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总是“芝麻”，“西瓜”毕竟还是“西瓜”
汪曾祺有个改写的癖好。
先是拿自己的旧作开刀。《复仇》《异秉》后来都翻新过。一篇两千字的《职业》，前后竟然写过四稿，较上劲了。
他还盯上了《聊斋志异》，重新打量，重新组装，在美帼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也不忘这档子事。他原本有个庞大的计划，但只改写了12篇，取名《聊斋新义》。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归置了一下，甚至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就像有的电影导演，搞经典重拍，只取了原作的名和角色的名，其他的都抛了，临时找新思路新感觉，要的就是个性范儿。
再打个比方。一些网络游戏也对经典“高看一眼”，三国故事就很流行。但是逻辑已经偏离了经典本身，出现了混搭现象，大乔、貂蝉这些女性角色不仅外形抢眼，戏码也足。
要说，面对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名篇，一般人都会皱眉头，不说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也要小心翼翼、毕恭毕敬，生怕伤筋动骨。
汪曾祺的胆子大，不太考虑这些。
他大概是这么想的:东西既然过了我的手，它多少就应该像我一点，对不住，不能再姓别的了,要姓汪。
雁过当然不拔毛，怎么舍得？这只雁已经是我家的了。
就是这么个性。
就是这么帅气。
汪版《桃花源记》，他聊着聊着，就把“天机”的底儿给暴露了：“桃花源”是假的，“秦人洞”是假的。
先解构，再建构：“吃擂茶”、磨碑石的小伙子的生活才是真的。
如果你刚读了陶版，接着读汪版，你就纳闷了：这个姓汪的，怎么是个“破坏分子”？
汪版《岳阳楼记》，关心的是岳阳楼并非滕子京所建，范仲淹也没有亲眼见过岳阳楼，忙里偷闲，也仔细品读了一下这个曾经“烧掉了几次”的建筑，再是夜读《岳阳楼诗词选》，总体印象是“有千篇一律之感”。
脾性不改，他只在意“芝麻”，不管什么“西瓜”。
他以实际作为，论证了“作品是作家的孩子”这个观点的正确与牢靠。
属于他的文字都活跃着他的基因。
“他的终极目的是要将漂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人拉回到生活中来，让背负着沉重的启蒙任务的人卸去重担而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让披着宏大虚幻理想的外衣的人脱去英雄的披挂降落到人的平凡自适的存在中。”杨红莉的总结见性情。
也就是说，他“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打回原形，别人五人六的。
他的追求就是“卸下负累，轻盈起飞”。
也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是在否定“宏大叙事”，是在“躲避崇高”。同题作文，性情不同，笔趣不同，自然境界亦不同。要是太像了，岂不是有作弊的嫌疑？
再说了，也是被逼无奈。
汪曾祺老家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被视为训诂、文字、音韵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梁启超甚至把训诂学直接称为“王氏高邮学”。陆建华在《私信中的汪曾祺》中介绍说，1983年10月，王氏纪念馆在高邮正式开馆。河南大学教授于安澜题诗：
平生讲话喜夸张，
到此锋芒尽收藏。
诸君莫笑拘促甚，
此是乾嘉大师乡。
心怀敬畏之心。
敬畏之外，尴尬也是难免的。就像后世文人到桃花源、到岳阳楼，“眼前有景道不得”，因为早有陶公、范公“著文在上头”，几乎没有伸胳膊伸腿的地方。假若还顺着陶渊明、范仲淹的路子走，只能是手足无措，左不是右不是，有点自取其辱之意。
敬畏不是屈服，不是寸步不移、止步不前。
汪曾祺凭借自己的气力，披荆斩棘，开辟一条小道。
这是值得感佩的。
不过,如果这是一次考试，作文是以《岳阳楼记》为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文体不限”。几轮筛选，范仲淹同学和汪曾祺同学写得都不错。一定要在他们两个之间判个高下，相信秉承公正的考官没有什么犹豫的，范仲淹同学胜出。
——爱“芝麻”，更爱“西瓜”。
或者说，“芝麻”总是“芝麻”，“西瓜”毕竟还是“西瓜”。
雪夜读汪，且将神思付纸张
王干在《读着汪曾祺老去》开篇写道：
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适合晚间阅读，他的作品释放着光辉，但不是灼热的阳光，更不是熊熊的火光，也不是鲁迅作品那种凛冽的寒光。汪曾祺的文字如秋月当空，明净如水，一尘不染，读罢，心灵如洗。
在夜晚阅读汪曾祺，自然是一种享受，开卷慢慢进入，心也渐渐平静。故乡，邻里，同事，亲友，陌生的街道和熟悉的老屋，昆明的警报和上海的星期天，高邮的河流和北京的安乐居，都是作家笔下轻盈流动的笔墨意象。
所言不差。汪曾祺的文字，确实适合夜读。
白岩松说，听“台弯民谣之父”胡德夫，最合适的时候，要么最清醒，要么酒后最朦胧，要么清晨或夜深人静时，“平日人来人往喧嚣热闹时，就放过他吧”。读汪曾祺亦然。
曾尝试在地铁及高铁上读汪，怪怪的，很糟糕的体验。
读汪最理想的时候是冬季的雪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葡萄月令》，汪曾祺写道：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这样的时刻，身处一个烘暖的小房子里，“灯火可亲”。窗外，大地正在优雅地穿上洁白的礼服，沉重前行的人间变得单纯而神秘，宏阔而空灵。原本脏乱的世界银装素裹，原本嘈杂的世界静谧无声，唯有纸上的文字在缓缓流淌，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顺着文字流动的方向，且将神思付纸张。
冬季雪夜，遭遇汪曾祺的文字，是一场不事张扬的化学慢反应、微反应。
“此前未读过汪老先生的书。前些日子，买回一本，细读，不忍释卷。不知是不是阅历缘故，看尽无常和生死。所以他的文字，不着力半丝深沉，不浓墨一点人生，但字字句句里，又全是这些，让人读罢，惟掩卷默然，说不出话来。”微信朋友圈里，身处新疆伊犁的“睡觉的小幺”写下的这段文字，让我深以为然。
是的，伊犁，汪曾祺在那里听过鸠声的。
读汪曾祺，短短的一篇品读完毕，确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不是惊慌失措，而是意绪还在温热着、飘荡着，暂时寻觅不到安放的所在。
你瞧世界变得如此沉静，
夜晚用星星的献礼包裹天空。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会想起身
向时代，历史，宇宙说话。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句子，道出了读书人夜深时的心境与襟怀。
雪夜读汪，文字的情致与气息从纸上流淌在你的周身，幽幽然，欣欣然——
你瞧世界变得如此温暖，
夜晚用圣洁的飘雪亲吻大地。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会想起身
向时代、历史、宇宙说话，
向民族、人生、命运说话，
向路旁的一朵野菊花
向草丛里的一只尖头绿蚂蚱
向肩挑南宋时期楠木担子手敲竹梆沿街叫卖馄饨的秦老吉说说话，
向自个儿说说话。
当“深刻”成为“怪字眼”
苏轼有言：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平淡并非唾手可得，赶个大早就捡得着，踮起脚尖就够得着，而是“一种参悟万物而回归自然的文风”。
汪曾祺心向往之。
《菌小谱》，他写道，菌子里味道最深刻、样子最难看的，是干巴菌。
“深刻”二字后边跟着一个小尾巴，“（请恕我用了这样一个怪字眼）”。
读时，我一阵的心惊肉跳。
“深刻”搭配“味道”，成了怪字眼，那眼下玩文字的，岂不个个都是“怪味豆”的生产商？
1982年5月19日，他给朱德熙写信,“想问你一个问题”。当时涌现了一些“新思想”“新手法”的作品，随之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突出的是“的”字的用法，比如“深的湖”“近的云”“南方的岸”。他跟青年作家辩论过，说这不符合中国语言的习惯。但青年作家反驳如果说“深湖”“很深的湖”“近处的云”就没有味道了。
这让他很不舒服，急切地向身为语言学家的老友倾诉：
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希望你们语言学家能出来过问一下。——你觉得他们这样制造语言是可以允许的么？
一个“的”字，就像眼里的一粒沙。
1981年11月的《读书》杂志，刊发了凌宇的文章《是诗？是画？》，对《大淖记事》进行了细读。他评说汪曾祺的句子短峭，“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
汪曾祺写有《大地》:“坝上的地真是大地,一眼望不到边，长着干净得水洗过一样整齐的‘碱草’”
或许，这篇《菌小谱》的文字,已经水洗过很多趟了，但还是没洗干净，残留下一个“深刻”,像是一块斑点。汪曾祺也无奈，只好惴惴不安地请求大家的宽恕。
是不是多少有几分矫情？
只能说，对文字的品相，汪曾祺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与苛求。
或许，他心里想的是：一个字也不放过。
文字也听话，在他的笔端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任凭他的调遣。他呢，也是个敢负责又有耐心的人，给一个个文字寻找妥帖、舒坦的位置，用心安顿好、摆布好。
文字跟他，情意绵长，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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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3 21: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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