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多奎与王晓临摄于1963年冬
我本非梨园世家，却似乎命定地成为一名“梨园子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戴着红领巾考入北京艺培学校(北京戏校前身)，踏入了京剧艺术之门，学习老旦行当，成为孙甫亭先生的弟子之一。孙先生长于“做”，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使我这髻龄女孩懂得了如何演好老妇人的门径。但是，对老旦艺术逐渐入门后，又不由私淑精于唱工的李多奎先生。
有些像现在的“追星族”吧，在戏校学艺时期，每逢周六，只要有李多奎先生的演出，我就到戏院去“听蹭儿”。渐渐地，“长安”、“广和”、“吉祥”、“中和”等戏院的收票员以及负责人都认识我、理解我、支持我了。我每次赶去，那些叔伯总是笑着对我说:
“来啦，进去吧！”我说声“谢谢”，便兴冲冲地进入剧场认真地听，尽力记下李先生的唱腔、动作、舞台位置。那时我对他能一口气唱那么多字、拖那么长的腔而音色还是那么高亢浑圆、清脆又富于弹性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绝非常人所能企及。
1959年，我们这些艺培学校的第一期毕业生，在彭真市长和市文化局长张梦庚同志的关怀下，择优分插在梅、尚、荀剧团实习，以求在舞台实践中取得进步，同时亦有意识地为各派名师培养传承人选。
是机遇，亦是机缘。
1960年，在一次周EL总li主持的宴会上，当我按桌号找到座次时，惊喜地发现恰好被安排在久仰的李多奎先生身旁。李先生那天穿一套蓝色中山装，“零距离”与我并肩而坐。他与同桌名伶笑谈台上台下趣事，使我感到如沐春风，与平日所闻迥然不同。李先生打量着我这梳着长辫子的女孩，好像要说些什么……
恰在此时，张梦庚同志走过来，把我介绍给李先生: “这姑娘叫王晓临，北京戏校刚毕业。”李先生问:
“你是谁的学生? ”“孙甫亭老师。”李先生欣然说: “孙老师的学生，错不了！”张局长进一步说:
“这孩子条件好，会唱、会表演，市长很关心解放后培养的人才，以后让她拜您为师，可以使她的艺术更上一层楼，我代表文化局感谢您的支持。”李先生听了很高兴，答应了张局长之后，随即问我都学过、演出过哪些戏。我一一说明。您说奇怪不，与李先生初次交谈，就显得那样熟稔，这总该归于缘分吧？
此后，珠市口水道子鞭子巷李先生府上，就是我经常求教学艺的地方。初次到李先生家，拜见了师母，师母憨厚朴实，一双大眼睛，总看着我微笑。还见到了其公子李世麟，他说话不多，却颇诚笃；长女维茵，次女世英，都对我很好。我在李先生家，可以说受到普遍欢迎。日子长了，有时还留我吃饭。那个年代，家家“米票”有限，可还是飨我以喷香的大米饭。
第一堂课，李先生教我《孝义节》的[慢板]。先听李先生高歌一阙，铿锵有力，字正腔圆，在吐字、喷口、气息的运用控制上，都使我窥其堂奥，茅塞顿开，犹如进入石花洞，惊觉世间竟有偌大洞府。李先生教戏，坐在床边或椅子上操琴，先示范，再指点……下课后，在回团路上须坐一段电车，这段路我不能闲着，正可默背台词，以鼻哼唱。它“车不离轨”，我“曲不离口”。这次所学，下次到先生家复唱。李先生“耳音”极聪，他一听就品得出你用功与否。李先生谆谆对我说:“我不但要教你上树，还要教你摘着桃子。”
难忘的是1961年。人民剧场休息厅，加意布置一番，由老舍先生主持，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体拜师典礼。在这次盛会上，我正式拜李多奎先生为师（同时还有张学津拜马连良先生，孟俊泉拜裘盛戎先生等）。会上，师父操琴，我唱了《孝义节》[慢板]。这次拜师会轰动一时，因为它是新时代的新事新办，是新风，是创举，是新一代菁英拜老一代艺术家。拜师后，我们师徒在大北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一张富有深远意义的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
拜师后，课业更勤，师父对我亦更下功夫了。为了不影响他演出用嗓子，他以胡琴轻拉代唱，还不时指点我气口的处理、丹田气的运用。我则边学、边轻唱、边作笔记。唱腔学会，师父便用琴弦定好调门，扎扎实实给我吊嗓子，听到我所唱气口或用气不当，他随时打断，予以教正，还不时放他的唱片给我听。
王晓临《三进士》饰孙淑琳
休息时，师父就和我闲谈，拉家常，聊家境，聊与裘先生等好友的趣事。师徒感情日深，确确实实有如父女。当时我梳着长辫儿，师父说:
“以后就叫你‘小辫儿’吧! ”这“小辫儿”便成了我在恩师面前的爱称。
一天下午，师父说:
“小辫儿，今天晚上咱们看电影去。”我乃影迷，当然欣喜，心里却盘算着不知会看什么戏曲片呢?
结果师父带我看的是芭蕾舞片《天鹅湖》，非我始料所及。对师父在艺术上的追求，使我又有了新的认识。怪不得，师父总爱听我唱印尼歌曲《宝贝》呢!
我感悟到，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该泥守一宗,墨守成规，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才能有所创新,有望登峰造极。据家父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影片《乱世佳人》在北平真光影院首映，他买到票，在座中就见到了程砚秋先生。再则，言菊朋先生亦常邀请他到西单“瑞园”听曲艺。
长忆1963年，师父奖掖后进，促成我与裘盛戎先生同台演出了《遇后·龙袍》。演出前到师父
家，他叮嘱我:
“别紧张，放开唱。”师父颇沉得住气，我可没师父的沉稳劲儿，直催他老人家快点儿。到了后台，师父习惯地掏出“三五”牌香烟，分给就近的人，我则赶快到化妆室报到，裘先生打趣笑道:
“师父放份（即‘摆架子’），徒弟也放份啊！”见我挺紧张，就说：“快化妆吧，今儿晚上瞧你的啦！”我环顾左右，后台的演员、乐队、“舞工队”全是“师父师大爷”辈儿的，只有我一人是“小字辈”，必会得到大家的照顾，又有师父把场，加上我自己略有些舞台经验，故而上得台去，还算稳妥顺畅。
在台上，倒有一事使我为了难。李后的 [慢板] 唱完，后边有她一大段自述劫难的白口，我寻思:
是按孙甫亭老师教的念呢，还是按师父教的念?
迫在眉睫，不容熟虑，我决定还是按孙老师所授念了下去。幸好事后师父大度，并无门户之见，很让我感佩信服。
那天，师父搬一把椅子，坐在大幕右侧，注视我的一举一动。戏演完，台下观众热烈鼓掌，师父款步登台，拉着我的手，频频向观众谢幕。观众很少能见到便装的李先生，于是激发彩声一片。
1965年，我在师父的教导下，学会了《赤桑镇》，而后在吉祥戏院又与裘先生合演一次，同样博得好评。《赤桑镇》剧中，吴妙贞的唱腔全由师父设计，我看见他随时随地哼着小腔，有时躺在床上，把胡琴放在腰间，边琢磨，边轻轻操琴。他亦不满足于已经唱惯偏俗的老调。
师父既有天赋的好嗓子、金嗓子，又善于创新，撷英集粹，所以能自成一派。
有一天，我学完《游六殿》,在休息闲谈时,我大胆而率直地对师父说:
“师父，我拜您为师，学您的演唱艺术，可我不学您。”师父一愣: “哎! 小辫儿，怎么回事儿? ”我忙解释:
“您看，我的师兄都是男性，他们有学您的条件还学不了呢，我一个女孩子更学不了啦!
”师父听罢，沉吟片刻，没有责怪我，却道:
“小辫儿，你真是一个有心胸的孩子，说的在理儿，能说出来我就高兴。我也不是踩着别人的脚印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呀!
”师徒如父女。“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师父能不以我为狂妄，理解我渴求技艺的胸怀，不迂阔，不偏执，支持我此后在学艺中可走自己的路，多攀摘些桃子在手。诚良师也。
从此，恩师毫无见外之意，对我教戏更加严格。他家有一间小阁楼，为了教戏不受干扰，我们索性爬上阁楼教、学、拉、唱。得到师父点化，真乃“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天忌英才，师父于1974年不幸病逝，享年76岁。乌云压城，史无前例的年代。演艺界、团中良
朋、亲友、众徒莫不悲痛欲绝。我忍痛帮着师兄师姐为之装殓，送我尊敬的恩师直上云霄。旷世才华，此去当泣鬼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戏重上舞台。戏是要唱的，在唱工上我必须宗法师父所授之道，但窃以为，传承与创新是辩证关系，传承得好才能发挥（才有本事发挥）自己的个性(创新)。机械地继承，大概就不会有“四大名旦”，所以我在《三进士》与全本《金龟记》(《钓龟·行路·哭灵》)中有所创新，适当揉进其它剧种、曲种里的鳞鳞爪爪。
师父健在时，我度德量力地坦言:
“我不学您”，是自愧没有真正唱好正宗“李派”的条件，却不等于我不想努力真格的像“李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略有创新，亦并没有“立住”。毁誉由人，减否听之。师父教我摘桃子，不能啃一口就扔掉吧?
宋祖英唱过一首尊师自励的歌儿《长大了我也像你》，使我感慨系之。王晓临早已长大了，再不便梳小辫儿，不再化妆就是老旦，亦当了外婆。但比起师父李多奎，我顶多够上个得意门生，还远远达不到“也像你”的境界。每每思及犹如父女的师徒之情，都不禁惨怍而怆然泪下。
馨香祷祝恩师永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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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7 08: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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