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初，我请钮骠同志介绍我认识贯大元先生，并表示想跟贯老学戏。钮骠说，贯为人随和爽快，对艺术毫不藏私，这事一定办到。恰巧这时贯老的哲嗣贯涌同志想学点古典文学，同钮骠一道来找我。我开玩笑地说：“贯涌同志想学什么我教什么，就有一个交换条件，我想求贯老教我几出戏。”就这样，经过他们两位同志的介绍，我开始从贯老问业了。事实上我并没有教贯涌同志多少东西，倒是从六一年到六七年底自己第二次被打成“牛傀舌神”为止，我前后跟贯老学了十四出戏。在这几年中，我同贯老过从甚密，受益尤多。一九六九年夏末秋初，我刚一正式恢复自由，立即去看望他老人家，不想贯老已于几个月前病逝了。久想写一小文纪念贯老，苦于事忙未能着笔。八一年九月大病住院，卧床两月有半。病榻呻吟之余，回忆昔年与贯老拊掌快谈之乐，恍如梦寐。病既小愈，晴窗日暖，披衣小坐，拉杂成此，做为纪念贯老逝世十三周年的一点心意。有些轶闻琐事，于治京剧史者或不无参考价值，亦愿就有道而正焉。
一、我为什么想跟贯老学戏
我从小即喜爱京戏。三周岁时，因为舍弟同宾出生，祖母和母亲无暇照管我，便让我自己玩。玩具是一架古老的留声机和若干张祖父遗留给父亲的旧钻针唱片，都是百代公司出品。印象最深的有谭鑫培《卖马》、《洪羊洞》，刘鸿声《空城计》，龚云甫《六殿》，朱素云《射戟》、《飞虎山》以及姜妙香的《战蒲关》、《五花洞》（未改小生时所录制），王雨田（谭派票友）的《乌盆记》反调和《寄子》、《打棍出箱》，讷绍先（穆凤山派净角票友）的《碰碑》、《牧虎关》和《忠孝全》、《国母回朝》（即《打龙袍》）等，还有梆子唱片如十三旦的《算粮》之类。我一天到晚除去吃饭睡觉外，便独自翻来复去听这几张唱片消磨时日，直到上小学为止。这是我受京戏教育的第一课。由于习惯成自然，我对唱片有了特殊感情，每逢家长带我出门走亲串友，到了别人家首先打听这家主人是否藏有唱片，能听当然更好，即使不能听，也要求逐张检视一过，并默默将演唱者和剧目记下来。所以我从很小就知道百代公司钻针唱片中有一张贯大元的《闹府》、《黄金台》。后来当面请教贯先生，才知道这是他九岁时所灌制的，是贾丽川老先生给“说”的，唱腔属王九龄一派。
就在上小学的前后，我开始了到剧场看戏的“生涯”。我父亲当时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工作，东铁俱乐部拥有一个水平相当高的京剧票房，演出者大部分是东铁职工同人，其中有好几位都是民国初年春阳友会的成员。如老生陈远亭，是连余叔岩都非常佩服的谭派名宿（此人“九一八”事变后瘐死于日笨宪乒队）；花旦林钧甫和小生、青衣、花旦都能演的顾珏荪，是二十年代东铁俱乐部中的“顶梁柱”；此外还有老旦傅雪岑，花脸白希董，丑角韩诚之、赵仲三（后改司鼓）、蒉丹庭等，造诣都很深。其中年辈最高、资望最重的是奎派老生李六先生吉甫（一般人都呼之为“六大爷”，我则称他六爷爷），相传刘鸿声的《探母》即他所亲授。这个票房每周固定彩排两次，即星期三小排，星期六大排，小排每场演三至四出折子戏，大排除演折子戏外还要演一出大戏做为大轴，如从《穆柯寨》连演《枪挑穆天王》至《斩子》止，或全部《清风亭》等。观众则以东铁职工家属为主，有好戏时也吸引了大量社会上的“戏迷”。每个职工每场戏照例发票，我在家长携带下去看过几次之后，便再也舍不得放过。直到“九一八”之前，我每周至少去观摩一次。这是我受京剧教育的第二课。
一九三二年随家长回到北京，后来又迁居天津。几十年来，听戏看戏成了我突出的嗜好。我渐渐感到，听和看只能知其当然；要想深入一步知其所以然，还要自己能演能唱。演戏我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但学习和研究唱法还是有机会的。大约从上初中以后，我便不断向会唱的老辈请教了。有一位父执叶正书老先生，早年亦在东铁工作，偶然也登台串演花脸行的“零碎”角色，如《卖马》的单雄信、《醉写》的蛮使等。他是“老北京”，又是老顾曲家，我四十年代经常向他请教。他知道我爱唱老生，曾对我说：“内行里有两位演员本事很大。一位是马德成，另一位是贯大元。马虽是黄派武生，老生戏也有绝的；他的《受禅台》和《五雷阵》我都听过，唱得实在好。贯大元虽不挂头牌，可是四大名旦全找他配戏，他的《困曹府》实在是一绝，《汉阳院》和《骂殿》也不同凡响。你如真想学‘唱’，这两位的这几出戏最好能学到手。”从此，向贯先生学戏便一直成为我迫切的心愿。……
二、通过学戏学到了贯老的做人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照例有两种习气。一是自以为只有“我”本事最大，能耐最高，二是总觉得别人会的业务没有自己精，见识没有自己正确。在我所接触过的一些演员同志身上也同样流露过这种类似的情绪。但贯先生对自己的艺术成就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第一次找贯老学戏，贯老表示，要给我“说”《桑园寄子》。我说，“这出戏我跟韩慎先先生（夏山楼主）学过，当然，您再给我‘说’一遍也好。”贯老非常诚恳地说：“不，不用‘说’了，滇先的《寄子》比我的好，他这出戏确跟陈彦老（陈彦衡先生）学过，比我更有谱儿。”这就登时给我留下一个印象，这位老先生真虚心，而且实事求是。因为我很少见到一个演员说自己会的某一出戏不如别人的。我有一次想跟贯老学《教子》，贯老说：“这出戏我没有得过实授，只是陪着头牌旦角唱‘对儿戏’临时‘钻锅’学会的，您不用跟我学，而且凡是我不真会的我也不教。”这就又一次
使我感到不仅贯老的艺术令人可钦，而贯老的为人尤其令人可敬。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是多么值得学习！我资质鲁钝，学一段唱工有时要老师连教若干遍，而贯老从不嫌絮烦，总是有问必答，把着手教会为止。我又爱吹毛求疵，刨根问底，往往也有跟贯老“抬杠”的时候。贯老认为对的，他一定坚持，但也不勉强说服我，认为确实有可商榷之处，他立即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决不固执己见。每“说”一戏，必追本溯源，把师承关系交代清楚。一出戏有几处关键，几个“要害”，贯老都逐一指明，从不马虎。六六年夏天“文阁”开始，我第一次被揪出来，过了
半年多宣布“解放”，我随即去看贯老。过了不久，我坚持还请贯老给我“说”戏。贯老一面担心我是否因迷恋“四久”而会再遭不幸，一面却表示：“你敢学，我就敢教。”一九六七年我断断续续跟贯老又学了三出戏：《天水关》、《万里缘》（即王派以旦为主的《苏武牧羊》）和最后一出
《南阳关》。学完《南阳关》时，贯老说：“我在台上最爱唱这出《南阳关》，连叔岩也认为还下得去，现在总算给您‘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又对我说：“您总算是我晚年遇到的一个知音。趁我有一口气在，您想学什么，只要我会，您就赶紧拿过去。”当时决定在学完《南阳关》以后继续学《长亭会》、《乌龙院》，并把濒于失传的《御林郡》（《马芳困城》）整理出来。可惜这已是我同贯老最后一次谈话，回来不久，我就被抄家揪斗，二次被打成“牛瑰舍神”，与贯老竟成永诀。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居然怀疑贯老对艺术持保守态度，不愿把自己的“绝活儿”传给别人，这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缄默的。我不但是辟谣，而且要抗议。通过我向贯老学戏的五、六个寒暑，就足以证实贯老决不是这样的人。
三、我跟贯老一共学过十四出戏
从一九六一年到六七年底，我向贯老学了一共十四出戏。主要是学唱工，但念、做方面有些关键要害，贯老也逐一指点。根据学习的次序，大体是这样的：《让成都》、《困曹府》、《甘露寺》（乔玄）、《审头》、《盗宗卷》、《连营寨》、《扫雪打碗》、《翠屏山》、《焚烟墩》、《上天台》、《骂殿》、《天水关》、《万里缘》（苏武）、《南阳关》。根据贯老自己所谈，这些戏大约可分为三种渊源。一是贯老从小跟贾丽川（贯老称他为“二爷爷”）和贾洪林（贾先生是贯老的姨父）学的，这类剧目最多；二是经过王瑶卿先生加工指点的（如《甘露寺》、《骂殿》、《万里缘》）；三是谭派剧目，贯老先从贾洪林先生及其他前辈学会，又跟余叔岩先生交流，或经余先生加工指点的（如《审头》、《盗宗卷》、《连营寨》、《扫雪打碗》和《南阳关》）。这里根据我的学习，先谈前两类，至于同余叔岩先生有关的，将在下一节中叙述。
《让成都》。这是我跟贯老学的第一个戏。我从贯老问业,主要是想学《困曹府》。我一提出,贯老就很惊讶，说：“您怎么知道我的‘家底儿’？”但他接着说，“这戏搁得时间太久了，我得先备备课。”这时他刚给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说”过《让成都》，又正给厉慧兰“说”这出，便说：“我先给您‘说’《让成都》吧。”这本是汪派戏，其中几个主要唱段王凤卿、邓远芳、郭仲衡都有唱片，我略有印象。特别是我一位姨父裘维莹老先生（字镜岑，已故，早年也参加过东铁俱乐部票房，因嗓子好，专演汪派或刘派戏，我听过他彩排的《珠帘寨》，与高庆奎近似；《斩子》则全宗刘鸿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内地到天津，我特地把孙喜云老先生请来为他操琴调嗓子，他引吭高歌《让成都》，使我学到不少唱片上找不准的关键唱法。因此贯老答应“说”这个戏，我非常高兴。这戏唱段多，难度大，当时贯老和我都比较忙，学了快两个月才学完。我曾把第一场的原板和末场的大段三眼唱给刘曾复、奚啸伯两位先生听，奚先生立即说：“这是汪谭结合的唱法。不完全是凤二爷的路子。”贯老自己也说，这里面不少小腔经过贾洪林先生和王大爷（瑶卿）加过工，羼入了谭味儿。末场有一句散板小腔，后来贯老就把他用到《二堂舍子》里了。而在我认为受益最大的，是城楼一场刘璋的大段又高又难的散板，即“忽听王累进宫报”几句。我曾给老友刘贯一先生（刘永奎先生的哲嗣，今犹健在）唱过，他是刘叔度的弟子，专演汪派的，听了这几句，认为唱法很不一般，跟他学的也不一样，并说恐怕会这样唱的人已不多了。
《困曹府》。这是贯老从小跟贾丽川学的，其中保存了好几个大腔都是王九龄一派的唱法。据贯老说，当初李顺亭、时慧宝，后来的杨菊芬、张如庭，都有这个戏。除时的唱法略有不同外，其余基本上都是一个师傅传下来的，差别不大。我提到一九二九年贯老在蓓开公司录制的唱片，贯老说：“唱片上有两处不准确。一、开头的过门应该象《上天台》刘秀出场时拉的那种长过门（《沙桥饯别》‘提龙笔’一段的过门也应如此），因为这种过门是专为帝王一类角色唱大段时用的，而赵匡胤后来也是皇帝，所以也应该用这样的过门；二、‘此乃是中秋月分外轮光’一句里‘中’字的唱腔只是个普通长腔，唱片里用了与《上天台》‘叫寡人怎舍得开国元勋’一句‘怎’字的腔，其实这是后面‘请台坐听玄郎细说从头’的‘听’字的腔，为灌唱片，便挪到前面来唱了。”又说：“唱片第二面原板一开头，老路应用《二进宫》里旦角唱‘李艳妃坐昭阳’一段开头的过门，后来感到尺寸太慢，才改成普通的了。”这出戏唱法上关键所在，就是有两句二黄原板（都是下句），即“用金钩钩出了红日轮光”和“请台坐”这两句的“用”和“请”字，都应在眼上张嘴。这是别的戏里罕见的。唱腔中较不常见的，除上述诸句及唱片中所录者外，还有“一句言语错出唇”四句散板和最后大段原板中“又听得谯楼上鼓打三筹”一句，大约都是最原始的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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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8 21:5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