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大树｜周有光
我在85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看报，看书，写杂文。
小书室只有9平方米，放了一顶上接天花板的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和一个茶几，所余空间就很少了。
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过着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
人家都说我的书室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有人要我写“我的书斋”。我有书而无斋，便写了一篇《有书无斋记》。
我的坐椅旁边有一个放文件的小红木柜，是旧家偶然保存下来的遗产。
我的小书桌桌面已经风化，有时会刺痛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初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删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翻版。
一位女客来临，见到这个情景就说，精致的红木柜，陪衬着破烂的小书桌，古今相映，记录了你家的百年沧桑。
顽石补天是我的得意之处。我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裤子破了无法补，急中生智，用橡皮胶布贴补，非常实用。
林彪死后，我们“五七干校”全都回北京了。我把橡皮胶贴补的裤子给我老伴看，引得一家老小哈哈大笑！
聂绀弩在一次开会时见到我的裤子，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我的小室窗户只有一米多见方。窗户向北，“亮光”能进来，“太阳”进不来。
窗外有一棵泡桐树，20多年前只是普通大小，由于不作截枝整修，听其自然生长，年年横向蔓延，长成了荫蔽对面楼房的蓬松大树。
我向窗外抬头观望，它不像是一棵大树，倒像是一处平广的林木村落，一棵大树自成天地，独创一个大树世界。
它年年落叶发芽，春华秋实，反映季节变化；摇头晃脑，报告阴晴风信，它是天然气象台。
我室内天地小，室外天地大，仰望窗外，大树世界开辟了我的广阔视野。
许多鸟群聚居在这个林木村落上。
每天清晨，一群群鸟儿出巢，集结远飞，分头觅食。
鸟儿们分为两个阶级。贵族大鸟，喜鹊为主，骄居大树上层。群氓小鸟，麻雀为主，屈居大树下层。它们白天飞到哪里去觅食，我无法知道。一到傍晚，一群群鸟儿先后归来了。
它们先在树梢休息，漫天站着鸟儿，好像广寒宫在开群英大会，大树世界展示了天堂之美。
天天看鸟，我渐渐知道，人类远不如鸟类。鸟能飞，天地宽广无垠。人不能飞，两腿笨拙得可笑，只能局促于斗室之中。
奇特的是，时有客鸟来访。每群大约一二十只,不知是什么鸟，转了两大个圈,就匆匆飞走了。你去我来，好像轮番来此观光旅游一样。
有时鸽子飞来，在上空盘旋，带着响铃。
春天的燕子是常客，一队一队，在我窗外低空飞舞，几乎触及窗子，丝毫不怕窗内的人。
我真幸福，天天神游于窗外的大树宇宙、鸟群世界。其乐无穷！
不幸，天道好变，物极必反。大树的枝叶，扩张无度，挡蔽了对面大楼的窗户；根枝伸展，威胁着大楼的安全，终于招来了大祸。一次大动干弋的砍伐行动开始了。大树被分尸断骨,浩浩荡荡,搬离远走。
天空更大了，可是无树无鸟，声息全无！
我的窗外天地，大树宇宙，鸟群世界，乃至春华秋实、阴晴风雨，从此消失！
（此文作于2009年，时作者104岁。）
父亲的足迹｜范稳
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退休时的身份是“范师傅”。而在共和国成立伊始，父亲是大地主家的阔少爷。
父亲去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癌症。我大学毕业后去云南工作，那些年每次回去看望父母，都看得见死亡的阴影在父亲的身前身后徘徊，他本来就瘦削的身子日益孱弱，最后的一两年连挪步都困难了。
可是父亲对归家的我，却总是有很多温情的话要说。忆旧大约是生命快走到终点的人唯一的精神财产。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对坐孤灯下，父亲忽然向我提起了他的往昔。在过去，因为家庭成份问题，我们从小没少吃苦头。“地主”是一顶无形的帽子，像块厚重的乌云，永远罩在我们这个家庭里，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没有阳光。我上小学、中学时，最怕填各种表格，因为上面有一栏“家庭成分”，你不得不屈辱地填上“地主”一词。我恨自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父亲说，过去我们家有良田千亩，可惜的是，他并不惜福。你想想，这种家庭的孩子，有几个是读得出书来的？在成都，他和一些有钱人家的阔少，不是推牌九打麻将，就是到梨园去追捧戏子，滋事惹祸。父亲苦笑道，要是那时懂事些，好生读书，怎么会像今天?
解放了，父亲回到老家，被农会命令去修铁路。那时成渝铁路刚开工，需要大量民工。父亲说，他是很不服气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帮农民叫花子怎么可以对一个少爷指手画脚？他叫了一乘轿子，四川叫滑竿，坐着那滑竿耀武扬威地去工地报到。工地上的干部见这个少爷如此摆谱，当即气得大骂，你这个地主狗崽子，还以为是旧社会吗？给我挖土方去！父亲讲到此处时，哑然失笑。少年时干的糊涂事，吃的苦头，两鬓斑白后，都付与笑谈中了。
就这样随着铁路工程队转战四方。父亲修过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大西南几条重要的铁路都有父亲工作过的经历。地主家的阔少爷在共和国铁路的翻山越岭中，逐步被改造成了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母亲曾经对我回忆说，当年她第一次去父亲的工地上看望他，看到的是个叫花子，身上全是泥浆、没有一块布是干净的。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讲过自己修铁路有多苦。他只是说过在修成昆铁路时，山洞里塌方得厉害，他们拿不下来的工程，就交给铁道兵了。每当我探亲时走成昆线，看着那些过不完的山洞和桥梁。有时就会想：哪个山洞、那条山梁，留下过我的父亲曾经的足迹呢？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一本上世纪50年代的笔记本。其中一页是父亲的一篇学习体会。大意是工程队的书记对他说，你年轻有文化，要好好向老革命学习，努力改造自己，国家会重用一切有志青年。父亲在最后说，他要认真工作，争取加入共青团。
“文革”前父亲已经从工程队转到管理部门做财会工作了，并且在贵州落了脚，与母亲两地分居。“文革”时像他这种成分的人当然要受到冲击，被发配到一个煤矿接受改造。这一改造就是10年。“文革”后父亲平反，继续回原单位效力。那是父亲工作生涯的一段黄金时间，他的业务过硬，被任命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总是很忙，人们叫他“范师傅”。
父亲以“范师傅”的称谓退休、荣归故里。这个前地主家的阔少爷，少小离家老大还，从一个浪荡子转变成为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国盛家事兴；一个人的足迹也总是和历史前进的车轮步步相随，峰回路转，百折不挠。我庆幸父亲命运的转折，他的一生纵然吃了不少苦，但也不乏精彩和灿烂。他只是一个在旧时代出生，在新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普通人。在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时代的变迁。
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共和国的成长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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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3 21: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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