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北京人
北京人把追根溯源叫“捯根儿”。对北京话捯根儿，就跟对北京人捯根儿一样，是一件“扯不清理还乱”的事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历史上，北京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首先，“北京人”就是个模糊概念，因为北京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根儿在北京的人非常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例子：朋友聚会，饭桌上坐着十个人。您如果跟大伙儿盘道：“您是哪儿的人？”
可能有八个人会说：“我是北京人。”
是呀，他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工作，有孩子，有户口，怎么能说他不是北京人呢？
但是如果您接茬儿问：“您的老家是哪儿？”
可能这八个人里会有六个告诉您：“我老家是河北”;“我老家是山东”;“我老家是江西。”等等。
您要是追着问：“您家在北京几辈儿了？”
估计他们当中，能说出超过三辈儿的人都不多。
当然，有的老北京人会说，自己是满族，老祖在旗，老家地起（压根儿）就在北京。
但他说的这个“地起”，也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满族人的根儿在“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清朝进关到现在，也就是300多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单霁翔说：“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每当此时我都要啰唆一番：我的籍贯是江苏江宁，出生在辽宁沈阳，成长在北京。您说我是哪里的人呢？”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过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会十分明确地指向故乡，但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人们的空间归属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一句就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在现实生活中，像单先生这种难说自己是哪儿人的不知有多少。单院长说他出生3个月,就被母亲抱着来到北京，而且在北京生活了60年，但填表时，仍然不能写自己是北京人。
单先生刚在北京工作时，我就认识他。那时，他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正着手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问题。我当时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一连两次在座谈会上，听过他的发言，还在会后跟他聊过天儿。
因为我是在西单辟才胡同长大的，单先生当时还住在云梯胡同，这是辟才胡同套着的小胡同，离我家不远，我们算住过邻居，所以还有的聊。
虽然他说自己不算北京人，但我们聊天儿时，他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时不时还会蹦出一两句北京土语。
他曾经问我是哪儿的人，其实,我跟他的情况差不多。“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辈儿,才到的北京。”我如实相告。
他听了，对我会心一笑，好像当时我们就对“谁是北京人”的说法有同感似的。
因为北京人的概念太含糊了，所以，谁说自己是北京人时得琢磨一下。前几年，我写过一本书叫《有鼻子有眼儿》，书里有“谁是北京人”的章节，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就是北京人吗？有北京户口就是北京人吗？在北京出生的就是北京人吗？严格地说：是，也不是。
虽说北京是六朝古都，但历史上它就是一个朝代不断更替，人口不断流动的移民城市。
那到底有没有纯种儿的北京人？有！70多万年前的北京人，绝对是正根儿，但那会儿的人，可还是猿人呢！
说到北京人，自然会说到北京话。虽然北京话是普通话的“母语”，但是地道的北京话，尤其是北京的方言土语，跟普通话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当然，即便是北京人，居住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住在胡同；有的住在机关宿舍；有的住在部队大院；有的住在厂区（如东郊、南郊）；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城外；有的住在南城；有的住在北城。居住区域的不同，说话也有所区别，比如南城和北城的人说话就有些微差异。当然，北京是首都，在北京当官的、上学的、做买卖的人很多，有的南方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应该算是北京人了吧，但依然保持着乡音，普通话都说不利落，更不用说北京土话了。
什么是北京话？跟北京人一样，来自各地不同的方言土语凑到一块儿，就成了北京话。但这“凑一块儿”，可不是凉拌菜的“拼盘儿”，也不是北京小吃“卤煮”，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北京话，像是一坛陈酿了几百年的老酒。不，几百年不够味儿。至少3000多年了！
老北京的“八”字
说到老北京人,人们自然要说到北京的旗人。所谓旗人,就是属于“八旗”下的人。说到这“八旗”，又不能不说到老北京的“八”字。
您得看准了，这儿说的可是“八”这个数儿，而不是算卦的阴阳先生说的那个“八字儿”。过去用天干地支表示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合起来是八个字，所以叫“八字儿”,但这个“八字”要儿化韵。
也许跟道家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老北京人特迷信“八”这个数儿，什么事儿总要凑成“八”。
比如说吃：老北京管会吃的美食家叫“八方食圣”；餐饮业有“八大菜系”之说；老北京有名儿的鲁菜有“八大楼”、“八大居”；淮扬菜有“八大春”；最有名儿的宴席是“八珍席”，“八珍席”又分“山八珍”和“海八珍”。
一般的席面儿讲究“八大碗”，还有甜品“八宝饭”；老北京的酱菜园酿制的有名儿的小咸菜叫“八宝菜”；点心铺的点心有“大八件儿”、“小八件儿”；此外还有“八大名酒”；评选北京小吃，也要搞“八大名小吃”。
风物景观有“燕京八景”;西山有“八大处”,即八座古刹;皇家苑林有名儿的是“三山五园”;道教的圣地有“三山五顶”，三和五加一块儿还是“八”。
京城的工艺美术行业有“燕京八绝”；药行有“八大堂”，布行还有“八大祥”；天桥的民间艺人有“八大怪”；说相声的有德字辈儿的“八德”；演唱岔曲用的是“八角鼓”；起个地名要用“八道弯儿”、“八里庄”、“八里店”、“八里河”、“八里桥”；此外，还有“八王坟”；老北京的红灯区有“八大胡同”，等等。
老北京的寺庙还有“大八庙”、“小八庙”、“内八庙”和“外八庙”。所谓“外八庙”，即紫禁城外的八座庙。
可能诸位对京城的“外八庙”有所不知，笔者特罗列如下：宣仁庙（风神庙）、凝和庙（云神庙）、普渡寺、真武庙（又叫玉钵庵）、昭显庙（雷神庙）、万寿兴隆寺、静默寺、福佑寺（雨神庙）。这八座庙宇几乎都在南长街、北长街和南池子、北池子。
在老北京，居家过日子要有桌椅，迎门放着的桌子叫“八仙桌”；过去北京人写信的信纸，大都用直线分成八行，所以那会儿的书信，又叫“八行书”；老北京人正式结婚之前先要订婚，订婚的帖子叫“八字帖儿”；媳妇过门儿坐的轿子叫“八抬大轿”（八个人抬的）。
老北京管朋友的交情深，叫“八拜之交”；比喻要办的事还没有眉目，北京人会说：“八字还没一撇呢。”形容什么事儿哪儿不挨着哪儿，叫“八竿子打不着”。
您瞧，生活中有多少离不开的“八”字呀！
清军以“旗”建制亦不例外，也分为“八旗”。其实是黄、蓝、红、白四种色儿，但为了凑这个“八”字，分为镶了边儿的和不镶边儿的，变成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其中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而在清入关之前，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人（有关“八旗”，还有别解）。
“八旗”制度外，还有皇族亲、郡王亲等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满洲旗人有“八大姓”：钮钴禄氏（郎）、瓜尔佳氏（关）、舒穆禄氏（舒）、那拉氏（分叶赫和辉发，最初都是地名）、完颜氏（王、金）、富察氏（傅）、费莫氏（费）、马佳氏（马）、章佳氏（章）。实际上是九姓，但费莫和马佳是一族，所以成了“八姓”。
汉军八旗还有“八大家”，即为大清国立国建过功的八个汉族姓氏：尚、耿、石、李、佟、祖、蔡、王。
这儿给您补充一句：所谓在旗或旗人，并不都是满族人，还有编入“八旗”的汉族、蒙古族、回族等，例如清末陕西巡抚升允是俄罗斯族人，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是达斡尔族人。
因为这本书聊的北京话，所以再让您长点儿学问：由于早年间，“八旗”在京畿(读
j，古代靠近国都的地方叫“畿”)各地都有驻军，所以留下了“厢（应该写成‘镶’)红旗”、“正蓝旗”、“正黄旗”、“西二旗”等地名。
现在有些人不懂其意，“正蓝旗”的“正”给念成了zhèng，连公交车报站也发这个音。看上去，一点儿错没有，其实是大错特错了。
因为所谓“正蓝旗”，是整个儿的旗子都是蓝的。而“镶蓝旗”是镶着边儿的蓝色的旗子。所以“正蓝旗”的“正”必须念zheng（第三声）。
需要说明的是，广东人也喜欢“八”字，因为粤语“八”的谐音是“发”，说这个字有讨吉利能发财的寓意。老北京人也喜欢讨口彩，不过，这个“八”字，跟“发财”没关系。
因为北京话的“八”，发音不是“发”。“八”是个吉利数，北京人喜欢“八”，跟“四平八稳”的心态、“八仙过海”的风习有关。
根儿是哪儿，话就是哪儿
闲话少叙，单说老北京人的“老”，远了不说，就说离现在比较近的清代吧。当时的内城，也就是大体现在二环路以里的地界，都住的是“八旗”，按“旗”划分居住的区域。
没有旗籍，也就是说不是旗人，您的官儿再大，比如纪晓岚、曾国藩、林则徐、李鸿章，也得住到外城。外城的人也算北京人，但归谁管呢？
原来当时的京城设有顺天府，下辖两个县：一个是大兴县（衙门最早在西城，后来改在东城，就叫大兴县胡同，后改为大兴胡同）；一个是宛平县（就是现在卢沟桥不远的那个古城），外城的人都隶属这两个县，东边的归大兴，西边的归宛平。
所以，您现在看到一些在京城住了七八代的老北京，籍贯却不是“城”里。如文化名人齐燕铭、罗常培，其籍贯一个是大兴人，一个是宛平人。您别以为他们是现在的大兴区人或丰台区人，人家二位正经八百是北京的城里人。
齐燕铭先生的名字，带出了他是哪儿的人。其实他是蒙古族，姓齐利特。这位京籍文化名人，曾在延安“鲁艺”当过教员，并在那里参与主持创作了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这两出戏让他出了名，受到毛……的赏识。他后来从了政，当过……等要职。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满族正黄旗人，姓萨克达。在这儿得多说他几句。为什么？因为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在北京大学教语言学。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他还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赵元任、李方桂并称中国早期语言学界的“三巨头”。
有意思的是，罗先生跟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发小儿”。当时老舍家住新街口的小羊圈（后改小杨家）胡同，10岁的时候，由私塾转到西直门内大街高井胡同口儿的两等小学堂三年级，跟罗先生正好一个班。两个人放了学，常到新街口的书茶馆听书，吸收老北京文化的营养，后来他俩又在国立北京三中念书，是中学同学。
俩人都是旗人，又志趣相投，自然成为莫逆之交。罗先生还是老舍的大媒。1931年，他把在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的胡絜青，介绍给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俩人结为秦晋。
老舍先生早年在英国教书时，用业余时间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寄给罗先生指点。罗先生的专业是音韵学和语言学，他说：“我本不是作家，老舍让我审他的稿子，未免问道于盲。”于是，一向谦和的他把老舍的小说拿给有“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第一人”之称的鲁迅先生。
鲁迅是绍兴人，北京话说得不太到位，但对老舍先生用地道的北京话写的第一部小说，还是给予肯定。虽然比较客气地说技巧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但京味儿文学语言的特色，还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对老舍小说评价的原话是：“地方色彩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小说后来在当时的《小说月报》连载。
老舍先生对罗先生一直非常敬重。因为罗先生是研究语言的，老舍是运用语言的，所以老舍先生说：“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您从两位先生的客气劲儿就能看出，老北京人是多么看重研究北京话的人。
齐先生和罗先生,包括老舍先生，应该算地道的老北京，所以，走到哪儿,都说自己是北京人。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在北京住了几辈子了，还念念不忘祖籍，不认自己是北京人，如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和朱家溍先生，一个祖籍福建福州，一个祖籍浙江萧山。
我跟二位大家颇熟，他们生前我多次采访过。二位都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别人问起他们是哪儿的人，王先生总是笑呵呵说自己是福建人。朱先生也谦和地笑道：我是浙江人。其实两位的祖上都在京城做过高官，而且已然世居。
类似的还有老北京有名的大商人，如盐商查氏，也就是作家金庸先生的老祖，本籍是大兴，但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北京住了几辈子，人家到什么时候也说自己是海宁人。老“同仁堂”的乐家也如是，乐家人从明末清初就到北京了，但世居多少代，依然说自己是浙江宁波人。
这些根儿在南方的北京人，世居京城几代了，身上也是京味儿十足，如王世襄先生是京城有名的大玩家，但他们在宅门内，其日常起居、生活习惯等方面，依然保持着南方人的一些习俗。
至于他们平时说什么话，当然是北京话。但他们说的北京话里也杂糅着一些乡音，因为平时在家里，他们的父辈说的是家乡话,代代相传，保留着一些乡音在所难免。俗话说:最难改的是乡音，真是一点不假。
您瞧北京人的构成是不是挺复杂？其实北京话的形成过程跟这个差不多。换句话说，北京话是棵大树，虽然它是在北京的地界长起来的，但它并不都是北京人撒的种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京人就是在北京这地界不停地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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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4 21: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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