包括说什么、做什么。按照约定，双方要进行民俗展示，日方学生给每个中国学生准备了一套和服，而且数量刚刚好，然后带领大家逛庙会似的一个接一个地玩日笨传统游戏。而中方学生除了耍几下武术套路，就剩下包饺子了。
离开时，跟一位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同路。他是随团翻译，准备跟在北京生活的家人见面。他说这还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探亲时间，经过日笨学生集体举手表决，而且只有两个小时。
我问他留学期满有何打算，他说争取移民日笨吧，拿到了日笨国籍在两边跑更方便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愣了，苦涩地笑了笑，说：跟你不一样，与骆驼相比，我更喜欢马！
他一愣。
岂有此理！
北京！北京！
《晚饭后的故事》，写学唱戏的郭庆春跟许大娘家相熟，特别是和她女儿招弟，年幼时玩游戏，“谁输了，就让赢家弹一下脑绷，或是拧一下耳朵，刮一下鼻子，或是亲一下”。大了一些，不再这么玩了，“有时眼对眼看着，看半天，不说话”。后来，他倒仓没有倒过来，形势也变了，只好拉菜车、卖西瓜、卖柿子。许大娘也搬家了，搬到哪里，他也没打听。
“北京城那样大，人一分开，就像树上落下两片叶子，风一吹，各自西东了。”汪曾祺写道。
陆游有诗：“水流云散各西东。”
曾经耳闻，有外地的中途来北京工作。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感受如何，答：“地面大，人情薄。”这么一个城市“巨无霸”，都是陌生人，人来人往，擦肩而过，留不下印痕。
又耳闻，一位福建籍的文化人客居京城，生命垂危，梦回老家，呢喃自语：福建人，亲！
人生终点，老人家流连于彼此相熟的那份浓郁的烟火气。
出差，到县上，进小超市购物，跟店主闲聊，冷不丁就送上一句：你是外地的。
是肯定句，不是疑问句。
开始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答：一看就是外地的，不认得。
——汪曾祺的《皮凤三楦房子》，写了一个修鞋手艺人高大头，戴着一副黑框窄片花镜，在大街上干活，连头也不大抬,“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
在北京街上与熟人不期而遇是奇迹。记得一回，坐地铁在北京西站下车，从地下转到地面，去赴一场小型聚会。路过一个落地玻璃快餐厅，听见“磅磅”的敲玻璃声音，急切，沉闷，欢快，五味杂陈。
讶异地抬头一望，一张熟悉的脸。大学同窗周枫，来自河南焦作的一个无法无天的胖子，拉二胡的，睡在上铺的兄弟。七八年未见，脸蛋又胖了一圈，轮廓依然在。他在兰州任教，领着学生到天津参加比赛，在北京中转，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富余时间，居然遇上了。
两个男人，喊着对方的名字，一个大大的拥抱，眼神里有异样的情绪在流动、在升腾。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有几人知晓，两片叶子，风一吹，各自西东，再一吹，又落在同一棵树根下。
话说，这也是北京的迷人之处。
后来的日子，郭庆春不仅偶遇了招弟，还偶遇了她的女儿。“北京城并不大”，汪曾祺写道。
钢蓝色的蜻蜓
《故乡人》，汪曾祺写了个钓鱼的医生，唤名王淡人。家里挨着河，医生欢喜垂钓，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还有葱姜作料，一瓶酒。鱼上钩了，就刮刮鳞洗净了，顺手放在锅里。鱼熟了，于是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来。
女儿在家门口喊：“爸——”父女有约，这是有人来看病了。王淡人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走。
按说，事儿已经安排妥当、交待完毕，没啥可说的了。
但汪曾祺“没事找事”,续上一句:“不一会儿，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这就厉害了。
好作家总是周到、妥帖的。把鱼竿撂下，起身走人，太生硬，太决绝了。如果续上“半途，他回头望了一望”，一是太普通了，没味儿，二是心思都用在人上了，没有顾及到鱼竿的“感受”，差评。
续上的这句，富有画面感，原本眼看着就要陷入寂寥的鱼竿，天上降下一个活物玩伴；而且“不一会儿”就来了，不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补位及时，衔接顺畅；还是钢蓝色的，纯粹、辽阔的色泽，温暖舒心，给刹那间被冷落的鱼竿以新的慰藉与拥抱。有了这一切，鱼竿就圆满了，夫复何求！
心爱的鱼竿得到悉心照料，王淡人的心里也就有了着落，给人家看病也安稳多了吧，何必要多此一举，“回头望上一望”？
这部小说是1981年写的。在小说处女作《钓》中，汪曾琪早就给钓竿配上了一只蜻蜓：
远林漏出落照的红，像藏在卷发里的被吻后的樱唇，丝丝炊烟在招手唤我回去了。咦，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好吧，我把这只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的年青的梦吧。
也就是说，钓竿上的这只蜻蜓，在汪曾祺的笔下存活了41年。
为何要让蜻蜓跟钓竿形影不离？汪曾祺在另一个场合进行了解答：
《葡萄月令》，写人是怎么伺候葡萄的，从一月写到十二月。八月葡萄下架上市了。九月干吗呢？还要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杀菌。
“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汪曾祺写道。
黑夜的思量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汪曾祺写道：豆腐店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干了这一行也只有一直干下去。常言说：“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磨豆腐。”
这话有意思。
“黑夜”限定了环境。白天那么忙乱那么火热那么麻辣。脑袋都是短路的。只好乖顺地跟着螺旋转。哪有时间与心思去盘算沉重一点的话题。黑夜就不一样了。黑夜有多黑，就像永远有多远，静谧、安妥、辽阔、曼妙。
老人常说，白天做不到的事，夜里能做到。
夜里，是一个可以任性铺张的空间，也是一段沉潜着暗力量的时间。
白天哪懂夜的黑？黑夜有撩人的妖娆，有呼吸的自由，有思绪的远眺，有梦境的迷离。
于是，郑板桥惯于在黑夜向内用力，思量绘画的义理：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李白画风大变，挂念在黑夜里怎么个玩耍：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李清照则是“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闺怨一整天了，还在为“酒意诗情谁与共”而神伤，空对孤灯，剪弄灯花。百无聊赖。
可惜，卖苦力的哪来这般兴致。黑黑明明讨生活，为柴米油盐酱醋冲锋陷阵，茶都顾不及喝一口，直至夜深才得以喘口气，捋一捋漫长人生的子丑寅卯。
再说“千条路”。当然是夸张，道出的却是思量的广度，思维的臂长延伸的宽度。到底干点啥把剩下的日子对付过去呢？
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哪两端？上下、左右、前后、正反、表里、始终，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脑海中“过电影”，又不得不一个连着一个地自我否定。这个似乎有点眉目，兴奋被点燃，但旋即发现纯属异想天开，自己都要笑话自己，微茫的希望熄灭得干脆利索。一声叹息。继续辗转反侧，眼睁着把出口寻。上半夜为自己想，下半夜替别人想，想来想去一锅粥。
月无华,星已坠，彻夜无话。天蒙蒙亮，东方现鱼肚白，一脸倦容愁绪，顶两个熊猫眼圈,“清早起来”，涛声依旧：
我之生活，概也这般，“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写稿子。”
其他人呢？想来也差不离：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把街扫。”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上学去。”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开出租。”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送快递。”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是科级。”
命运之手
《故里三陈》，打头的是“陈小手”，男性产科医生。汪曾祺写道，这人手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柔软细嫩，专治难产。
有年来了联军，驻扎在一个寺庙里。团长的太太要临盆，怎么也生不下来，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陈小手进了寺庙，团长正在团团转，直愣愣地喊话：“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陈小手真有一手，虽然“筋疲力尽”，还是一举拿下。团长添了个“男伢子”，摆了一桌酒席，并掏出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一边说“太重了，太重了”，一边还是揣上告辞，“得罪！得罪！”出了寺庙，跨上白马，绝尘而去，想必路上在想：只有经历过急难险重考验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哪知团长掏出枪来，“当当当……”了却了他的性命。说：
“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分段,另起一行，汪曾祺续上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结束了。
陈小手不明不白。
再说，明白了又如何？
所谓命运，不过是指缝间一粒沙。
见过一种零食,叫“树上干杏”。这杏熟了也不掉落，直接在树上风干，产自新疆伊犁霍城县,元代这里是阿力玛里古城。
说是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至阿拉山口，部队染上了不明疾病。随军医生没法子，贴出悬赏布告，向民间征集方子，允诺能治病的赏牛羊各百只。
阿力玛里部落的一位商人恰好在阿拉山口跑生意，揭下布告，说有一种野杏，不仅能冶好这怪病，常年食用还可长寿。获悉这么好的消息，成吉思汗来了精神，一举把阿力玛里部落攻下，强迫百姓交出杏干，供将士治病。这些当兵的每天每人食用十枚千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确有疗效，强身健体，士气大振。从此，杏干姓了皇家，百姓不得吃食。
商家很直白：你瞅瞅，“树上干杏”有历史，有故事，营养还出奇地好，更重要的，曾经的贡品，天上之物，如今“飞人寻常百姓家”。买买买！
我想的是，汪曾祺笔下的故事与“树上干杏”的传说，一呼一应，说着什么道理。比如，权势的脾性不可捉摸。比如，命运之手对人的调控与戏弄。
那个商人，或许为了“牛羊各百只”(想起团长拿出的二十块大洋)，或许纯粹一片菩萨心肠，送上“锦囊妙计”。结果呢，自己的部落被“一锅端”，人亡家破，世代受辱。
劫难降临之际，他的父母呢？妻儿呢？
他是在混乱现场目瞪口呆亲眼见证，还是生意归来满目疮痍不知缘由？
真令人操心。
这个商人,生不如死，还不如陈小手。
加载中，请稍候......
(2023-06-16 01:41:02)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