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范钧宏合作改编程派名剧《碧玉簪》为《玉簪误》
初试《玉簪误》
80年代后期，李世济陪同丈夫老唐去美帼做心脏手术，行前委托范先生考虑修改程砚秋的早期名剧《碧玉簪》。世济说：“这个戏是程派的早期名剧，但情节上毛病较大。但主要唱段都灌了唱片，又不宜大改。”范答应先研究研究，至于具体怎么改，等他回来再说。我此前看过越剧《碧玉簪》的越剧本，印象并不好。找来程先生20年代的演出本，鼻子几乎被气歪。这也算是早期名剧？情节上毛病比比皆是，只不过有几段好听的唱段。如果非要改动，就应推倒重来。但与其费这番力气，还不如另外编它一出。我把观感告诉给范老，他笑笑说“你总是有极端意见”，但他也重新读了本子，我问他有何意见，他则说不准备说服我，“等世济回来再说吧。”
世济如期归来，老唐盛赞美帼的医术高明，他住院检查后立即开刀，第二天就让下床，没几天就让出院。世济则讲在美期间遇到许多华侨中的京剧票友，彼此交流甚是欢快。他们都力嘱世济努力，力求把这本“早期名剧”换一副新面貌问世。
世济的态度有变。她赞同大改了，她说海外华人对京剧的态度比国内更开放。范老不愧善于摸演员的底牌，他也随之变化了态度。我与他一起商量了新的剧本提纲，我写第一稿，他提意见后，我再改第二、第三、第四稿，最后差不多了，再由他最后打磨定稿。范对我讲，你别不耐烦，咱俩合作与我跟老吕（瑞明，后来担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一起搞，在方式上有许多不同。我俩也是先一起吹提纲，然后分头写初稿，你要是“一三五”，我就来“二四六”，初稿完了，彼此交换意见，再对调过来改对方的稿子，最后由范统一稿子。范说：“你还是第一次处理剧本的文字，别看文字本身‘没什么’，可它里边藏着许多东西，比如舞台调度，等等。”
剧本定稿，世济夫妇看过，然后由老唐去做音乐设计。设计完了，世济就开始练乐。其他演员也有相应的音乐创新，也各自去练习。最后放到一起合成，我旁观看着这个过程，很激动，发现自己与范先生写的文字，一刹那由演员的歌喉唱了出来——它不是歌曲，但胜似歌曲，它们有着这样那样的流派韵味。我觉得此生有这么一回两回，也算是不虚度了。范老则显得很冷静，他这辈子给京剧名家写的戏那么多，许多前辈都唱了他写的词。他激动的时候早过去了，但也肯定是激动过的。他说，现在世济是唱了你写的唱词，可许多前辈演员念出咱们写的说白，那实在比唱还高明还悦耳呢！
后边的事儿我就不逐一细说，剧本如期变成了舞台上的立体物，统排后内部试演，然后在北京公演。报纸上登了广告，我的名字与演员们的名字都印在上边——我终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北京演过几场之后，剧团移师天津，也是先登广告，然后公演。在天津最大的“一宫”（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李瑞环市长亲临，观众们熟悉他，向他轻轻地鼓掌，更向他微笑。在演出休息时，他接见了我们剧组成员。我告诉他，世济在核心唱段中借鉴了张君秋《祭江》中的“四大腔”，李市长当时就说：“不对，王瑶卿的演法更绝，他采用了八大腔。”后来一打听，还真对。难怪天津人这么喜欢他们的市长了。
再后来，李私下与世济夫妇谈了他对这出戏的意见，音乐上太新，河北梆子的痕迹太重。他就这么说了，世济夫妇也认真听取了。但这个本子大局已定，即使改，也有些无从去动了。
这本子演过十多场后，就搁置下来。我与之也一别多年。前年，中国京剧院为纪念老唐艺术生活七十年，在北京举行了他的京剧音乐会。最后是世济亲自登场，她唱的段子很短，就是《玉簪误》中的一段南梆子。我在台下听着，心中浮想联翩：啊，又与你（我执笔写的唱词）重逢了。自己当年写的仅仅是文字，现在经过了若干年，它又由世济本人唱出来了。后不久，人民大会堂有重要活动，世济出席，结果又是唱了这一段。现在，她有学生住在家里，她把自己最重要的唱段逐一亲授——相信，将来就会由她的这一程派分支的演员延续下去了。
台弯人赠我汉语成语词典
那时海峡两边的梨园开始走动，先是他们过来，并且过来得相当频繁。由于中国京剧院这个国家剧院的位置，与他们的接触自然较多。我发现了一个奇特之点，他们展示了自己普及京剧的做法，把历史上某些成语扩充为故事，然后编写成小型京剧上演。演出对象以小学生为主。他们好像很少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编、排、演类似我们《曹操与杨修》那样的大戏。我觉得新奇，他们便邀请我为他们写几段小的成语剧。我说，内地这边不太容易看见成语的文字故事集，因此在选择成语时不太方便。他们听了说:“我们那里,这类成语故事的小册子多得很，回去就寄几本给您……”果然，他们说到做到，不久就真寄来了几大册。
我仔细思想过几遍，这些成语多是中性的，没有鲜明的政治态度，但在成戏时也往往搞不出立场鲜明的东西来。但我充分注意它的中立性或文化性，这些特征倒是内地所欠缺的。曾试图编写一下，但总觉得这些成语不够一“卖”（指足够的“起承转合”）而没能完工。后来，我突然想起我那出《孔雀裘》，它不大，仅三场，但文化的意味是耐人寻味的。我何不一试？于是写信把这出小戏的意思跟对方说了。那边对此故事的内涵甚至比我熟，很快就表示有兴趣。后来，是他们的女花脸王海波来内地，找到我并且说到自己近况——新近组织了一个叫“铜锤”的京剧团，是以裘派花脸（也就是她自己）为主的，希望每年演出一个以花脸为主角的中型剧目……我以《孔雀裘》献上，她说容量与形式是合适的，但如果让裘派花脸主演，唱词上还要增多一些。我遵照修改了，她很满意，按合同付了稿酬。随即在台弯紧锣密鼓排成了京剧电视剧公映。我很关注戏中邹忌的扮相，甚至希望得到一张她的脸谱。后来我几次找王海波，都没能联系上。等2002年我到台北开会，心想这次总能见面了。不料，她早一步到美帼去了，因为孩子在美帼读书，她想想自己岁数“也到了”，于是收心回到家庭，相夫教子也是台弯女性正确的选择。
与“老海”合作写书
“老海”就是袁世海。谁第一个这么叫他？似乎很难考证，估计得是在“文阁”之后，演员当中的阶层观念有所淡化，一些与袁辈分相似的演员才发明了这个称呼。相信这称呼有形无形传到袁本人的耳朵里，想不承认也不行
，最后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绰号。再就是谁又能这么当面叫他？这我似乎从来没听见有人当面如此，但同时梨园在背后称呼他时，又几乎人人如此。我忽然想到，在整个梨园，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人出现过这样的绰号——这是否能算得上一个文化现象呢？这问题权且放下，不深入探讨了。
我曾主动拜访他袁副院长的家，建议与他合作写书之事。大约是在80年代后期，我真的找到他那里，落座已毕，客套两句也已结束，然后我就建议说——想与他合作写一本书。趁他还有些发愣的时候，我一鼓作气说了下去：“是写一本关于京剧架子花的书。您比我清楚，京剧花脸分成铜锤与架子花两大分支，准确些说，还有第三个小分支是武花脸。长期如此，但为什么如此？似乎没人研究它。还有，表面上铜锤、架子花二者平分秋色，但实际又是‘十净九裘’，‘裘’是您的师兄裘盛戎……”
袁最初还绷着脸不露声色，此际忽然就插话说：“哼，剩下的那一‘净’，也未必就是我们架子花啊……”看来，我的策略十分成功，袁激动了起来。我接着说：“请您相信我，我要是没有足够的准备，也不敢这样来找您。我是想与您合作一本题目叫《京剧架子花与中国文化》的书，作者署名顺序是您袁先生与在下徐城北。您一定奇怪，来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要求并列着写书？而梅兰芳身边的许姬传，年纪那么大了，他与梅先生合作时都是采取‘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著录’的形式。怎么小小的一个徐城北，就胆敢如此狂妄呢？”
袁先生向我摆摆手，表示他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让袁先生获得讲话的“权利”，我继续自己的谈话：“我能在剧院中遇到生活中真实的您，是我的荣幸。这就如同当初我母亲能采访到您的老师郝先生一样，那也是我母亲的骄傲。实话告诉您，我对京剧花脸问题关注已久，尤其是在今天来您这里之前，我曾向翁偶虹先生断续着请教花脸渊源，已经有好几年了。不信的话，您随意提几个花脸的问题出来，看我是否能当面给您一个初步的答案……”我同时做出了期望的神态。
袁先生彻底被动（也许是被感动）了，他没想到我会如此单刀直入。其实，我还真向翁偶虹与张胤德等位请教过不少花脸的事。翁先生本人就唱过花脸，他20岁前后开始走上社会之时，曾接受还是中学生的范钧宏的邀请，在范所在的中学举行校庆演出时，翁应邀去与范合演了《捉放曹》一剧。翁扮曹操，范演陈宫——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两点：第一，中学校庆居然演京剧，可知京剧在当时的普及程度；第二，翁、范早年全都真刀实枪地在台上“干”过，能伴随锣鼓一钉一铆纹丝不乱地演戏。所以我在初步接触过他俩之后深有感慨，他们一辈的编剧身上的功夫，不是我们这辈人轻易就能学到手的。至于我自己，60年代初我看了不少北京京剧团的戏，马、谭、张、裘——最迷人的还是裘。当然，我同时也看过李、袁、叶、杜，着迷的程度不如前边几位。我是在尽可能充分了解了花脸的“一切”之后才去找袁先生的。
我们商讨了谈话的方式。在随后的日子里，每周有三天的上午，我骑车到袁宅，上午与他谈两个半小时；下午我则在电脑前把采访所得录入并打印。下次再去时，则先谈新的内容，同时在走时把前一次谈的打印稿留下，等下下次再去时，袁就先把看过的稿子交给我，并签名证实是自己“看过的”。谈过一个段落，觉得可以集结发表了，我就寄给南京的《艺术百家》双月刊。文章发表后，我带给袁先生看，我们是从最精彩的部分谈起，我并且说：“这是受曹禺先生‘写戏可以从中间写起’的启发。因为从最精彩处谈起，稿子质量最高，刊物先发一遍的可能性也最大，您与我就容易获得双份酬劳。这样做，就为了使您和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获。您即使中途退出合作，您的劳动成果也不会丧失，因为您确实还有社会上其他工作……”袁发现我处理得很周到，微笑着挥挥手，轻声地说：“咱们已经熟了，说这些就多余了。”
我们把书稿的重要段落在大型刊物先期发表，等全部结稿后，立刻交出版社投入排印。在稿子变成书籍之时，赶上了文化部举办的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的活动，被纳入大会赠书的行列。在出版社结算了书的稿费后，我把汇款单与袁先生应得的一半同时送到袁宅，并请袁签名。袁仔细看了一下，微笑着签了名。这张被签名的小纸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袁此期还发行了自己的剧照小集，十张一套。他送了我一份，上边写着“城北留念”。这本书后来被《中国戏剧大百科全书》作为条目所吸收。
我是个很细心的人，不能白白在梨园待上十五年（当初是准备待一辈子的）。我保留了一些梨园的痕迹物，如上边讲到的一些小东西，演员的某个签名之类。它们中许多东西，让我的书柜显得非常充实。
再写《则天武后》
也就在与袁先生合作之前，范先生就突然去世了。他是倒在了在承德举行的编剧讲习会的讲坛上。他正在给河北省的年轻编剧讲自己的经验，心脏病突然发作，他就倒在了工作状态中。我很感慨，深感老先生们都上了年纪，如再不抓紧，丢掉的东西就更抢不回来了。正是这样的触发，才使我决定去找袁先生的。总算在袁先生还有精气神的时候，我和他完成了这项工作。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李世济约我为她写一个关于武则天的剧本。她这样说，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强者，但她在家庭中是弱者，丈夫与儿子都不支持自己的改革，所以她内心很痛苦。正因为有了这痛苦，才用得上我们程派。这是一。还有二，这出戏能“抓人”的地方，得是程派与裘派之间的“撕咬”。过去，程先生与裘先生还从没在舞台上面对面“撕咬”过。他俩也不是一个辈分的人。可咱们这戏里就有这场面。戏的二号人物是她政治立场的对立面，人物名字叫裴炎，是上一个朝代的大臣，他道德文章都很好，只是不能遵从武则天改革的路线，于是就拼命与武则天搏斗起来。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派”。正因为有这样的特征，演他用裘派才合适。我听得很入迷，有了这样的两项规定，这个剧目实际上就已然立起来了。但我依然工作了四年之久，戏才终于上演。这实在是很熬人的日子，今天改一段唱腔的辙口，明天推敲另一段话白的语气，真是没完没了。但一切又都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是带有韵味的。写京剧本子真不同于写长篇小说，作家下笔千言万语，洋洋洒洒都是自己的东西；可剧作家呢，仔细琢磨戏中的一个节骨眼，可以一千遍一万遍地推敲，最后是在舞台上呈现出精彩。观众在高声喝彩时，哪儿能想到当初在舞台下琢磨它的那些人与那些事呢？首先，戏剧是集体劳动；其次，编剧在其中只是一分子，并且不是最主导的方面。
世济所在的剧团中，并没有很强的裘派演员。这也不能怪任何人。自诸多流派先后问世之后，拥有哪些流派演员，就决定了这个剧团唱哪些戏。世济与李和曾同属二团，因此他俩各唱各的戏，谁也不太容易用得上花脸，更何况是裘派花脸。这也是没办法。当初北京京剧院拥有了马、谭、张、裘，四人各唱各的戏，同时横向上也可以合作，这天地有多大？可现在，花脸能与裘先生“差不多”的人早都不在了，你还能要求观众像捧他们那样捧你么？难了。李世济也知道难了，但她还是要尽力去争取。等进入排练后，她特意从外边“借”了一位中年裘派，还临时加入一位心腹担任副导演。最后演出了，效果不是“最好”，这也不是那位“借”来的不努力，而是他在个人影响上无法与世济的威望比，所以“再努力也无法达到两个流派的平分秋色”。同时在我修改本子时，也必须根据演员名声的大小，来安排角色任务的轻重。究竟是谁陪着谁唱，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但我有时控制不住自己，我习惯像真正的作家那样，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去安排场上的一切。请注意我“自己做自己的主”这句话，它在剧团里是颇为犯忌的。在剧团里，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让（或没敢）“自己做自己的主”。我知道，我偶然犯一回忌，世济夫妇还能容我，如果我老是犯忌，他们团就要让我“开路”了。还说与武则天对立的这个二号人物，我有时一高兴，就给他写出最最感动人的唱段。世济的爱人老唐就明确告诉我——你戏中最漂亮的一段唱，就是给裴炎临死前写的那段。这符合事实。但我没听出来他这番话实际是委婉的批评——老唐的心声则是：你给李世济写戏，怎么把最重要的戏写到其他人身上去了呢？
实在是难。但再难也要熬完这一回。咱下回可以不干了，但这回必须善始善终。我熬了四年，才打磨出这个本子。我累了！当然，世济与老唐比我还累。但他们的位置要求他们不能喊累，我虽然没喊，但心里决定：我就干这一回了，当然这回要干得尽量地好。至于以后，我还是干那些最能显现个人力量与意志的工作项目（比如个人写作）吧。
当李世济这个戏最后获得文化部第一届文华大奖的时候，我心中对自己说：“见好就收。”而她开创新程派的途程，似乎也在这个戏完结后告一段落。因为她岁数到了，名声也够了，如果还想再往前迈进一小步的话，付出的努力或许是个人承受不住的。人都有自己的极限。最好每个人都做到自己的极限立刻就“收”，一旦超出了极限，就不是在工作了，而是发傻与拼命了。发傻与拼命，是弄不出真正的质量的。各种艺术均如此，而京剧尤其如此。
说明一句，此剧上演时名叫《武则天轶事》。我非常不喜欢，因为一说“轶事”就容易给观众“胡编乱造”的印象。翁偶虹先生也有同感。他说：“还真不如叫《则天武后》呢！把名字‘倒装’一下，平仄上也好听。”但剧院广告早打出去了，想改也来不及了。对广大戏迷倒是无所谓，他们都知道李世济总算出了一部完全的新戏，他们买票，就为的是看一眼李世济，至于剧目名称是什么，无所谓。但其中一定要有几段好听的唱儿。如果有了，再贵几毛也值；没有，他们出去就散布自己的观感，让其他想来的人“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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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3 22: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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