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句支配定当以后，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波折，原来各人有各人带来的场面，别样家伙，都可随便使用，惟有胡琴，是绝对不能将就的。可是灌音的时候，各把胡琴既不能随便更换，即使可能，各段和各段又无从接简，况且调门高矮，又不一致，灌了出来，决无良好成绩可言。经“四大名旦”互相交换意见以后，结果，准由梅剧团之场面负责担任，好在《五花洞》的几个腔调都是大路活，有徐兰沅、王少卿二人托腔，当然是错不了的。后来唱片行世，成绩果然极好，倘使由各人的胡琴分工合作，各为其主拼命效力，那恐怕要糟到不成样儿咧！”（《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以上是与“四大名旦”产生有关的“四个人”和“一报一刊，一张唱片”的概况和操作过程。这第四个人，梅花馆主郑子褒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是戏曲评论界和演艺圈内十分活跃的人物，对京角的南下及作大规模演出，他几乎都是台前幕后的当事人，北方的演员都买他的帐。除了有大量文章发表外，还收了不少坤伶作义女；各种戏曲刊物上，有不少他与名角红伶的合影，其扮相总是长袍马褂大墨镜，是位“神龙见头不见尾”式的人物。关于他的身世和出生年月，均无文字记录，86年前后，见台弯出版的《申报》有消息一则，称“落拓文人郑子褒在潦倒中病逝”（大意如此），文中说郑是在酒醉之后，跌倒尘埃，卒然死去，由此可见，这位郑先生，在国民谠弃守大陆时，也去了台弯，文人末路，颇令人可叹。此外，这位郑先生从种种迹象看，与那个时代的青红帮，有极深的关系，当年他在上海的场面很大，北京的名角到上海，多到他的府上拜山，演出遇到麻烦，他一出面，矛盾立刻化解。当年，他如不去台弯而留在大陆，其命运不知又能如何！
“四大名旦”灌制《四五花洞》的经过在郑子褒笔下，被描绘得曲折、复杂而又活灵活现。其实平心而论，上海“白党”诸公捧荀进入“四大”，其他“三大”背后都有广大的观众和拥护者，同时，梅、程、尚三位幕中，既有谋臣又有策士，他们的不同意见，梅等三位，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四五花洞》灌音当天的一波三折的微妙形势，正是梅、尚幕中，决策未定前的表现。从郑子褒字里行间的话语中，长城唱片公司捧荀的态度，坚决露骨，毫无掩饰，这一点，梅、尚幕中诸老，不会看不出，如郑文回忆说：“慧生六时半就到，提出一个很普通的要求，他说：‘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所以预备的是第三句。’他这个小小要求，我们焉有拒不接受之理？”但在同文，对尚老板的回忆则说：“可是尚老板还是无处找寻，直到九时，方始姗姗其来，他进门头一句话，是‘来迟来迟’，第二句话是‘我唱第二句’，他这句话一出口，把我们一屋子的人都僵住了。”其实，问题还是出在上海捧荀的“白党”诸公身上，到了十里京华，仍按上海滩的办法行事，试想其他三旦的支持者，能买这笔账吗？长城唱片公司原定荀唱第四句，在北京观众眼中，已经是破格了，但荀一提出改唱第三句，郑子褒先生便会意、通情达理地说：“他这个小小的要求，我们焉有拒不接受之理？”这种公开的不加掩饰的捧荀做法，是很难得到北京观众认可的，更不要说尚老板背后那一群遗老遗少的忠实观众了。尚的“我唱第二句”，未必就是尚的本意，但作为一个演员，尤其一个有雄厚观众基础的名演员，观众的好恶和价值趋向，尚不能不认真对待。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一个演员、一个当时红伶，能逆观众的心理而行吗？尚的大本营在北京，因此，尚必须照北京的意旨行事，这一点是出乎梅花馆主意料之外的，所以梅花馆主后来说：“后来幸而由御霜自己退让，和绮霞的第四句相互对掉，方始定局，倘使御霜坚持己见，不肯转圆的话，那么，这张四大名旦合作的《四五花洞》，亦就无法流传了。”（《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以上是与四大名旦产生有关的四个人和“一报一刊一张唱片”的历史情况。
“四大名旦”已成历史，但“四大名旦”对京剧历史与京剧艺术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和推动力。在“四大名旦”的启示下，后来京剧界又评出“四大坤旦”、“四小名旦”，中华戏校后来又推出“四块玉”等，连续叫北京的观众兴奋了几十年。目前除了“四块玉”中的李玉茹仍健在外，“四大坤旦”、“四小名旦”及其他三玉均已作古，但仍留下许多趣闻及美好花絮，叫人回忆，令人难忘！“四大名旦”开创的道路，后人还在走，“四大名旦”创作的经典作品，今人仍在顶礼膜拜！“四大名旦”的事业、弟子传人仍在继承，“四大名旦”的声腔艺术，仍被戏迷、票友们钟爱、追求、探索……“四大名旦”在京剧艺术上承前启后之功，大矣！
……
原来的《五花洞》只是真假二人，后来不知哪位好事者，为迎合当权者的所好，便由真假二人变成三假一真的《四五花洞》,又变成五假一真的《六五花洞》,最多者为七假一真的《八五花洞》。
开这个《八五花洞》先河的是两个山东人，一个是民帼三十二届内阁总里、也是民帼史上最后一任国务总里、山东济宁人潘复，一个是山东掖县人、山东督军、直鲁联军总斯令张宗昌。
《四五花洞》人选，一般总是不离开梅、尚、程及荀慧生，有时程不在京，则以徐碧云补上，尚不在京，则由筱翠花或王幼卿替补。《六五花洞》，除上述四旦外，多为徐碧云、筱翠花，至于《八五花洞》，除上述六旦外，再加芙蓉草及王幼卿。为了造声势烘托气氛，戏提调（据李春林、侯喜瑞先生说：“这种堂会的戏提调多为俞五爷，只有他有这种‘派’。”）多请杨小楼扮戏中猫神（武生），张天师（老生）早年为王凤卿、刘鸿声，1918年前后，则多请余叔岩、高庆奎扮演。其中六个武大郎或八个武大郎，很让戏提调为难，因为八个名丑同时在北京的时候不多，但总离不开郭春山、萧长华、慈瑞泉、张文斌、傅小山、李敬山、王长林及后起的马富禄、茹富惠等人。也就是这出《四五花洞》，为后来的《顺天时报》作“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投票选举，及后来上海刘豁公等出版“四大名旦专号”，上海长城唱片公司灌制京剧《四五花洞》唱片，并进而风行全国，奠定了基础。
关于《五花洞》一戏，专家学者评价不高。《戏剧月刊》一卷(1929)《梨园丛话说：“《五花洞》神怪戏耳，其情节本不可考，平日梨园所演潘金莲和武大郎，分真假二人，若用四人，尚小云早年在广德时演过，配搭虽颇整齐，实为无理取闹，极无意味，凡此种种，皆背离京朝派旧规。此戏用四金莲，初始自海上，鄙意用四金莲若尚嫌弗足，为壮观瞻，则该用八金莲、八武大郎谁曰不宜？好在富人达官堂会挥金如土，一戏代价，虽千百金，在所弗惜，而一般专任阔人提调者，从中即或盈利又奚乐而不为哉。”
张肖伧《倩倩室剧话》说：“梅兰芳等之《五花洞》曾灌唱片，尽人皆知，闻北方在张宗昌时代，不仅在堂会中演《四五花洞》，并且演过《六五花洞》，系以四大再加王幼卿、小翠花，又演过《八五花洞》，则再加上徐碧云和朱琴心。”民帼十九年（1930）旧历八月初九，王瑶卿50大寿堂会，大轴戏为高庆奎、言菊朋、雪艳琴、新艳秋、李慧琴、赵岫云、杜丽云、华慧麟、李艳香、李吟香所演之《八五花洞》。这次演出，大概是民帼史上最后一次“八五花洞”。
1935年前后，二十九军防守北平时期，肖仙阁（前天津市长）在北平曾为其母办过大堂会，并没有《五花洞》演出的记录。抗战之前和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曾在上海两次举办大堂会，但也没有《五花洞》的演出。所以，通天教主王瑶卿50大寿的堂会，他的八位弟子为他献上的《八五花洞》，在民帼梨园史上，应算是殿军。
关于《四大名旦论》,苏少卿在9年后的《后四大名旦论》中幽默地说：“看了梅花馆戏言《记‘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其中有几句话说道：‘征文是揭晓了，苏少卿的大文录取第一，留香的大名，居然列在尚小云之上，……经此品评下来，‘四大名旦’的口号，就此叫响，梅程荀尚的次序，亦于焉定局。’不是梅花馆主这样一提，我倒忘怀了，梅花馆主把我捧得太高，照他这样说来，仿佛四大名旦梅程荀尚的次序，是由我登在《戏剧月刊》‘四大名旦特号’中一篇文章定规的，我真不敢承认。若说是四大名旦的次序由我而定，算是我封的他们呢？还是我启奏一本而劝进的？我说句开玩笑的话，我不是专制时代的皇帝，能册封后妃，又不肯作投机的贰臣，惯作劝进表文，当民帼十六、七年之交，四大名旦已然宣传众口，他们四位的次序，亦是公论佥同。恰巧鄙人写了一篇东西，这叫做适逢其会而已，若谓四大名旦次序由我而定，我真不敢承认也。
（民帼十七年我住在北四川路鸿庆坊，一日刘豁公来访，约我写一篇《四大名旦论》，预备登载《戏剧月刊》“四大名旦专号”中，梅花馆主说我是应征，被录取第一，非事实。鄙人不是‘条子’，亦非征士，向不应征。我并非辩驳梅花，是说实在话，我乃孤山之林和靖，鹤不敢照比，早已放之，梅则我之爱也，爱之不遐，岂敢惹之生嗔耶？）《戏剧月刊》四旦特号，我手中不存，那篇忝占第一的四大名旦论，也不曾留稿，说的是些什么我早已付之九霄之外。如今，八九年不见面的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正在黄金戏院献艺，现在我再写一篇《后四大名旦论》，注重他们四位的转变。今春阴晴冷暖无定律，凡是人类，总觉得有些不舒服，我写这个，是消磨岁月，遣有生之崖，如是而已。”(《后四大名旦论》、《半月戏剧》三卷十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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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6 21: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