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何时来一曲汪曾祺？
《豆腐》，汪曾祺说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还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冬天》，“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胡同文化——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说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国子监》，有棵柏树，据说是元朝的首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
《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
水，日长如小年”。
汪曾祺的文字，有着“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轻抚吹起“中国风”。
杨红莉说，从庄子到归有光，从唐宋风韵到“桐城派”，从诗文到小品，汪曾祺接受了中国古代“元典精神”中趣味最为雅正的文化精髓的熏陶。
于是，他一落笔，便是滋味绵长。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桥边小说三篇·幽冥钟》里边的一节文字，令他的老友黄裳倾情激赏：
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
《对仗·平仄》，汪曾祺也提及了这八个字，“如果完全不讲对仗，不讲平仄，就不能产生古旧荒凉的意境”。
因为有对仗、平仄，中国话就有了特有的语言美，特有的音乐感。对仗、平仄，很中国。
汪曾祺也明白，自己的能耐就是“很中国”。
1987年12月初,他在美帼生活了3个多月时间，即将返程回国。在家信里告知夫人，美帼华人作家寄给他不少作品，读读觉得挺有意思，跟大陆的全不一样，自己多年锈锢的窗户好像被打开了。不过看起来还是比较吃力，得适应这些海外游子的思维，“我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国的’。我使这些人倾倒的，大概也是这一点”。
铁凝在怀念文章《相信生活，相信爱》中，引用了一位青年评论家对汪曾祺的一段评说，“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中国风”，又“新潮”，岂不是在说周杰伦？
《发如雪》《东风破》《本草纲目》《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单单歌名，就投向古典的怀抱。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等待苍老了谁”“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传统的韵致浓郁扑鼻。
MV，轻罗纱帐、旗袍女子、琉璃茶盏、青色笔架、红色灯笼，算是标配。
《忍者》《双截棍》《龙拳》《双刀》《夜的第七章》《霍元甲》《红尘客栈》《天涯过客》……诉说着的是一腔侠客情怀，“日行千里系沙袋/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
说唱音乐，有武侠，有中国茶文化，有象棋之道，有中草药，有陕西皮影。在乐器编配上，有二胡、锣鼓、快板、钹，这些旧物件、老伙计在他的调配与指挥下，都醒过来了。
还把儒家“仁”的思想、“孝”的思想温暖地吟唱，“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试想，如果周杰伦凭着这么几把刷子，穿越到唐宋元明清，他是否还有饭吃？
就像有人评价汪曾祺，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位20世纪30年代作家。
这才值得珍惜。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下的这个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不禁想：周杰伦，何时来一曲汪曾祺？
汪氏文字，如张曼玉
《鸡毛》，西南联大新校舍住着的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以糊口。后来竟然让大学生给偷吃了！
文嫂伤心透了：
“啊呀天呐，这是我呐鸡呀！我呐笋壳鸡呀！我呐黑母鸡，我呐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我呐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对于文嫂“哭鸡”，杨红莉好好地分析了一番：
文嫂所哭的不仅是“鸡”，“鸡”只是引发她“哭”的一个引线，她更是在“哭诉”一个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对生活的忍受、她的遭遇、她的长久以来所压抑着的感情以及她在生活中的整个无助状态都从“哭”中传送出来。从一个细节、一个失误、一个不幸引申到个人的命运，这正是民间“哭文化”最基本的内核。
要说这个研究的路子，也是从一个细节、一个情景，引申到文化甚至哲学的层次吧？
是不是有点过了？
兴师动众？断章取义？
包括我在这里敲下的所有文字。
我想说，不是每一个人的文字都承受得了显微镜。
李建军在《孙犁何如汪曾祺？》一文中写道：“汪曾祺的几乎每一个句子，都经得住严格的语法分析。”
眼下，太多的文字，面目狰狞，又不得不读，只好拿着放大镜，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聊以自慰。正如苏东坡谈他读贾岛诗的感受，“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
不敢说汪曾祺的篇篇文字都是“有章有句”，也有的属于“有句无章”，甚至有的还“无章无句”，但“有句”是常态，而且单独拎出来，如沈从文所说，“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弹性”，最终检验报告上的数据令人不得不服。
人家就是“颜值担当”！
记得读大学时，有门课，叫《电影名作赏析》。一回，放的是陈可辛的《甜蜜蜜》。老师点评时提醒大家注意，两个主演，特写都给了张曼玉，给黎明的就连近景都不多。
这是为何？老师解释：张曼玉是实力派兼偶像派，长着一张“有戏”的脸，眉宇之间都是戏，嘴角、鼻梁都藏着情，怎么给特写，也扛得住，承受得了。
说话间，他定格了张曼玉脸部的一个特写，满屏。
他不言语，看着。
教室里静悄悄的。
汪氏文字，如张曼玉。
海聊、闲聊、神聊、乱聊
《云致秋行状》，说云致秋这个人，“海聊穷逗，谈笑风生”。
其实，汪曾祺为文，也是“海聊”风格，晃晃悠悠，絮絮叨叨，不着边际，随物赋形，生生酿成一片文学的汪洋。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单节介绍汪曾祺。评述他结构小说的方式是“闲聊、随意”。又说他的小说，随时插入的成分多关乎风俗民情和自然景观，且是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说到哪儿是哪儿的“神聊”展现出来的。
“闲聊”，意味着日常、散淡、自在，不刻意。“神聊”，就有惊住了的意思，有些崇拜了。
《老鲁》，汪曾祺写在昆明观音寺教书的一段生活。尽管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但晚上的“卧谈会”是少不了的。大家集资，买根土蜡烛，到一个人的屋里，在凌乱的衣物、书籍之间各自躺下坐好：
或忆述故乡风物，或臧否同学教授，清娓幽俏，百说不厌；有时谈及人生大事，析情讲理，亦颇严肃认真；至说到对于现实政治社会，各人主张不同，带骨有刺的话也有的，然而好像没有尖锐得真打起架来过。
总之，就是“天南地北的乱聊一气”。
“乱聊”，算不算汪曾祺的“夫子自道”？——当然，乱中有序。
海聊、闲聊、神聊、乱聊。
汪曾祺的文，是聊出来的。这是一种境界。
而且，汪曾祺的文，不仅他一个人是聊着的，他笔下的人似乎摆脱了他的“控制”自行聊着的，他笔下的这个人跟他笔下的那个人也是聊着的，甚至他笔下的一朵花、一只鸟、一道菜、一汪水也是聊着的这些搭建起一个聊的“场”，多声部，多音色，但错落有致、五彩斑斓、活色生香。
这是更高的境界。
“淡得像水”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说，一个小说家对沈从文的小说很偏爱，始终在思索一个问题：何为艺术生命？这引发汪曾祺的思索，刚开始不得要领，“最后还是从沈先生的小说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长河》里的夭夭所说的：‘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汪曾祺是个什么风格？
“羊毛出在羊身上”。
读他的《昙花、鹤和鬼火》，中学生李小龙在早晨看到一只鹤，“秋天了，庄稼都收割了，扁豆和芝麻都拔了秧，树叶落了，芦苇都黄了，芦花雪白，人的眼界空阔了。空气非常凉爽。天空淡蓝淡蓝的，淡得像水”。
要我说，形容汪曾祺的文字，一箩筐的言说也不如这个“淡得像水”来得精准、熨帖。
再深究，汪曾祺的文字，应该是一杯温水。糖水，腻。茶水，再清再淡，也浓了。冰水，透心凉，口味重。温水，微微抿一口，满齿水香，顺滑而下，冷热相宜，身子一暖，不冲，不过激，不上头，幸福的味道，刚刚好。
有些事就是这么奇妙。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有时不必通过创作谈来直白地宣示。在行文中不经意间就自己点出来了，无心插柳，恰切得紧。
手头尚有一例。
岳南《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提及一位李霖灿，河南人，学美术出身。1939年，在一个茶会上，沈从文展示了几卷珍藏的纳西象形文字经典，李霖灿“被那图画一样的美丽文字吸引，似乎有个神灵在引导着他，灵光在眼前一闪，便有了赴纳西调查研究这种古老文字并制成一部字典的念头”。当年4月26日,李霖灿付诸行动，孤身出发。冬去春来，四年光阴，他收集了1228册象形文字东巴经和3册音节文字东巴经,还有200多册象形文字经典，并进行编目整理，着手翻译。
回到宜宾李庄，已经是1943年11月。“考古大鳄”李济安排他做个报告，会前好好地褒扬了这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中国边疆宏阔，正需要李霖灿这种‘野人’四处‘撒野’；观念的新、方法的新、材料的新，都是一种进步增添”。
李济评说李霖灿的话，岳南来转引，自然，顺当。依我看，借用李济的评说，来返观岳南，再贴切不过。
岳南情系历史，对特殊境遇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版图和命运轨迹如数家珍，著述丰足。他也始终在行走，不断抵达“现场”，切近人、物、景，颇有“野人”风范，横跨历史、文学、学术，笔墨老到，运思酣畅，给现代学人命运存留一个侧影。历史那么厚、那么深邃，人之命运那么重、那么乖张，正需要这样的人“四处‘撒野’”。
岳南的代表作是《南渡北归》。其中也有对汪曾祺的零星评点。比如，汪曾祺写过名篇《跑警报》，说的是自己就读西南联大时在昆明的战时经历。岳南说汪曾祺写这一段，有着“特有的幽默风趣”。写金岳霖，抓住的也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
《学话常谈·幽默》中，汪曾祺对“幽默”进行了个性化的界定：幽默要轻轻淡淡，使人忍俊不禁，不能存心使人发笑，如北京人所说“胳肢人”。
也就是说，所谓幽默，也要“淡得像水”。
“八十六”还是“86”
汪曾祺《要账》的开篇写道：
张老头八十六了（我很反对把所有数目字都改成阿拉伯字，那样很别扭），身体还挺好……
这个括号有一点儿意思。翻读汪曾祺的文章，发现确实很少使用阿拉伯数字。可以猜想，估计用稿编辑多次把他笔下的数目字改成了阿拉伯字，这让他如鲠在喉，终于逮着一个机会，禁不住“吐槽”一通，舒口气。
其实，用“八十六”还是“86”，无关对错，习惯而已。
一旦看到文章以“拭目以待”或“任重道远”作为结尾，我就不舒服，牙痒痒，甚至对整个篇章的质量陡增了怀疑。这自然不是理性的，但难以彻底说服自己。
汪曾祺还对“该人”的说法颇有意见。《随遇而安》，他直言对“该人”很反感，认为带有“封建意味”。不知道是不是语言环境不一样了，现在说“该人”“该书”“该作”很频繁的，没有感觉跟“封建意味”有关联。
1987年在美帼爱荷华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汪曾祺给妻子施松卿写信，说到美帼宾州大学博物馆参观，看馆藏的东亚美术画册，有一张南宋的画，标题是fishingman
on the
river。他当即告知这不是打鱼，而是罱泥。恰好第二天有个演讲会，主办方进行介绍时，特别提及了这个事，“以示‘该人’很渊博”。
——这里搬用“该人”，有揶揄之意。“该人”似乎始终是他喉咙里边的一根刺，碰一下，疼一下，有时难免调皮，自己主动用舌头去舔一下，任凭痛感排山倒海、奔涌而至。
这倒不必过度解读，谈什么“微言大义”。只能说，读书人在文字上是有一点点“洁癖”的，或者说，有轻微的强迫症。这也算不上病，小小癖好罢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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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1 21: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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