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也不是多大的事（2）
不认字的姥姥什么书都爱听，只要你有工夫给她念。姥姥跟着我认识了不少作家，有些作家的书我都不怎么翻了，姥姥还偶尔提起他们。比如赛珍珠，她的书现在市场上都不大能买到了，很多年前我基本买齐了。姥姥喜欢她也是因为她写的事姥姥熟悉，也有感受。姥姥敬佩人家一个外国漂亮女人，对中国的乡村和村民那么有感情，这是神哪！
姥姥的评价也很准确:“就像那个花，根啊、叶啊、花啊都是外国的，可是埋在咱这儿的地上，喝上咱浇的水，吃上咱喂的肥，长着长着就成了咱这儿的花了。你别看开的那些花还是人家原来的那个样，可是性子啊、魂儿啊慢慢地就一样了。”她是说赛珍珠的内心、灵魂已经涌进中国人的圈里了，你看多准。后来我又给姥姥读赛珍珠的传记，姥姥知道她有一个傻孩子，晚年很不幸。姥姥还慨叹：“唉，她该抱着孩子回中国找个中医看看，孩子兴许能好！人家帮了咱中国人的忙，咱也该帮帮她呀！”
萧红的小说姥姥也爱听，小说的语言、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姥姥熟悉的。姥姥对她的评价是：“这个闺女真会写，写的那些话和北极村的那姑娘一样，干脆利索，一听你就再也忘不掉了。”
哦，姥姥说的北极村的姑娘是指迟子建。
还不认识迟子建的时候就给姥姥读过她的书，也是拣一些姥姥听得懂的章节，像她写的种菜的、走马厩的、纪念她父亲给她做灯的那些事。姥姥知道迟子建出生的那个地方是中国最早升腾起太阳的地方，姥姥迷信地说：“那里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神人；那个地方也是神地儿，发生的事儿自然也都是神事儿。”有一天，我拿回来一张我和迟子建合影的照片，“姥姥，你给相相面，照片上的这个人有什么神的地方没有？”姥姥笑了，
“一对儿神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娘肚子里生的姐儿俩。”姥姥说我和迟子建长得像，都是神人。
姥姥爱书对我是个极大的推动。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这么明白知识的力量，我这么个认得一些字的人还不好好读书，不应该呀。
我的老师是姥姥
“你这么说叫人笑话！”
想起有一次记者问我的主持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我说：“我的老师是我姥姥，她教我要说人话。”我回来跟姥姥说这事时引出了她上面的那句话。
真的，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我从第一次拿起话筒做主持人，脑子里就有姥姥的神情。
“用心看着人，用心和人说话。别觉着自己比人家高，也别怕自己比人家矮。”
在长达近二十年的主持生涯中，我始终要求自己把语言打碎了，把心放平了，把文词拆开了，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话说出来。这是风格吗？我以为是，至少这种风格适合我。念了几本书，知道了一些文字也不用显摆出来，“人家一看房子结实不结实，就知道你地基打得多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
说姥姥是我的老师真不是我抬举了姥姥，是姥姥抬举了我。在做人方面，我们的下意识行为和姥姥的下意识行为真不能比，有时候我真怀疑是姥姥没念过书，还是我没念过书。
有一次我带姥姥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司机师傅说啥也不收钱，他说：“难得有机会拉一次倪大姐，就算是我为你服务一次吧，倪姐，你在电视上为我们服务那么多年。”十六块钱，我俩推来推去，谁也不放弃。
最后还是姥姥接过钱往师傅手里一放：“你这个同志，这是你的工作，哪好不收钱？要是上你家吃顿饭，你要钱俺也不给。工作是工作，你还得交单位钱，还得买汽油，你大姐挣钱比你多，你挣个钱不容易。”
日后凡是遇上不收钱的司机师傅，我多半都是说姥姥这一套话。连我儿子都会了：“妈妈，你怎么每回都和老奶奶说的一样？不会换个说法？”孩子，妈真的找不到比这更实在、更管用的话了。在姥姥面前，我的语言真是太贫乏了。
还是十几年前吧，词作家曹勇回泰安给他母亲过生日，回来跟我们感慨一番。
“我们兄弟几个这回都凑齐了，我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都动筷子了，可我妈老往厨房跑，我寻思她干什么，就跟了进去。结果老太太在那儿背着身从挂着纱布帘的碗柜里拿出一大碗都冒了白泡的剩冬瓜汤,咕嘟咕嘟往肚子里倒。我回身就把客厅里那一桌子菜掀了，我说:‘咱们哥儿几个现在都算是能人、名人了，都挣了些钱有了一官半职了，可咱妈还在喝着馊了的剩汤剩饭，咱谁知道？咱谁留心过？咱妈喝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喝，我们他妈的还有脸坐在这儿喝酒！’”曹勇说他连说带骂地把兄弟几个全说哭了，他自己最后哭得不省人事。
回到家我跟姥姥学了这段。
“就是写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那人，很有才情的一个作家，我上中央台的第一台晚会他就是撰稿人。”
“他还写黄河泰山？我看他写小沟小坎儿也不行。怎么就不知道他掀了这一桌子菜赶不上让他妈把这碗剩菜汤喝了？当妈的心儿子一辈子也不知道，么（什么）是甜，么是酸？孩子有出息，妈喝酸水也是甜的。孩子更不懂，妈的肚子是铁肚子，管吃么也坏不了，就是不能吃气，吃一口气赶不上喝一口苦汤掀桌子，这叫么？这叫不孝啊！文化人净办些不文化的事。”
临了姥姥又补了一句：“不过这也是个好儿子。”
好和坏在姥姥的眼里不那么分明。
有时我问她：“你说我算好人还是坏人？”
姥姥说：“你先说么样算好么样算坏？坏人身上有好，好人身上有坏，没有坏透了的人，也没有好得一点儿毛病没有的人。”
姥姥绝不是混淆是非，她就是这么过的一生，这么手心手背地丈量着日子。大难担过，大福也享过，从从容容地过了九十九年。
姥姥的教育方式（1）
收麦子的日子是水门口的节日。
家里的主劳力都上山抢收麦子了，副劳力也没闲着，晒麦子的、做饭的，家家烟囱都冒着烟，从山顶看去，水门口像是着火了，气象万千。院子里、村口路边的大道上、生产队的场院里，堆的全是麦子，金色的水门口。
那几天我是村子里最闲的人，又是村子里吃得最好的人。烙饼不断，猪肉不断，都是沾姥爷和舅舅的光呀！
天不亮姥姥就起来烙油饼，东西两口锅全都冒着热气。中午饭舅舅他们都在麦田里吃，我是那个送饭的人，左手挎一个筐，里面是用毛巾盖着的发面豆腐卷子，右手托一个陶罐，里面盛着干萝卜条炖肉。怕饭凉了，我既要走得快又不能洒出一点汤。
到了麦田里，我就坐在树下等着队长吹吃晌饭收工的哨子。哨子一响，麦地里呼呼啦啦就出现了很多头，舅舅总是第一个下河沟洗手的人，第一个吃上热饭的人。姥爷、舅舅吃完了饭，我再挎着空篮子，托着空罐子飞跑回家吃我的饭。
多金贵的饭姥姥都提前给我盛出一碗放锅里焐着，收麦子的日子，顿顿饭不重样。
姥姥说，人要想每天都吃好饭，就得勤快点儿。
“那为什么不天天收麦子？”
“好日子得分着过，光吃麦子肠子就吃细了。”
麦子收完了，没用的闲人就开始上山捡剩在田里的麦穗了，我自然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可那时候麦子那么金贵，收麦子的人已经把地皮都翻一遍了，哪还有几棵剩麦穗啊？我常常是挎着个空篓子去，提溜个篓子空着回来。
姥姥依然鼓励我：“明天还去捡，捡一个姥姥也不嫌少，捡多了，姥姥就用你捡的麦子给你做个大馒头吃。”
第二天我真的捡着了，一大篓子，是从生产队场院的麦子垛上“捡”回来的。我邻家的一个舅舅在场院看场，我挎个空篓子从那儿路过，人家说：“小外甥，从那麦垛上抽一把吧，上哪儿捡去？地里连个麦子毛儿都没有了。”
我懵懵懂懂地知道这生产队的东西不能拿，可又懵懵懂懂地觉得拿了也没人知道，这一篓子麦穗能蒸好几个大馒头呀。
回到家姥姥把我捡的麦子晒上了，过了好几天，我问姥姥我捡的那麦子怎么还没蒸上馒头。
姥姥从碗柜里拿出一小团生面：“这麦子也不知道咋了，怎么也发不起来，怎么也蒸不熟。你这是哪儿捡的？”
“我”，我到了也没说。
又过了几天，我依然没有吃上馒头，开开碗柜，那团白面发黑了，上面布满了一层灰蒙蒙的毛绒线。
“姥姥，这是我从生产队的麦垛上拿的。”我还挺委屈地哭着。
姥姥说：“怪不得蒸不熟啊，小外甥，公家的东西拿回来那就叫偷，以后可不敢了，偷的东西蒸不熟。”
当天晚上姥姥就给我蒸了一锅大馒头，每个馒头上还用胭脂点了红点。我永生记住了那馒头上的红点，记住了公家的东西不能偷。
那么少粮寡食的年月，姥姥肯浪费那么大的一团面来教育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们说：“姥姥，你该去教育部工作。”
姥姥说：“你当我不能去啊？去看个大门熬个饭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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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9 08: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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