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洪迈所撰《夷坚志》中收录的精怪,以关于蛇精的故事数量最多,而且较有特色。特别是关于人与蛇精相恋成婚的“蛇丈夫”和“蛇妻”的故事更为动人,几篇“蛇妻”故事实为中国著名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的早期形态,在故事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夷坚志》中的“蛇丈夫”和“蛇妻”
“蛇丈夫”故事可以《池州白衣男子》和《余干民妻》两篇为代表,前一篇讲一白衣男子与娼女相得甚欢,因娼家向他索取财物无法回应,只得怏怏离去,至野外化为一大白蛇遁入山林。后一篇讲巨蛇当道,化作白衣男子追逐女性,乡人过此,高声诵念佛家经咒,蛇妖即背人而逝。
在这些蛇丈夫身上都没有很明显的妖气与恶意,他们因受佛法镇压或贫贱无所依傍,所求均未能如愿。透过上述奇幻情节,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实际上是乡野流浪汉难圆鸳鸯梦的现实情景之象征性表现。
“蛇妻”故事有如下五篇:
《钱炎书生》记一广州书生在寺庙借读,夜里有美女主动相就,“雅善讴歌,娱悦性灵”,致书生学业殆废。女日久怀孕。书生后遇正一法师施以符术,“女默默无语,俄化为二蛇,一甚大,一甚小,逡巡而出。”书生后无恙。
《姜五郎二女子》讲述两女共事一夫,表面上相与无间,暗地里却互揭阴私,原来它们一是野狐精,一是蛇精。狐精现形抓鸡吃被杀死,蛇精也在病痛中服食雄黄等药物后化蛇死去。
《历阳丽人》中的女子,“其容貌之美,服饰之盛,真神仙中人”。主动追求男主人公,后遇一道人,叫那男人偷偷地将纸符用针缀于她的衣裙之上,针上有长线连接,夜间女子“带线而逝”,第二天便发现有巨蟒死于野外。篇末附注道:“徐圣俞妇弟自淮上至,谈其详。”可见这是一篇直接从人们口头采录的故事。
《衡州司户妻》的蛇妻,因“舌表两歧”(舌尖有分杈),难掩蛇迹,为世俗所不容,忧伤自损。故事情调哀惋动人。篇末注云:“赵彦迁儒林时在衡,实所亲见。”它也是洪迈亲耳听人讲述的。“实所亲见”,不消说是讲述者的夸饰之词。
《孙知县妻》也较有特色。和上一篇不同的是,蛇妻在洗浴时显现原形后,仍坦然自若,情好如初。倒是丈夫心怀疑惧,总觉芒刺在背,寝食不安,以致怏怏成疾而死,据说丈夫死后她还好端端地活着。
这几篇故事的情节构成各有特点,却又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共同特征:女主人公虽是由白蛇精幻化而成的女子,却美丽贤淑,同自己钟情的丈夫和谐地生活,丝毫没有祸害他人的罪恶形迹与企图。她们或因自己不慎,丑陋形体被人窥视;或由于得道者的无端加害,最后只得离开人世。人们对其悲惨的命运不能不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惋惜。由于存在上述类同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大同小异的一类故事看待。
宋代的“蛇妻”与唐代的“美女蛇”
把宋代的“蛇妻”故事和唐人关于凶残的“美女蛇”故事的叙说相比,便不能不承认这类以曲折方式反映男女情爱的幻想故事,在形态上有了巨大的转变。
试看《博异记》中所载《李黄》和它的附篇《李琯》。《李黄》:公子李黄于长安东市见一白衣丽人,随车入室。一住三日,欢乐无所不至。李归家后,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随后渐觉恍惚以至身子在被底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后去旧宅寻觅,答曰:“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李琯》:有一贵家子李琯,出游时巧遇素衣美女,跟踪登门拜谒。黄昏前后相见片刻便告别归家。才到家便觉头疼,至辰巳间,脑裂而卒。家人询问究竟,随从奴仆相告:“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举家骇,前往所止之处察看,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乃伐其树,向下发掘,大蛇已失,但有小蛇数条,尽白,杀之而归。
两位被美女蛇所迷惑的贵公子,一个在同居三日后身子便化成了水,一个只闻了一阵她身上的异香便头疼脑裂而死,其祸害人之惨烈令人休目惊心。故事中的美女蛇,实际上是长安城中堕落风尘的淫邪女子的象征,本篇寓意显而易见是给那些寻花问柳的浪荡公子敲击警钟,但它也代表了蛇女故事史上的一个阶段。
略加比较,即可看出,同样是由白蛇精幻化而成,凶残蛇妖已变为善良多情却遭遇不幸使人怜惜的蛇妻了。她们的命运实际上是那些主动追求异性情爱却遭到社会歧视迫害的贫贱阶层妇女的折射。这些蛇妻故事在人蛇幻变具有古朴神奇特征的情节中融进人世夫妻间的悲欢离合,充分表现出民间的生活与艺术情趣。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故事群来看,可以说在艺术形态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这就为中国蛇女故事的完成形态——《白蛇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蛇妻”的演化与《白蛇传》的构成
作为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它的故事情节是人所熟知的。《白蛇传》的代表性文本,是来自宋人话本、后经明代冯梦龙写定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在这一文本中,白蛇精的故事附着于西湖、雷峰塔、金山寺等著名景物之上,构成为虚实交错的地方传说。它是中国传统的白蛇精故事向传说转化、在江浙地区落地生根的结果。剥去传说的外衣,即可看出它作为故事的本来特征。
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将《白蛇传》故事列入“神奇故事”类“神奇的亲属”这个系列之中,定为
411型并概述了它的情节构成。其中蛇女来人间主动追求异性的情爱、婚后夫妻和谐、因不慎或受人捉弄现出蛇类形迹而引起丈夫疑惧,以及得道者从中离间并施符咒予以镇压等情节单元,在《夷坚志》所载蛇妻故事中均已存在。
《白蛇传》新的变异,主要是突出了白娘子作为“蛇仙”的神奇本领,增添了她冒险上山采仙草救丈夫和水漫金山斗法海等惊险情节,由此展现出她对丈夫的深情和维护自己人生权利的勇敢坚毅,从而使古老的蛇女故事获得了它为广大民众所喜爱的稳定形态。
顾希佳于1984年发表《从<夷坚志>看早期白蛇故事》一文,认为《白蛇传》“有《夷坚志》中白蛇故事的情调”,“这些白蛇故事可称之为《白蛇传》故事的准备阶段”,极有见地。可惜的是,这些故事至今未进入有关研究者的视野之内,这样,他们就《白蛇传》故事的演变所作的论析就失之偏颇,难以令人信服。
顾希佳文章就《白蛇传》故事的演变轨迹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作为一个民间故事,它的主题前后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异,认为早期白蛇故事的主题是强调人妖不可共处这一说法,是不妥当的。至于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一度出现了波折,把基调改为宣扬人妖不可共处,将白娘子描绘成凶残的蛇妖,那只是民间故事被篡改、歪曲的一个例证,而决非人民群众的本意。而且,这种现象也并不持久,最终则在人民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改了回
来。
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在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时,还就几个中外著名的民间故事作过深入的比较研究,其中就有包括《白蛇传》在内的美女蛇故事,这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题为《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他使用历史地理学派即芬兰学派的方法,考证出这个美女蛇故事最先流行在西亚或中亚的一个不崇拜蛇的民族中,后进入印du的《佛本生故事》,再后进入西ou,并传播到中国,构成《白蛇传》。他告诉我们,美女蛇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并有着惊人类同性的故事,从而大大拓宽了我们的文化视野。对中国《白蛇传》故事的印du来源说目前还难以令人信服,可是他对这个故事文化内涵的剖析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故事复杂形态及其演变的一把钥匙。他说:
由于初民们对性爱既渴望又害怕,这种矛盾的心理造就了这个女神的双重性格。这是我们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相类似故事的根源,也是它在ou洲和中国复杂奇妙的发展的王国。
当拉弥亚(美女蛇)开始由淫荡的象征,变成爱的象征,这个故事的性质几乎完全改变了。尽管在中国和英G发生这种相同的变化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分析起来,最终可能追溯到大地女神的两重性以及在古代神话中神与妖精经常混淆不清的情况。
民间故事中的女性精灵形象,有的性格和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如田螺姑娘,常以人们亲近的“可爱的女子”的身份出现。蛇女的形象则一开始就有着复杂的两重性,蛇的自然形态就有美丽婉转和载毒伤人的两面性,在蛇崇信仰流行的一些地区,人们怀着复杂心理,一方面把蛇作为神,建庙立祀,祈求福佑;另一方面又视之为妖,与之争斗、奋力驱除蛇女的形象,就是人们对性爱(主要是男性对女性的性爱)既渴望又畏惧的矛盾心理,和蛇在人们心目中的复杂印象相融合的产物。但这两重性是不断变化的,至于变化的动因,只能从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去寻求解释。
凶残的美女蛇故事出现在较为古老的年代,那时因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较低,人们对蛇这类动物怀有颇为浓重的神秘恐怖心态,加之社会歧视女性,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妇女是万恶之源这一点是妇女在神话中最鲜明的形象特征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李黄》这类故事就不足为怪了。《李黄》中残害人的白蛇精,实为长安城中娼妓的化身,沦落风尘的妓女虽然值得同情,其中还有不少受人称道的杰出女子,然而延续至今的娼妓制度,却是一个公认的社会毒瘤。和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者特定侧面相关联的《李黄》这一类美女蛇的故事,在文化史上仍有其价值。
蛇女故事的两重性,到宋代发生了巨大转折,人性增强而兽性消退,女主人公除保留着某些蛇的形态与生活习性之外,几乎完全转变成了一位善良多情的人间女子。这一转变不用说同宋代的社会文化思潮有关。宋代大力倡导新儒学——“理学”或“道学”,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企图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禁锢人们正常的情欲,维护动荡不安的封建统治秩序。宋代王室崇奉道教,徽宗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而且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夷坚志》收录故事中,众多道士出面“斩妖驱邪”,除有些山精水怪是威胁人们生存的自然暴力的化身之外,另一些“妖魅”实际上是为儒家伦理所不容的社会成员和社会阶层的象征。几篇蛇妻故事中往往也是由于道士、法师介入,才演成为夫妻生离死别的悲剧,而女主人公却顺从地默默承受着自己的苦难命运,这自然不能不引起叙说者的深切同情。故事形态的变异,明显地打上了宋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烙印。
至于后来的《白蛇传》,善良柔弱的蛇妻演变成忠贞刚毅的白娘子,敢于和破坏他们家庭幸福的法海抗争,则同宋以后特别是明代社会文化思潮的进一步转向:“异端”学说兴起、世俗情欲如潮涌动等等相关。《白蛇传》的逐步完善是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文学以及戏曲艺术互相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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