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瑶卿14岁
一、父亲王彩琳
在众多的记载中,对王瑶卿家世的记述均着墨不多,这也包括他自己的回忆。大致是原籍为江苏清江,来北京后入宛平籍。
而在史料的记载之中与搜寻之下,这其中,却不尽然。
对于王氏原籍,自述的“清江”,与“江北淮安”并不矛盾。清代建制的淮安府清江,即今日之江苏淮安。
明清两代,淮安府为漕粮运输枢纽与海盐集散中心,交通发达因而商贾云集,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均驾临这里。历次接驾中,“两淮盐务,尤为绝出,例外蓄花雅两部,以备清唱”,盐商为代表的富商阶层充分发挥了对声色犬马之乐的想像,并以此取悦帝王,因而富商家班与民间各类演戏盛况空前。乾隆南巡后,苏州织造便一直承担选送江南伶人进京的承差,所选主要为昆曲伶人。
王瑶卿的父亲王彩琳即为在此背景之下从两淮来京的昆曲伶人,他原籍清江府,幼习昆旦,又名彩菱、家琳,字耀庭。后来他在咸丰时期成为北京城南韩家潭“绚云堂”堂主(“绚云堂”后更名为“怡云堂”),因此也被称为“王绚云”。
与王瑶卿素有交情的陈墨香曾提到过福建文人李家瑞曾为王彩琳作过一首《采菱歌》:
王绚云,亦名采菱,闽人李家瑞为作《采菱歌》:采菱,采菱,在潭之滨,其人如玉,其冷如冰,虽则如冰,是获我心。时王寓韩家潭,故云。王习昆旦,有名,其子瑶卿、凤卿,均为佳伶。
《明僮续录》记述王彩琳:
怡云王彩琳,字绚云,淮阴人。孤芳自挺,目无下尘,于侪辈中有鹤立鸡群之概。而柔情艳思,时于氍毹一露之。其演《醉归》、《独占》诸剧,粉亸香酣,宁仅卖油郎心醉欲死也。含茹冷隽,町畦独辟。虽朝夕所与游,淡然恝然,不少假借,似不苟为妩媚者。脂韦之俗,匿其性情,尚虚车以逢世者多矣。吾不知绚所操术,其真洁清自好者欤?抑亦矫饰售欺者欤?
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也记载王彩琳“在咸同年间得名之盛”。
可以知道,当时王彩琳擅长出演《醉归》、《独占》等昆曲折子戏,大约也因技艺精湛,以至于有“鹤立鸡群”之赞誉。
在王瑶卿本人的回忆中,从“父亲三十岁以后才生我兄弟两人”,结合王瑶卿出生时间为1881年,可以推断王彩琳至少出生于1851年以前。再结合王凤卿所述父亲“八九岁来京师”,又可以推断出王彩琳是在1858年前后从江苏清江来北京的。
王彩琳在家乡时从李姓艺人学昆曲,来京后又拜师谢肃玉,在四喜部唱戏。但是来京师后,主要跟从的是郝兰田。王瑶卿的胞弟王凤卿曾回忆父亲:“八九岁来京师,从郝兰田学戏。”
……
这是迄今为止介绍王瑶卿生平的文献中都没有提及的一点。不过,在他人的书写和回忆中,都倾向于将王瑶卿视为郝兰田的外孙,王本人对此也不加反对。这首先与郝兰田在梨园界的地位相关,其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郝兰田的女儿是王彩琳的正房夫人,而因为没有子嗣而续娶的王瑶卿兄弟二人的生母则未得到记载。
二、少失其怙
王彩琳有三个孩子。长子为王瑶卿,次子为王凤卿。王家还应该有一个小女儿,后来嫁给了唱刀马旦的朱桂元。
身为韩家潭“绚云堂”堂主的王彩琳,后来却因为“倦厌粉墨生活”而“弃伶学贾,开设当行”。也就是说,王彩琳后期不再经营堂子,而转行开起了当铺。王彩琳的当铺生意应该不错,因为王瑶卿谈到幼年时说过“家境宽裕”。但是后来“所设当行焚于火,而家琳亦因惊悸病殁”,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王家当铺毁得一干二净。王彩琳见半生经营化为灰烟,又惊又惧,在懊悔与惋惜中生病去世。
王彩琳去世时,长子王瑶卿尚不到10岁。王瑶卿是光绪七年八月初七,也就是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北京城南韩家潭,原名为“瑞臻”。
韩家潭是一个中国戏曲史上鼎鼎大名的所在。昔时李渔来京就曾在此旧居,此后“四大徽班”进京也入驻于此,“春台寓百顺胡同,三庆寓韩家潭,四喜寓陕西巷,和春寓李铁拐斜街,嵩祝寓石头胡同”,数以百计的名伶居所从此聚集于斯地,梨园子弟在这里成班授徒,世代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清末宣南文化,北京俗语向来有“人不辞路,虎不离山,唱戏的不离韩家潭”之说。
王瑶卿出生之时,“京剧”之名在上海《申报》已经诞生,但若从“皮黄纪元”之年论起,京剧生发的可回溯时间已近百年。
在王瑶卿的幼年,父亲王彩琳不想让他继梨园营生,而是想让他经商为业。这在王瑶卿自己对幼年生活的回忆中曾经提及:
在王瑶卿的幼年,父亲王彩琳不想让他继梨园营生,而是想让他经商为业。这在王瑶卿自己对幼年生活的回忆中曾经提及:
我父亲从咸丰年间来北京学戏,演昆腔旦。后来因为昆腔不受欢迎,家境又宽裕,也就休息不演,在家闲住。三十岁后,才生我兄弟两个。我六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一位祝老夫子,山东人,教我读书,本想让我学买卖,入商界。
但是在王瑶卿10岁的时候,父亲的去世与家业的凋敝,使得他曾经有过的经商改业的人生规划不得不成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想法。摆在面前的实际是一家人如何维持生计,而他,是家中长子。为此,王瑶卿的嫡母郝氏夫人让瑶卿兄弟操持父亲曾经的旧业——仍入伶界。
三、拜师田宝林
王彩琳在世时,王瑶卿就曾经和自己的师伯——田宝林(也作“田宝琳”),在家学戏。
当时学戏有科班出身和“私寓”学戏两种。王家自己有一段时间里经营“私寓”,也叫“私坊”,因此他是在自己家中学艺。
在成书于同治十一年前后的《群芳谱》的记载中,我们发现了田宝林的名字。
瑞春堂(李铁拐斜街)。宝琳(林),姓田,号玉珊,北京人,年十九岁,部同(四喜部),老旦。
田宝林对王瑶卿的教育,也就是通常说的“教戏的法子”和别人有所不同,王瑶卿曾这样自述:
这位先生教戏的法子和现在是完全的不同……他初教的时候,叫你上韵念白,等到该唱的时候,叫你先把唱的词句,也按上韵的白一样念法;把一出戏全念熟了,背过数次,再按次序给你唱,把一出戏唱完了,再上胡琴高唱,然后再教你走脚步,做身段,排戏。
田宝林的这种教戏方法应该是当时私寓学戏的一种主要训练方式。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因而后来在程长庚继子程章甫主办的“四箴堂”还担任过教师。
王瑶卿以《彩楼配》开蒙后,隔了三四年,到父亲因病去世以后,才又拜师学艺。不过这一次他不是在自己的家中学戏,而是被母亲送到三庆班的“大下处”。
当时的戏班,每一个班有一个“大下处”,相对于“私寓”而言,又称为“公寓”。搭班的角色,没有家眷的,都可以住在“大下处”里,但那里不起伙食。可见,“大下处”就相当于艺人的公共居所。因伶人集中,所以也经常在其中传艺,渐渐成为学戏的场所。三庆班的“大下处”位于韩家潭。《梦华琐簿》载:“乐部各有总寓,俗称大下处……三庆寓韩家潭……”
在《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中,将三庆班这种带有传艺功能的居所误解成“科班”,记述如下:
四箴堂三庆班,为昆、乱(皮黄)科班。清同治年间(1862—1874)由程长庚之继子程章甫主办。聘请田宝琳等为教师,生徒中有殷荣海、孙二宦、张淇林、陆杏林、叶福海、钱金福、侯幼云、李成林、李寿山等。以上诸人均于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六年(1880—1890),被选为内廷供奉。报散时间不详。
这个“四箴堂三庆班”并不是一个科班,王瑶卿在对穆辰公《伶史》的批注中曾经特别更正过。《伶史》载:“荐德霖于三庆科班,习梨园业。”王瑶卿在此批注:“并无三庆科班,乃大老板所立之四箴堂……”
由此可见,当时的三庆班可以说是一种“大小班”的形式。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成年的演员在台上演出,为三庆班挣得收入,也是戏班主要依靠的演出力量。另外的一些童伶也跟从在戏班中借台演出。这部分童伶的来源复杂,有的是“私寓”中的小孩,当时经营“私寓”的堂主交纳一定数额的银钱以后,这些孩子才能够得到借台演出的机会,而戏班的主要演出并不依靠这些童伶,童伶来演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挣到戏价,而是以台下陪酒等收入为主。而另外一部分童伶则是戏班中招收的小学员,他们留在这里学戏,是真的为了将来上台演出做准备。
四、被“崇剥皮”毁了腰
“四箴堂”三庆班坐落于北京城南百顺胡同,教戏的师父有前面提到的田宝林,还有崇富贵、殷荣海等人。
王瑶卿和王凤卿都在这里跟随崇富贵练功。王凤卿当时学的是武生而不是老生,其《莲花湖》之胜英、《艳阳楼》之花逢春等,皆得自崇富贵。王瑶卿学的是武旦。当时和他一起学戏的同学还有迟遇泉的三儿子迟月亭、李盛藻的叔叔李鑫甫等人。这两位后来都很有出息,一个成了名武生,另一个是谭派传人。
崇富贵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早年跟随程长庚,本工是武二花,一直给人配演。后来教戏,从三庆班成立之时起就在班中教授武功。杨小楼、钱金福、俞振庭、迟月亭、张长宝、胡金祥、李玉林、李寿山、李寿峰都曾得到过他的传授。光绪十八年(1892)前后,崇富贵曾加入重整后的三庆班,与罗寿山一起演丑角,当时与之同班的还有王瑶卿的另一位老师杜蝶云。
在王瑶卿的记忆和描述中,这位崇先生没有成家,也没有什么亲人,因此就住在三庆的“大下处”里。他平素话语不多,教起武功来对学生尤其严厉。很多时候因为对学生过于苛刻,近于折磨,因此众人悄悄在背后叫他“崇剥皮”。王瑶卿当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这个年龄,很多官宦公子还在撒娇使性,可是他,父亲病故,无力更无由脱离伶籍,天生聪明偏度曲,这个天赋聪明的少年就这样在梨园宿命中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梨园练功之苦,毋庸多言。每天压腿下腰,无论寒暑风雨。投河觅井一类因苦不堪言而走向极端的情况也只能以一句“死生有命”草草打发了人生。武功教师,都是以严厉著称,要不也不会被悄悄地送一个“剥皮”的绰号。这次,这个绰号叫“剥皮”的老师还真的剥了王瑶卿的皮——王瑶卿在这位先生手里练坏了腰。对于幼年的这段惨痛经历,中年以后的王瑶卿曾经有过很细致的回忆:
我练到一年来的功夫,先生给我练围腰。这围腰的练法,先生用左足站在板凳上,把练功人的腰放在左腿上,仰面朝天。先生用两手一边按练功人的胸,一边按练功人的两腿,用揉转活动的法子微微地往下按着活动,直到练功人的两手能抓住自己的两腿,便算成功了。在练习时,先生每到用两手按时,必令练功人吹气。有一天正给我围腰时,我觉着腰间一疼,刚一喊叫,先生照例不许练功人出声音说话,听我一喊,用力一按,说别嚷,我就往下横里一歪,先生也就把我放下来了。第二天一看,腰间红肿起来,把腰骨伤了一节。等养好了,这节腰骨也就完了。从此,母亲就不叫我练武功了。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练武功“下腰”时的方法,更可以知道当时武功教师对学生的严厉。
10岁刚过的王瑶卿,在师父按腰力度过大的时候,只因忍不住疼痛而喊叫一声,则被崇富贵厉声制止,因而换来更用力的按压,结果导致腰骨折断……这的确是一段让人不忍卒读的回忆。但是,在王瑶卿人到中年之时的每一句清晰的回忆中,却并没有对师父有任何的不敬之意和怨忿之词。作为弟子,这可以看出他对师徒关系的尊崇,更可以见王瑶卿的为人。
也许,王瑶卿遇到的每一位教师,每一个教师的教授方法,以及师德和品格,都给了他无比清晰的记忆。这些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教会了他日后如何对待他自己的学生。
(摘自孙红侠著《桃李不言,一代宗师——王瑶卿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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