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穷乡僻壤的农村小子
我生在农村，是在开原县的一个叫莲花乡的莲花村。我们那个山村，周围都是山，有个岭，中间有条河。我们那个村一共才二十四户人家，不到一百口人，很穷。现在比过去要好一些，但还是不行，那个地方啥都没有，也就是靠天吃饭，挺偏僻的。
我们家兄妹四个，我是老四。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和我爷爷在一起过，因为我五岁母亲就去世了，对我母亲没有任何记忆。我从小是由我爷爷带大的。
那段时间的记忆就是和小夥伴们经常一起玩，玩一些打“叭机”、打“剪杆”、打“跑球”之类的游戏。
我十岁时上了小学，当时农村都这么晚才上小学。上学之前，我爹出了点事，当时他当生产队长，好像是带了几个人砍过国有山林的柴禾，有人告他，于是便有人要抓他。没办法，他就只好跑
到北大荒。那前后，我爷爷也去世了。
于是，只剩下我和我哥哥过。等我上到三、四年级时，我们那地方开始闹饥荒，没吃的。我爹就把我们都弄到了北大荒，在北大荒时我没书念，天天铲那个地，都铲不到头，中午发个馒头吃。在那待了三、四个月，一看不行，我们又回来了。
我的童年生活过得特别苦。我就记得我一到冬天，衣服都穿不上，上中学时大多数衣服穿的是我姐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穿的都是她的裤子。
我所受的苦主要是吃的方面，吃不饱，这是童年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常常是吃饭没地方吃，家里啥都没有，上别人家又抹不开说。有时候地伫有很老了的玉米棒，掰一个烧一烧，就这么吃
了。印象中那时候几乎没吃过整顿的饭。
当时也有不少人帮助我，我有一个同学经常把我领回家，在他们家吃，我就认他妈为乾妈。现在我每年还都去看她。
后来念中学了，也是在我们莲花村。那时，全国学习小靳庄，学校尽干活，我就回生产队挣工分，老师也比较照顾我。那时家里也还有点地，自己也上山砍砍木头卖点钱，就那么维持。穷归
穷，但我生性快乐，不知道什么是愁，过了今天不管明天，那时候确实也没办法，你愁了也没用。
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想离开农村，农村太苦了。我想这也是所有农村人的想法。有一次，有个当兵的机会错过了，那时农村当兵非常吃香，没有一定的后门都走不上，我们家经济比较困难，
也没什么后门，所以我就没当上，心里著实懊悔了好些日子。
我从小就喜欢文艺，也许是受我们那个家族的影响吧，这也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农村天一抹黑就睡觉，也没别的啥事，于是就搞些文艺活动自娱自乐，没别的意思，实在是太没劲了。我从小记忆里，我们家族有这么一种氛围，没事晚上就在一起。吹一吹、拉一拉、弹一弹
什么的，我几个叔伯叔叔、我哥哥、我姐姐也都会唱，村里成立大秧歌队，我们家就能组织一拨人，而且还都挺优秀的。
在记忆中，就记得我和我二叔经常在一起。我二叔是个盲人，他的板胡拉得特别好。我就天天晚上跟他在一起，很晚才睡，因为在当时也没别的乐趣。上学后，我们学校也有个文艺宣传队，我
就常在文艺宣传队里，编点小节目。
后来，公社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把我抽了去，当时我已念了七年半的书。到了那里有吃的有住的，生活比以前好了许多。我们宣传队一共二十来人,大多数是知青，本地的很少。有个知青,他不断地编节目，我们就不断地挨村去演出，这一段对我的成长帮助很大。那时我演三句半、小话剧，后来还说相声之类的，内容都是和当时的形势配合起来，我记得有个小话剧，叫《战斗的山村》，战斗气氛很浓。很快我就成了村里的小名人了，这些日子在我的记忆中，是我在农村最美好、最有乐趣的一段光阴。
可是好景不长，没多久，宣传队就黄了。宣传队一黄，我又回到农村干活，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豆腐。
被称天下第一瞎
差点闹出事
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又成立时，那好像是一九七八年的事。宣传队再一成立，我连拉带唱，又会说，干得很好，到哪都引人注目，我的煽动性特别强。很快，我们那个公社都知道我了，其他公社
也有不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一年后，我参加开原县的一个农村调演，那次规模还挺大，我演的是二人转《包公断后》，观众反响不错，我也感觉自己好像很露脸，给我们公社争了光。
这次演出，我一下子被西丰县剧团看上了，把我调去做了临时工。从此，我便开始进了城。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想进城，这时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心里那个乐啊，真是没法说，那年我二十一岁。
刚调到西丰县剧团时，挺难的，因为我还是个临时工。但我会四十多部二人转的段子，其中有两个我最拿手，一是《包公断后》我唱得好，二是《瞎子观灯》我演得绝。在乡里我已经成形了，所以在团里也没人敢瞧不起我。不久，我这个临时工便成他们的主力队员，不论到哪演出都有我的份。
在县剧团干了三年，一九八二年，辽宁省参加东北搞的小戏调演，我演的一个盲人，叫《摔三弦》，获了大奖，就因这个我出了名了，可以说，从那晚开始我一下子在沈阳出了名。这时铁岭县剧团要我，地区剧团也想要我，但为了家，我选择去了县剧团。
那时我还没有离婚的想法。我觉得我这个媳妇对我特别好，我不能忘了她。
虽然我经常在外面，回家机会很少，曾经产生了一点萌芽，觉得越来越不合适，但绝没想到要离婚。为了家我就上了县剧团，县剧团给了房，也帮调户口。这样，我就直接把家给迁了过来。
说句心里话，当时我要是把她扔在农村，也早就离了，进不来可不就离了？怎办呢？但我还觉得最起码她对我非常好。
我在县剧团干了三年，还当了团长，当时我二十六岁。当了一段团长后，我觉得当团长不太适合我，行政事务太杂。我太实诚，不适合当官。
一九八五年，辽宁电视台把《摔三弦》拍成了电视戏曲片，那年这部片子在大陆电视戏曲片鹰像奖评比大会上，被评为了三等奖。于是我们去上海领奖。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辽宁省以外的世界。
记得那次在上海，我在电梯里碰到演李铁梅的刘长喻。当时刘长喻问我“小赵本山，是第几次来上海了？」我有点紧张，说“大概、八成、可能……”我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掰著指头计算，最后
我点点头肯定地说是第一次，没想到我这一下把刘长喻给逗得笑弯了腰。
第二年，我又参加辽宁的比赛，演了一个拉场戏，叫《一加一等于几》，我拿下了最高探索奖和最佳表演奖。这时我在辽宁就基本上走红了。
一九八七年前后,我和潘长江搭档演的《瞎子观灯》,在沈阳就演五六百场，一天就四、五场，观众还真是特别爱看。那时还没什么钱,演一场才五块钱，但内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有人爱看。后来我就跟团里提出承包，带一个队，有二、三十人。
那时在沈阳演出也没少把观众乐出事来。有一次一个老太太，乐着乐着就仰了脖，没动静，亲属一看，休克了，赶紧上医院。这时，我在台上就有些害怕，心想要是观众乐出人命来，公安局是
不是得把我抓起来投进大牢，没准儿判个七年八年都是轻的。这么一想，我在台上愣了神，台下前排的一个小伙子就不干了，他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贬喝道：“嗨，赵本山，快接着演哪！”我翻了一下白眼仁，又一抹搭眼儿，小调开了腔：“喊啥呀？喊啥呀？演就演呗！能咋的？”没想到我这么一做戏，那小伙子乐得一屁股坐在座位上，仰脸大笑，笑着笑着他就捂住了肚子，红红的血就出来了，原来那个小伙子阑尾炎手术刚好没多长时间，因为笑得过猛，愈合的刀口又开了，这不又赶紧去了医院。
后来，我因为没少演瞎子，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瞎”，也因此闹出点事。有一天。沈阳市七十多名盲人代表汇集在辽宁省文化厅和省广播电视厅门口。他们认为我在舞台上和他们一样，在台下
却能睁开双眼，是同类中的“异类”。他们声称要把我赶出沈阳。如果我不离开沈阳，那些“盲帮”的帮主就将下令，让沈阳市所有盲人，沿大街小巷搜寻我，抓住我后将我的眼珠抠出来，逼迫我入伙。那次好在有关部门领导出来及时调解劝说，我也赶紧出来解释，才没出什么事。
一九八七年姜昆到铁岭演出，听说了我，后来也看了我的戏，回到北京就跟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袁德旺说起了我，当时袁正愁那年的“国庆晚会”没好节目呢。于是我的《一加一等于几》就上了
那年的国庆晚会。那年春节晚会也去了，但没上得了，原因是录音不合格，第二年也没上得了。直到一九九年的春节晚会，我的小品才打了进去，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加载中…
(2022-04-16 15: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