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寺》，尚小云饰白娘子
二、卖身学戏
尚小云小的时候，家中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当他饿得前胸贴后背时，邻居家的鸡偏偏叫了起来，而且叫得欢实。仿佛是应和似的，这个时候，他的肚子也叽叽咕咕地叫不停。这样，他就更觉饥饿难耐了。虽然家中少了几张嘴，但仅仅依靠母亲那微薄的收入，全家人还是无法吃饱肚子。早熟而又自视为家中长子的尚德泉，眼见母亲起早贪黑，日夜劳作，又时不时忍辱含羞四处借米求油，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便萌发了辍学学戏的念头。
在辍学学戏方面，尚小云与程砚秋的经历有几分相似，都是因为父亲早逝，仅靠母亲维持生计，家贫而不得不自请卖身学戏。选择学戏的原因，两人也相似，都是因为有唱戏的同住一个大杂院，受其影响。与程砚秋同住的是一位花脸，尚小云的邻居则是一位弹唱老艺人。耳濡目染，他们也就爱上了戏曲。当时北京的戏曲环境，如《燕都名伶传》作者张次溪所说：“时北京重声歌，鬻曲所入，骤可致富。”
尽管国势风雨飘摇，但京剧艺术却仍然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稳步朝前。到了清末，京剧进入逐步成熟的阶段，无论是演员的表演技艺，还是剧目的品种，以及音乐、舞美，甚至观众群体、演出场所等，都前所未有地极大丰富。更重要的是，演员的社会地位也在悄然提高，这似乎可归功于清廷对艺人的关注。
早先，娼、优、隶、卒四种职业被视为贱业，伶人的地位甚至不及娼妓。清乾隆年间，清廷设立“升平署”，专门负责传名伶入宫唱戏，并每月发俸禄，因此在客观上抬升了伶人的身价，伶人也视选入“升平署”为荣光。与此同时，戏班的体制正由“集体制”向“名角挑班制”过渡。名角儿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偶像而被追捧，收入也大幅提高。这时的名角儿老生有汪桂芬、谭鑫培，旦角有陈德霖、路三宝、王瑶卿等。（原书注：集体制即演员个人位居于群体之中，无论是每场演出中戏码的排列次序，演员之间、演员和乐师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什么个人的突出地位。）
简单地说，戏园林立、名角齐聚、新腔迭出、剧目纷繁，的确是“重声歌”的表现。而尚小云接触京剧，是因为他家旁边有一座很著名的戏园——天和园。这里的欢乐热闹让他好奇，而在这里出出入入走路昂首挺胸的名角儿，又让他羡慕不已。当然，他没有钱，不可能时时进入天和园。在他家的另一边有一个市场，那里有唱戏的、说书的，更加热闹。在这里，他认识了京剧，并为它新颖别致的装扮和咿咿呀呀的唱腔着迷不已。
张次溪在《燕都名伶传》中这样记述程砚秋说服母亲让他去学戏：“儿请学歌冀减亲累，即以体亲心也。母年老，儿安忍坐食，儿闻学歌甚易，获效好，为之二三年，可有成，不忧贫矣。”实际上，这些话同样适用于尚小云。从近处说，去学戏吃住在师傅家，家中便可少了一张嘴，减轻家累；从长远说，学戏成名角儿，“骤可致富”，虽然是少数，但如果努力，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致富，将使母亲和两个弟弟从此摆脱“家无隔夜粮”的窘困苦难生活。
尚小云的母亲张文通一听儿子要去学戏，立即就哭了。尽管尚小云的先祖尚可喜已逝世三百余年，但他毕竟是名门之后。张文通不免感慨：身为名门之后，怎么能沦为优伶戏子？不是说，戏子是阔佬们的“玩意儿”吗，她怎么忍心将名门之后送去做“玩意儿”。再者，学戏极苦，不是普通孩子能够承受得了的，德泉是她的心头肉，她又怎么忍心让孩子去吃那炼狱般的苦痛？但是，张文通的眼泪中除却不忍、不舍外，还有无奈、挣扎。俗话说，“家有半亩地，不让孩子去唱戏”，“家有隔夜粮，孙子不当唱戏郎”。然而，在家无半亩地又无隔夜粮的生活状态下，孩子不去唱戏，不当唱戏郎，又何以生存？
年幼的尚德泉无法体察母亲复杂的内心，他只知道学戏是唯一出路。所以，他一再坚持，甚至以孩子特有的纠缠方式，反复请求母亲同意。张文通不得已，只好说：“外人都说，唱戏的最丢人。”这个时候，尚德泉终于了解了母亲不停哭泣的原因，他爽直地说：“唱戏能挣钱，能让家人吃饱饭，不丢人。”这一学戏理念可能就是他日后宣称的那句“我不否认我是唱戏的，我也不引为耻辱”的来源。
张文通一方面为儿子的懂事和善良倍感欣慰，更为儿子面对苦难和世俗偏见所表现出的不忧不惧而感到自豪。她被儿子打动了，唱戏也是一门手艺，学成了，学好了，也是有作为的。于是，她勉强同意了，不仅同意德泉去学戏，也同意三儿子德福同去。
几十年后，尚小云自己在回忆他是如何走上戏路的时候，这样说：“光绪三十四年（实为三十二年，1906）——那正是封建王朝日益腐朽没落的年代，正是艺人的社会地位处于‘鹌鹑、戏子、猴’的悲惨年代，而我，正是在这个年代里被迫去做‘戏子’的一个年方9岁的苦孩子。”
1907年，尚小云7周岁，春天到来的时候，他辍学了。
当时，京剧演员的培养方式主要有四种：科班学艺、拜师做手把徒弟、请师傅到家中传艺、票友学艺。对于初入戏门的孩子来说，票友学艺，自然不可能。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家境比较好的，才有能力出钱请师傅到家中传艺。因此，尚小云初学戏，只有前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起初，张文通执意要送两个孩子去科班学艺。当时北京城较有名的科班，是“喜连升”（后改名“喜连成”，1912年又改为“富连成”）。可是，“喜连升”班主叶春善以尚氏兄弟“骨架过大，不是学艺的材料”为由拒绝了他们。世事难料，尚小云与“喜连升”的缘分，并未因叶春善的拒之门外而尽。20多年后的1935年，在“富连成”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时，一向侠义的尚小云献出自己的本戏，助其一臂之力。不夸张地说，是他挽救了“富连成”。
之后，经人介绍，尚氏兄弟拜到了唱老生的李春福的门下，做了他的手把徒弟，双方签了“字据”，也就是“卖身契”。客观地说，“喜连升”科班的叶春善当初拒绝尚氏兄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李春福初见尚氏昆仲，也觉两个孩子的天生条件并不好，也曾萌生拒收的想法。但是，他很善良，心也软。张文通眼圈红红地将家中的困苦一五一十地说给李春福听，毫不隐瞒让孩子学戏就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当然，她也言及德泉如何懂事。最后，她言辞恳切，几乎是央求着，请李春福收留两个苦命的孩子。听了张文通的一席话，李春福十分同情这孤儿寡母的遭际，答应收他俩为徒，教他们学老生戏。
其实，李春福并没有教德泉太长时间，他发现尚氏兄弟并不适合唱老生。不过，他觉得尚德泉非常聪明，反应快，悟性高，而且非常爱唱戏，相当用功。既然德泉不适合学老生，又有学戏的志向和潜力，理应将他放在能够培养人的地方——科班。李春福想到了“三乐班”，他是“三乐班”的教师，与创办人之一李际良交情匪浅。
由李春福推荐，尚德泉、尚德福兄弟终于进了科班。正如徒弟拜师要与师傅订立“字据”一样，入科班要签“关书”。“关书”的形式是大红纸折子，外写“关书”两字，折内的具体内容与“字据”相仿，也相当于“卖身契”。据说，尚小云在上世纪30年代自己创立科班时，常常将早年他进“三乐班”时的“关书”拿出来给学生们看，以说明当时艺人的卑贱身价和学艺的凄楚。“关书”立过之后，尚德泉、尚德福就算是“三乐班”的正式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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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1 2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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